锡伯族“朱伦”

内容提要：“朱伦”(zhulun),在锡伯语中特指长篇小说；“朱伦呼兰比”是指用一种较松散的哼吟曲调念唱长篇小说.这种文学现象在新疆锡伯族民众中传承了二百多年现已行将消失.“朱伦”的传承,对维系锡伯族的民族语言文字、吸纳外来文学营养、构架自身文化传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关 键 词 ：朱伦 念唱 翻译 抄本

作者单位：新疆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在新疆锡伯族诸多的文艺活动中,“朱伦呼兰比”这种街坊邻里会聚、亲朋好友云集,大家围拢一处,由一人念唱长篇小说众人聆听的乡村文学活动,自萌芽到兴盛再到衰微,无疑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直至20世纪上半叶,这一活动还曾是各牛录大部分村民闲暇时尤其是冬季主要的休闲方式之一.在这种消遣形式下深隐着一个民族丰富而漫长的文化生活史,它犹如民族文化的摇篮,让偏居一隅的锡伯群体从中安享文学的悠然,感悟大千世界的千姿百态,强化对国家民族历史的认同,扩展审视真善美的视野；它绵延传布几百年,对一代代村民的文化生活施以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一、朱伦呼兰比的存在形式

“朱伦”(zhulun),在锡伯语中特指长篇小说,“呼兰比”(hulabi)为动词,有“念”“朗读”之义,两词组合,字面义为“读长篇小说”,可这样的直译并不能完整地表达这一文学活动的主要特征.“朱伦呼兰比”是指用一种较松散的哼吟曲调念唱长篇小说.新疆锡伯人朗读长篇小说离不开曲调,倘若有人提到“朱伦呼兰比”这个词,他们的脑海中除了会浮现出各种手抄本以及妇孺老少围坐炕头聚精会神聆听小说的场景外,耳际还会回旋起读书人随着小说内容的波澜起伏而不断变幻的哼吟曲调,锡伯人称其为“朱伦木旦”(zhulun mudan).所以,将这一词组译成“念唱朱伦”或许能更贴切地表达此类活动的特征和本意.

这种在新疆锡伯族乡村各牛录普遍存在的自发性文学读书活动,起始年代暂无从考据,但从“锡伯人自东北西迁伊犁时就携有不少朱伦抄本”的传闻来看,这一活动无疑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据调查,20世纪60年代以前各牛录每条居民街区几乎都有一两个因念唱朱伦而自发形成的群体,成员多系街坊邻里,少则人,多则近二十人,男女老少无定数,其中必有几位娴于念唱朱伦的艺人,他们或为白须耆叟,或为乡村夫子,因识文断字优于同乡,说事论理幽默风趣,且能自如运用多种曲调,对内容和叙事风格不同的朱伦给予相宜的情感表达,自如地将听客带入小说意境,感受文学的乐趣,故倍受乡亲们的惠爱,乡亲们称他们为“朱伦念唱艺人”；个别街区还会出现念唱朱伦不逊于须眉的女楷,她们也同样受到乡亲们的推崇.念唱朱伦的场所多选在该群体某一房舍较宽敞的成员家中进行,并不固定,视方便与否不定期地调换；也有的大户或借到一套好朱伦的人家,会主动邀请高手来自家念唱,闻讯的街坊邻里自然不会错过机会,每晚茶余饭后必到场与大家一起享受听朱伦念唱的乐趣.主人对所有听客都一并热情相待,决不会慢待或拒之门外,以成乡亲们的笑柄.为此,要事先将正房火炕烧得暖烘烘的,炕上放一小桌,桌上置一油灯,炕沿下方有一燃木炭的火盆,用于热茶温酒；来这里的朱伦听客,年长者多盘腿坐在炕上,青壮年或妇女,有的坐在炕沿,有的围着火盆坐在板凳上,小孩则躲在不显眼的某个角落,视兴趣浓淡决定去留；念唱朱伦者无疑是这一场景的中心人物,他们靠着小桌坐在炕沿上,凭借着油灯的光亮,全神贯注于朱伦内容,兴致勃勃地给大家念唱,每当口干舌燥时,自然有人递烟送茶,而听客也会借此间隙对朱伦内容议论一番.

