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在法治席卷全球之际,中国这个大国也自然而然地要走法治之路.在法治之路上不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是,法律不被人们所遵从,更多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尴尬局面层出不穷.为了解决这一尴尬局面,人们又一次将眼睛转向了西方.此时,西方的整体性危机也爆发了,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就是为了解决这一西方的危机而撰写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于是,人们呼吁法律必须被信仰,只有这样法律才可以被人们所信服并遵从.在中国这个复杂的国度里,如何将移植来法律信仰论和本土资源相融合,这是中国法律人所探寻的一个问题.不管怎样,任何法治的问题都必须置于这个本土的背景下,否则就有可能背道而驰,适得其反.
【关 键 词 】法律移植；法律信仰；法治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116-01
法律是“世俗的、理性的、功利的制度——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宗教则是“社会关于终极意义和生活目的的直觉知识和献身”.按照书中的阐述,法律正趋于被理解为一种世俗化的工具,而宗教是脱离任何规则束缚的日趋私人化的精神自由.
这种极端主义的观点在伯尔曼看来,征兆着西方人类的整体性危机.这样的整体性危机实为我们人类共同的危机,只不过是中国还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我们还不够资格去思考这样的危机,因为我们有自己目前的危机即法律失去了应有的崇高权威而不被信任,不被完全遵从.
人类社会从刀耕火种的时代,经过无数人的努力,一步步发展到了如今这个所谓的现代化的时代,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时代存在着或是潜伏着一种很大的危机即人类生存意义的危机.伯尔曼认为这种危机将可能导致西方文化的精神崩溃.而在伯尔曼看来,整体性危机的重要表现就是丧失对法律的信任以及失去宗教信仰.而这种局面将会直接导致人们对维系社会与社会前景的价值实体的整体怀疑,文化毁灭的前景由此露出端倪.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伯尔曼认为其中的原因之一便是法律与宗教的截然分离.而法律与宗教之所以会截然分离又是因为人们没有认识到法律与宗教之间以及法律价值与宗教价值之间的关联.
法律与宗教的截然分离,这在中国是自古以来都存在的局面（可能不像西方那样明显）,所以,虽然我国在建国初移植了西方尤其是英美等国的法律,可以说是全盘接受.当时也只是拿来主义,只是想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法律人也无暇去考虑这样的法律会发生什么样的灾难或变故或是危机.于是,在提供这个移植对象的供体发生危机的时候,我们这个受体必然会发生危机,其实,这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或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而是,我们这个危机是一直都存在的,从它被移植来的那一刻就存在,只不过是潜伏而已.
现如今,当供体发生了危机的时候我们猛然地发现这样的危机和我们的问题是那么的相似,于是,法律人在想,是不是可以借助供体方所提供的解决办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呢.于是,“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如同虚设.”这句至理名言一时间在中国的法律界被当作良方而传开.
“信仰法律”在某种层面上来看好似也是向西方学习的一种外在表现,大抵通过这种形式化的学习才可能彰显出中国社会的进步,才能表明我们中国现在已是超级大国、法治大国,文明大国；而对于中国的一些学者们好像也很有成就感、收获感、荣耀感、大师感.中国在国将不国,救亡图存之际,将眼光投射到了西方社会,更是将交点汇聚在了西方的法治.此种情况下,中国在没有西方法治形成所需要的时间积累这一历史基础事实时,却以这种基础开启了“法治”的道路,于是乎,各种规则压向了人民,压向了社会；并对此社会进行了盲目地大整顿、大重组,大糅合.也许当时并没有觉得有何不妥,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并不允许有任何捷径.于是,出现了一系列的既定规则与社会事实不相符合,以及更有甚者,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了有法不依的可怖局面.
在我们所移植来的西方法律里面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验,反倒常常与我们的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于是,当我们最后不得不接受这套法律制度的时候,立即就陷入到无可解脱的精神困境里面.一种本质上是西方文化产物的原则、制度,如何能唤起我们对于终极目的和神圣事物的意识,又怎么能够激发我们乐于为之献身的信仰与?我们不是渐渐失去了对于法律的信任,而是一开始就没有也不能信任这法律.因为它与我们五千年来一贯尊行的价值相悖,与我们有着同样长久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
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封建帝制的皇权至上,宗法、特权观念、专制观念、权力至上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思想产物,即长久的封建人治传统的中国所构造的法律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这种渗透将会持续很久很久以至后现代之后的后现代）中国现在的法律只停留在而且只能存留在工具主义的层面（由于中国的问题太多,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种族问题、问题、犯罪问题等,国家只能试图通过法律来解决这些纷繁复杂的问题,这也许就是工具主义产生和存在的根本的正当的原因）.而且并没有完全消除法律信仰的阻碍因素.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想建设法治社会,就必须使人们信仰法律,从而遵从法律,依法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