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根据新的部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正在加紧研究制定；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优化政府机构设置；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明确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职责权限,探索实现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
权力高度集中现象仍然存在
党校教授王贵秀：党虽然一再反对个人说了算,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但在一些党组织内领导者个人集权的问题依然存在.最突出的表现是,当年所概括的“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这一痼疾依然如故,在一定范围内还在加剧.
书记被称为“一把手”、“班长”不正常.这实际意味着书记在党内的职务、身份、地位特殊,具有高于其他委员、常委的特权.这是与党的集体领导体制和党内相违背的一种常见的个人集权现象.把书记称为“一把手”,隐含着“下级”对“上级”的示好和奉承,助长了权力的过分集中和不受约束.现在的某些做法比如“一把手负责制”,实际上加剧了“一把手”权力更加集中的趋势.
一个时期以来,在有关问题的讨论中,有把社会主义误读为“为民作主”、“新权威主义”、“精英主义”的倾向,从而模糊了“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中国,始终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根本.比如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人民当家作主是出发点和归宿,最为根本；党的领导是其政治保证,服从和怎么写作于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其法治保证,也是服从和怎么写作于人民当家作主的.
党校教授严书翰：权力的过分集中也体现在政府的职能设置上.在下一步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要更加科学地将职能部门的事权和权力合理配置、清晰划分,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按照“权力三分”的原则,将一些相应的权力还给社会、还给群众,实现权力的适度分解,并将其制度化.
大部制的思路是既定了的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首先是“大部制”的实行,有可能构建大交通、大能源、大农业、大文化、大卫生这几个部门,具体怎么组合还有很多因素,但思路是既定了的.
其中,大的综合部门,比如国家发改委的权力是需要分解的,以后一个部委可能直接对应一个副总理,而不是都通过发改委,让发改委成为“小国务院”.
另外就是要按照决策、执行、监督三种权力相互制约监督的思路来确立政府机构和其运行机制.要把决策和执行分开,避免一个部门权力过大,以便相互制衡,这是一个很清晰的思路.比如说现在的政府采购,是由财政部制定采购政策,负责执行,把政策制定机构和执行机构分开了.
下一步会进一步向这一方向深化改革.政府层面,各个部委之间的运行要按照上述三种权力相互制约监督的原则改革,包括即将实行的“大部制”,大部委内各机构之间也是将决策、执行、监督的职能分化.
总之,“大部制”是改变部门林立、多头管理的问题；而将部门职能分化,使得决策、执行、监督分开,又是解决部门权力过大导致腐败的问题.
部门合并拓宽管理幅度
中国政法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副所长翟校义：“大部门制”能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行政事业经费增长过快.目前有统计显示,该经费增长比率已经超过30％,高于GDP和财政增长.“大部门制”通过合并精简机构,能把职能重合的部门省略,通过缩小机构规模从而节省行政事业经费开支；还可以精简人员,可以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减少各部门之间原来职能交叉相互椎诿责任的情况,更明确权责,有利于区分责任,便于提高行政效率和进行行政问责.
仍面临先改革后膨胀的怪圈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每隔5年一次机构改革似乎是一个周期.之前1998年和200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主要精力都是围绕着精简机构来进行,但却没有能够走出精简机构之后再次膨胀的循环.“大部门制”也面临这样的怪圈.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职能部门,一般不到20个,而我们国家设立的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却很多.
当前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职能部门数量偏多,划分过细,相当多的职务被领导岗位占据,而真正从事具体事务的人手并不充足.“大部门制”的设想,实际上就是更大程度上整合机构.这将对解决政府职能交叉起到积极作用,能够杜绝各职能部门相互踢皮球的现象,降低协调成本.
公权力在改革中逐渐减小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教授毛寿龙：政府的公共权力在历次改革中是逐渐减小的.历次的政府机构改革中,一方面,在不断减少专业的政府管理部门,比如逐渐撤销煤炭部、石油部、机械部等；另一方面,也根据宏观经济管理和市场配置资源的需要,相应地增加了适应市场的机构,比如审计署、药监局,包括证监会、银监会等机构.腐败产生的很重要原因,一方面是人的因素,另一方面是由于权力分散,职责不清晰相互交叉,加上行政决策效率落后,导致存在很多寻租的空间.“大部门制”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进行集中和明确,可对腐败问题产生一定的抑制.
公权力本身抗拒公权力的改革
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范亚峰：我们现代化的国家架构还没有完成,其中很重要的方面是对民众公共权利的保护.公权力的边界应该是公民说了算,而不是国家机构自己说了算.除此之外,政府内部需要权力的制衡,立法权力和司法权力需要分工.政府机构改革的关键,不是职能部门的大小,而在于权力是否得到监督.腐败产生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权力不受监督.监督权力机制是约束腐败最有效的办法.现代化的国家是用法制和原则构筑的.监督机制的建立包括开放舆论监督、开放官员的选拔过程,以及用社会关系的网络来监督国家机关.比如环境污染需要环保组织的介入,有些地方污染企业贿赂了环保局,社会组织的介入会监督这种腐败现象.改革的最大阻力就是公权力本身抗拒公权力的改革.目前更多的是行政主导、某些官员集团本身反对改革就是症结所在.“大部门制”作为行政改革是好的立足点,但对遏止腐败作用不大.
（资料来源：《望新闻周刊》、《财经时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