念唱朱伦不同于一般的读书活动.一般读书活动读者和听者在接受效果方面有所不同,读者因朗读需要,视觉听觉并用,容易全神贯注地进入故事场景,感受到作者精心营造的文学氛围；而听者因受制于读者的语速,且要面对语调和节律单一的叙述,若不具备有素养的听力,往往容易走神,致使同样一部作品,在两个角色不同的接受者的体验中,对其文学意味的感觉会出现明显的差异.念唱朱伦不同,念唱者在全神投入故事内容的同时,还须运用带有情感色彩和节律变化的曲调将其对故事的理解传达给听者；对听者而言,曲调的感染力远胜于叙述,由感情丰富的曲调描述出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更容易将听者引入作品的文学意境,从而缩小读者和听者在同一场合对同一文学作品在感受和体验方面存在的差异.这在乡村文学素养有限且以兴趣为牵引力的读者群体中,尤其如此.或许这也是“朱伦呼兰比”活动得以在新疆锡伯族群中普及并经久相传,直至定型为民族文化传统的成因之一.

庞大的散文体叙事作品决定了朱伦曲调的非固定性.由于作品内容不同,叙事风格有别,不同念唱者的审美尺度不一等因素,致使念唱朱伦者不可能采用一致的曲调,只能因人因作品而异,采用适合于长时间叙述且不受约束的自由曲调.所以,在锡伯族众多的朱伦念唱艺人甚至是师徒之间,几乎都没有完全雷同的曲调,即使某一艺人在不同时间念唱同一部作品,其采用的曲调也不会完全相同,只能重复一种大体相似的调式.当然,这并不妨碍听客们对艺人念唱水平的评价.一个优秀的念唱者,不仅要唱词清晰,断行分句得当,而且还要随着书中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的发展,赋予其或喜悦、或高昂、或委婉、或激烈、或深沉、或悲哀等不断变换的曲调,而要做到这些,念唱者除了须具备一副好的嗓音之外,还要有一定的文学素养,即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能力,对文学形象的洞察能力.只有在很好地理解作品情节内容和洞察文学形象禀赋的基础上,才能自如地运用表现不同情感的鲜活的曲调传达作品内容,才能在念唱中流露出感同身受的真情,才能牢牢地抓住听客们的兴趣.这几方面成了乡民们对念唱朱伦者的评价尺度.

二、朱伦从哪里来

从长辈们的追忆或查找族人著述,我们可以得知,在人数不多的新疆锡伯族群中曾流传和过大量用于念唱的朱伦抄本,直至今天,在珍视民族文化遗存的老人家里,在当地民俗博物馆或县图书馆中,还可以见着这类朱伦的残存样本.按创作渊源,这些抄本可分为本民族创作和译自外民族两大类,后者又可分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三种类型.

从流传时间来看,迄今为止能够确认流传在新疆锡伯族群中最早最久的朱伦抄本是译自中国古典文学的作品.诸如《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宋史演义》、《封神榜》、《水浒传》、《西游记》、《七侠五义》、《岳飞传》、《杨家将》、《西厢记》、《聊斋》、《清史演义》、《红楼梦》等等,几乎大部分汉文古典章回小说在新疆锡伯族民间都曾流传过相应的满文译本.有人估算这类抄本在锡伯族民间有百余种之多,要核实这一推断,即使在很多抄本已遗失的现状下,也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列出书目在年长听客中做一番调查即可略知其详.可要澄清其中哪些是锡伯人自译,哪些是早先满文译本直接传入,这却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因为先于锡伯族西迁伊犁之前,满族群体中就已经盛行译介汉文典籍的风尚,包括“四书五经”、训导劝诫类传世范本以及不少古典文学名著,早在清朝鼎盛初期就被文人墨客译成满文,并作为强化“国语骑射”的教材内容,向包括锡伯族在内操满语满文的各族群中广泛传播,尤其是“康乾盛世”期,译介和传播明清小说曾在盛京(今沈阳)等地盛极一时.在语言文字方面与满族有亲缘关系且已融入满洲八旗驻守东北各城池的锡伯军民受其濡染并不为奇,只是在当年锡伯族群中是否也有人介入了译介明清小说的行列,要确认这一点尚无可资依凭的实据.但考虑到这些译介活动在当时仅仅是供文学消遣而在民间形成的自发行为,不同族别的群体在无像样的民间满文出版业可依赖的社会条件下,自发涌现翻译高手翻译明清小说,以满群体成员文学消遣需要的行为并不是没有可能,只是由于政治地位的边缘处境决定了他们文学意识的闭锁状态――文学交流呈单向态势,多见流入,少见输出.所以,在早期流传的朱伦中,我们还不能断然定论：其中没有锡伯人的译本.尤其是因为锡伯族乡村文人均成长在浓郁的民间文学生态环境中,名利观念淡薄,他们创作和翻译的文学作品也多依赖于民间文学传播渠道存在于世,故留给后人佚名之嫌,在所难免.值得关注的是：乾隆后期以降,以国语著称的满语文开始衰落,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满族群体大部分成员逐渐以汉语文取代了满语文的至尊地位；而西迁伊犁后的锡伯人,在长达近两个半世纪的漫长岁月和几乎完全脱离原有语境的人文环境中,不仅仍然维系着锡伯语满文的母语地位,甚至还延续着以此传唱中国古典文学的风习,其中为传承这一风习所必须的翻译、缮写和创作在新疆锡伯文人中更是从未停歇.这种现象似乎昭示着一种并不为主流视野所关注的文化认知：锡伯人在西迁之前既已具备相当的满语文功底,惟如此,他们才能将活形态的满语文骄傲地延续到今天,使其成为新疆通行的六种文字之一.

早期的明清小说转化为锡伯族朱伦抄本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由满文译本直接传入；一是由锡伯乡村文人自主翻译.满文译本的直接传入是适应满语文兴盛于东北地区的社会现状而在整个锡伯族群中必然存在的客观事实,应该是锡伯族西迁之前朱伦来源的主渠道,此间锡伯族文人的翻译活动则显得微不足道；随着满语文在全国范围由南向北衰落趋势的加剧,直接使用汉语文的满族群体日渐扩大,流入锡伯群体中的满文朱伦译本必然越来越少,尤其是西迁新疆的锡伯族群因脱离了满语文通行区域,要维系朱伦念唱传统,除了利用和不断转抄原有朱伦外,能够为传统注入活力的只能是由本族文人依据尚能觅得的各类拓印石刻新版汉文读物来自行翻译,而随着屯垦戍边岁时的延长,这种自主翻译必然逐渐成为锡伯族朱伦来源的主渠道.

当然,朱伦念唱活动得以在新疆锡伯族群中长期存在的社会条件,首先在于该族群长期一贯地维系着满语文的母语地位,从而为这一活动提供了最基本的语言载体；其次在于寂寞的戍边生涯和农垦的冬季闲暇助长着人们对文化消遣的需求,从而为这一活动提供了最基本的时空背景和动因；再次在于明清小说受众的平民化取向迎合了锡伯村民的趣味爱好,从而使这一活动得以在该族群中广泛而长期地普及；最后还在于不同时代脱颖而出的精通满汉文的翻译匠人和更多的乡村誊写文人的存在,为朱伦的翻译和抄录提供了必要的人才储备.

锡伯族谙悉满语文由来已久.据史载,天聪八年,皇太极就有锡伯族所操“语音与我国同”的说法.①至康熙三十一年,清政府从科尔沁蒙古八旗将锡伯族悉数赎出时,该族群中有不少通满蒙语文互译的披甲,可供朝廷遴选,以应付对俄外交事务口笔译之需.②到了17世纪末锡伯官兵分散驻守东北各城池要隘时,已有部分锡伯官宦子弟进入清办学堂,更多幼童则就学于各类社学、义学、书院、宗学、私塾,以备遴选披甲考核.③西迁伊犁河畔后,伊犁将军府在锡伯营设有清书房一所,虽吸纳锡伯子弟不多,但累年相沿,还是培养出了一些文人,而且锡伯营各牛录均有私塾,吸纳富家子弟就读.1802年,伊犁将军松筠办敬业官学,由满、汉教师分司教读,汉语文被正式纳入新疆八旗教育体系,当然这并不排除民间另有学习汉语文渠道的存在.1883年,锡伯营总管色布希贤利用朝廷补发同治年间动乱七年和沙俄占领伊犁十年所欠各驻防营官兵的饷银,在锡伯营各牛录均设一所义学,推行双语教学,甚至选送锡伯子弟赴俄留学,此后的锡伯乡村教育更是学校蔚兴,彬彬称盛.④依史载锡伯族教育沿革情况推断,注重教育的锡伯族在各个时代都应该有擅长书写的文人,他们或行差在军旅,或从业在学堂,其中散布在乡村的文人,当不在少数,或许正是他们在漫长的岁月里致力于翻译缮写朱伦,寂寞地承担着秉承和传播文化的使命,可是因身份卑微,无缘显名于史册,故为遗存至今的诸多朱伦抄本留下了不少疑问.

进入20世纪后,有关民间翻译、缮写、念唱和朱伦的情况,因当事人或其亲朋好友或其子女尚健在,线索已显得清晰起来.伴随着大的社会变革,这一时期产生的朱伦在内容方面也发生了变化.自1903年到1936年间,先后有三批锡伯族优秀青年被选送到俄苏,在阿拉木图、塔什干等城市留学,他们受西方思想影响和俄苏语言文学熏陶,回到家乡后力图利用所学影响同胞和改良社会,其中有人致力于外国文学和俄苏文学翻译,先后译出《错中错》、《鲁滨逊漂流记》、《复活》、《死魂灵》、《神秘岛》等10余部外国名著.这些译本虽然也采用了手抄本形式,但并未在乡村得以普及和广泛传抄,仅限于在有外国文学修养的锡伯族知识分子中传阅,与此同时,家乡父老对汉族章回小说仍情有独钟.新中国成立后有所变化,乡村开始出现《新儿女英雄传》、《暴风骤雨》、《吕梁英雄传》、《高玉宝》、《林海雪原》、《渡江侦察记》、《金陵春梦》、《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苦菜花》、《迎春花》、《阿诗玛》等中国现代小说译本,这些译本被乡亲们不断转抄,很快以朱伦形式传播开来；而管兴才、郭基南、穆精阿、希布阐、正津巴图、玖山等一大批乡村文人,则是这一时期为人们所熟悉的朱伦翻译者.

题材的宽泛和多样是这一时期流行朱伦的特点.依据不同题材的译本,我们可以揣摩不同乡村译者对不同时代不同类型文学作品的偏好.当这些译本不断被转抄并流入朱伦念唱渠道后,我们可以依据朱伦抄本的多寡来判定受众群体的审美情趣以及朱伦念唱形式对不同叙事风格作品的取舍.一般来说,语言生动,寓意明朗,人物性格鲜明,以连贯而曲折的情节来彰显主题的叙事文本,似乎更容易以朱伦念唱形式传播,有着更多的抄本；而那些以景物和心理描写见长,寓意曲折而深刻,以心灵历程的展示来突出主题的叙事文本,则在村民的朱伦念唱活动中受到了冷遇.由此可知,通俗是朱伦念唱活动取舍不同译本的重要标尺,或许这也是40年代中期锡伯族部分进步青年所翻译的外国名著未能在家乡父老乡亲中得以普及的原因.但这并不影响民间藏有大量朱伦抄本的事实,只是到了“”时期,经过数次意识形态领域的“洗礼”,锡伯族乡村绝大部分朱伦抄本被当作“糟粕”遭到人为焚毁,侥幸存于民间的不过十有一二.即使在这种特殊的年代里,孙扎齐牛录的穆旭东(1905～1985),感念于乡亲们不畏思潮迫害,暗自聚集念唱朱伦的行为,退休后以晚年之躯致力于朱伦翻译,其中的《红楼梦》译本为乡亲们普遍称道.这部在乾隆年间由满族作家用汉文创作的文学经典,二百多年后或许是第一次以满文形式在锡伯群体中出现,这引起了相关学界专家的关注,1992年新疆人民出版社以书版形式正式出版.

当然,用于念唱的朱伦抄本并不仅限于翻译作品,平日里或在短暂的歇息期以朱伦曲调来念唱本民族自创的散文、短篇小说、民间故事甚至于书信,也是乡村中经常可以见到的现象,亦可视作“朱伦呼兰比”的附属形式,只不过没有像正式的“朱伦呼兰比”那样显得有规模有场景而已.这种状况到了1992年才有所改变,锡伯族专业作家郭基南用锡汉两种文字创作出第一部以本民族西迁史为题材的三部曲长篇小说《流芳》.就民族文字而论,这部长篇小说使锡伯族朱伦史上第一次有了讲述本民族历史故事的读本,只不过由于社会条件的不同,它与传统朱伦相比又有所不同,是以正式出版物面世,而不是以手抄本流传.按说正式出版物字体规范,版本美观,低廉,便于迅速普及,应该有着远胜于手抄本的诸多优长,但由于锡伯文出版业在遭遇二十多年停办于80年代初期开始恢复之后,出版水平与其他文种相比,还处在相对滞后的状态.首先,无论是技术手段还是贴近读者群的程度,尤其是字体、版式,尚未找到即符合现代出版业运作规律,又适于传统朱伦念唱、传播和珍藏的最佳形式；其次,以锡伯语为母语的普及教育同样也遭到取缔二十余年的厄运,其后果是产生了一代锡伯文文盲,朱伦文化圈人数已今非昔比；再者,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科技成果在现代社会的普遍运用,已使乡村文化消遣形式大为改观,尤其是电视在乡村的普及取代了朱伦念唱活动的时空位置.在这种背景下,《流芳》――这部在锡伯族文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且对朱伦念唱活动来说十分难得的作品――的问世,还有不少职业文人先期翻译出版的当代小说,在新疆锡伯族乡村社会并没有像以往的手抄本那样得到预期的反响,这应该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三、朱伦文化对锡伯族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影响

就通俗文学而言,人们的需要决定着文学活动的存在形式和内容,同时,文学活动的存在也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取向.朱伦文化现象在锡伯族乡村社会存在了两个多世纪,它顺应着一个偏僻的相对封闭的社会群体对外部世界知情的渴望,顺应着一个携带眷属负命于千里边塞履行戌边职责的八旗军旅对与己相关的国家和民族历史命运会通的需求,将大量以通俗文学形式反映历代江山社稷更迭缘由的讲史演义,用文人翻译、民间传播的形式引入到新疆锡伯族乡村文化生活领域,并使其得以普及和代代相沿,应该说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同时,作为外来文学读本经由文人翻译转入民族传播形式之后,已经大大地缩短了族人与代表中原文化人心态的作者之间的心理距离,族人在消遣这些文化产品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接受着其施予的精神影响,由此给锡伯族乡村社会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朱伦译抄本的传播为新疆锡伯族长期延续本民族语言文字提供着现实的范例.就内容而言,朱伦承载的主要是中原汉文化,但其表现形式是满语文.锡伯语和满语同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和满语有着相同的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存在着语音上的细微差别和词汇上的发展演化,在清代和民国初年一直沿用满文,至1947年经锡伯文人在满文基础上的改革,形成了现代意义的锡伯文.与操满-通古斯语其他族群相比,新疆锡伯族在传承和维系满-通古斯语言以及借以反映该语言的满文符号方面,无疑是最忠实的践行者,它让满语文以活形态存在至今,从而为中华主体文化保留了一个色彩不褪的分枝.这其中固然有着多重复杂的社会缘由,但朱伦抄本的存在无疑是重要的成因之一.在以满文以及后来意义的锡伯文形式固守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朱伦无疑承担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它如同数据库,为乡民们备份着最基本的语言词汇,又同教科书,为乡民们提供着普及面最广的乡土教材,而朱伦翻译、誊写和念唱活动本身则为该语言文字的运用提供了可操演身手的现实场景.

其次,朱伦译抄本的传播强化了锡伯群体的儒学观念.自明清以来盛行的小说体讲史演义,多为中原儒学之士所撰,其中富含以“忠、孝、礼、义”为核心的儒学思想.这些思想通过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以及所述事件和人物的命运结局得以显现,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于受众,使其习惯于据此来评价事物、判断是非,继而逐渐成为人们用于衡量现世行为的道德标尺.有很多事实可以说明朱伦文化对锡伯族社会生活的影响程度,其中察布查尔县各牛录至今还残存的关帝庙遗址,既彰显着这一影响的实例.在无其他可资依凭的史料来说明关公崇拜现象在新疆锡伯乡村产生的缘由之时,我们只能将其与朱伦文化相联系,是朱伦文化在该族群中树起了一个忠义楷模,而在崇信神灵的时代,人们通过塑像、绘画、立庙等神化手段,将其与本民族现世生活相联系,以冀望这一代表忠义的神灵对自身处境的庇佑,这应该是并不离谱的推测；倘若再考察历史上《三国演义》在新疆锡伯族乡村的普及程度,则会进一步确信这一推测的成立.据传,西迁新疆的锡伯军民落脚伊犁河畔后不久,因移师西陲有功,两官员受命赴京朝见皇帝,得到封官加冕及丰厚俸禄后,再求乾隆帝赐以兵书,用于休闲时研习兵法,以备锡伯营地处偏远,战乱时朝廷鞭长莫及之需.可乾隆帝却赐之以《三国演义》,认为这就是最好的兵书.此后,伊犁锡伯营官兵传抄《三国演义》成风,民间亦以熟读熟记此书为荣,甚至在此基础上创作出了带有本民族文学意味的长篇叙事诗《三国之歌》.此风尚历代不衰,由此衍生出关公崇拜就不足为奇了.此外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诸多关老爷护佑锡伯村寨的传说,这也从不同侧面佐证着锡伯族群接受《三国演义》影响的事实.

再次,朱伦译抄本的传播使新疆锡伯族乡村萌生了最初的民间教育形式,并在特定时代促进着历代村民教育水平的提高.朱伦文化现象在新疆锡伯族群体中存在已久,历经漫长岁月,虽未形成相应的职业群体,却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以翻译、缮写、念唱或朱伦译抄本见长的乡村文人.他们或掩隐在营帐,或活跃在乡村,形式上扮演着文化消遣主体的角色,实际上承担着传播民族语文和国家历史知识义务教员的作用.正是在这种寓教于乐的朱伦呼兰比活动中,锡伯族文学语言得以普及和延续,国家历史知识得以在乡村传播,而在这一氛围熏陶下产生的一代代乡村文人,又在自发地延续着这种教育形式,从而使整个群体的文化素质延续不断地得到增益.

最后,朱伦译抄本的传播改变着新疆锡伯族以口承为主的文学传统,并将这一族群对社会文化的认知牵引到了一个新的境地.族内有不少学者推测,锡伯族作为一个长期驻留在我国北方英雄史诗带、且具有悠久渔猎文化背景和浓郁氏族遗风的族群,历史上可能曾创作和传承过不少以反映部落征战和与自然界抗衡为主题的长诗,这在至今尚遗存于民间疑似长篇叙事诗片断的几首渔猎歌、萨满神歌中遗存的氏族神灵、用于朱伦念唱的曲调以及清代以来民间自创的诸多长篇叙事诗等与古老史诗传承相关的文化现象中都可以得到旁证.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在明代以前,先祖用朱伦曲调念唱的或许并不是那些讲史演义,而是在特定地域发生的与民族荣辱兴衰直接相关的充满着幻想色彩和英雄主义气息的长篇叙事诗.由于缺乏记述手段和尚未熟练使用文字,这些长诗只能凭借记忆以最广泛使用的口头形式代代相传,而其中的曲调则是便于记忆和叙述的重要手段.当朱伦抄本伴随着满文的使用进入该族群叙事范畴后,无疑大大扩展了该氏族集团的视野,与以往的叙事内容相比,讲史演义所反映的社会场景更为鲜活,传承的手段更为稳定和便捷,尤其是该族群被编入满洲八旗肩负起国家政治使命并和其他民族广泛接触之后,以往的氏族社会组织形式被逐渐瓦解,具有凝聚氏族集团意味的口承叙事自然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代之以包涵有广阔社会场景和内容的对适应新环境有借鉴作用的以书面形式传播的朱伦抄本,就成了锡伯族叙事传统转变的一种必然.

四、被遗忘的朱伦念唱艺人和消失的朱伦译者

虽然朱伦念唱在新疆锡伯族乡村社会已延续了两个多世纪,但作为因擅长念唱而受乡民推崇的艺人,却从来没有形成为职业群体.民国之前,他们或为戌边守卡的八旗官兵,或为挥锄舞镰的布衣农民,或为循循善诱的教书先生等即使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生产力的发展已使乡村职业的分化不断加剧,也未能使这一小农经济背景下出现的怎么写作于文学消遣群体的乡村艺人获得独立的职业身份,他们仍然是现代社会中的农民、教师或工人,仅在文学消遣中享有“念唱艺人”的名分而已,活动结束后又回到各自的生产环境中,依旧是某一行业的普通劳动者；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之后,由于乡村文化消遣形式的改观,朱伦念唱艺人在自然状态下就更不可能获得独立的职业身份了,与之相应的是朱伦念唱艺人也在随着人们文学兴趣的转移迅速地减少,念唱技艺也在不断退化.现今,人们记忆中优秀的念唱艺人大多已过世,只有为数不多者尚健在,不过其中有的因久未接触朱伦抄本而念唱技艺荒疏,有的因失去了曾众星拱月般围拢在身旁的听客而兴趣索然,只能在寂寞时抚摸着自家珍藏的朱伦抄本,回味着逝去已久的美好岁月.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里又出现了几位年轻的学习朱伦念唱者,年龄多在30岁左右,他们是出于什么动机学习念唱,念唱一些什么内容的读本,念唱的适用场合在哪里,怎样学习,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调查.

根据人们的讲述可知,沿袭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朱伦翻译者在新疆锡伯族各牛录已逐步消失.这或许显示出一个并不为族内同胞所情愿接受的事实：随着新疆锡伯族中使用汉文群体的扩大和使用锡伯文群体的缩小,翻译朱伦已不再是社会群体突出的文化需要了.这无疑与现行的教育体制有关,朱伦翻译者主要产生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乡村文人同好中,当时他们面对的是懂汉语者少熟悉锡伯语者多的受众群体；此后,直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虽说新疆锡伯族乡村仍维系着良好的母语教育体制,但同时推行的以汉语文为主的新的教育体制已将锡伯族基础教育纳入到大一同的全民普及教育体系之中,在这一背景下,乡村文人同好中再没有出现朱伦翻译者,其原因之一在于此时的乡村读者群体绝大部分成员已能自如地阅读汉文读本.我们无意据此说明现行教育体制对弱小民族文化传统的排斥,这是在任何时期任何环境下都会发生的无奈的事实,况且,相对于现行教育体制打破了锡伯族封闭的社会形态,扩大了群体成员的认知视野,推动了弱小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快速提高等等更大的社会成就而言,被排斥的传统文化已显得微不足道；同时还应看到,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是时代的产物,当滋生文化现象的社会条件发生巨变时,文化传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是毋庸争辩的文化发展规律.但是,朱伦念唱毕竟伴随着锡伯族西迁走过了二百多年的里程,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标识物,我们从多角度剖析它衰落和消亡的原因,忠实地记录这一过程,这在倡导多样性文化存在的今天,应该是值得费心去做的文化工作.

注释：

① 参见《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一,第14-15页.

② 参见《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条、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条.

③ 参见《锡伯族简史》第103页,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④ 参见《锡伯族简史》第104-105页,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责任编辑：汤晓青】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