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如何资源配置的两大不公如何增加我们这个社会的韧度如何在件中构建一种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如何让底层民众能够参与经济资源的分配、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县级政权是官民矛盾的交汇点,是件中民众面对的主要对象,是中国政改可行的切入点.搞几个县级试点,撬动中国的政治发展,给我们的民族一点信心,给整个国家一点希望,天塌不下来.
一、社会心态变化,政治认同丧失
从去年的贵州事件,到前不久湖北石首事件,整个社会的心态正在发生着一些比较微妙的变化.事件中闹事的都是一些小孩,一来,马上散了,但石首事件不是这样,参与事件的都是一些青年人、大人,而且面对毫无惧色.拿着盾牌排着队顶上去,老百姓又把他们推回来.死一个人的小事儿,都能演变成几万人走上街头,和对抗,我们要反思这个社会到底出了哪些问题.
一般民众和并没有冲突,和政府也没有直接的利益纠葛,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民众能走上街头这个事件表达的社会舆情已不再是简单的利益问题,而是一种民怨的社会心态,是一种对地方政府认同感的丧失.我们执政的人过高地估计了他们在民众当中的认同度.
社会民怨心态的形成、政治认同感的降低主要是两个方面的不公：其一,经济资源的分配失衡,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贫富差距扩大.有些研究机构测算2008年的基尼系数接近0.5,其实通过我们自己身边的一些经验,也明显感觉到社会阶层的泾渭分明.“不患寡而患不均”,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由一个相对比较公平的社会迅骤地变成了一个经济资源分配严重失衡的社会,其中所积累的社会怨气必定非常大.其二,政治资源分配也失衡.前不久对29岁的市长一事,为什么这么多人关注为什么有这么多猜测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中,地方政务官员的年龄大小并不具有太大的意义,但在我国目前的党政领导选拔任用制度下,年轻似乎意味着前程的远大,年轻的仕途得意者常会引来对其家庭背景的猜测.因为一个有“背景”的人能拿出交换的“资源”,往往会受到“裙带风”的关照,利用干部选拔机制中的“快车道”,成为各种“潜规则”的受益者.类似事情不胜枚举,民众也早就受到了现实的教育.
二、对官民关系的深层理解
在社会心态变化、政治认同感稀薄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对官民关系有一个更深的理解.以前我们常说和人民是鱼水关系,但这样理解还看不到社会的实质问题.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提出一个概念叫“刚性稳定”什么是刚性稳定它是一种以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为基础的政治稳定,它以社会的绝对秩序作为管治目标.中国只要发生游行、、、罢工、罢市等等任何行为,都会被看成非稳定行为.在刚性稳定下社会管治的最大特点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而且经常把民众正当的利益诉求当成对社会管治秩序的破坏.中国社会的稳定首先是政治稳定,政治稳定的核心不是国家的法律怎么实施,法院或者人大、政府怎么依法运转,它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排他性,把垄断政治权力作为最高甚至终极目标.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种没有底层民众自愿认同的稳定,是不能持久的.政治学里讲的社会稳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认同.我认你,你的政权才有合法性.但现在的关键是我不认你,你说什么都对我没有用.
为什么会这样某种程度上,人们对未来失去了信心.两大不公愈演愈烈,人们却不知道如何去克服这两大不公,看不到任何希望.有人会说,你生活不是改善了吗还闹什么闹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判.如果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只能由GDP增长率来提供,如果政治认同感只能建立在牛肉加土豆之上,如果整个社会缺少一种让人信服、给人希望的价值理念,那么这种稳定是很难持久的.这里不仅是老百姓没有希望,很多官员也感觉没有希望.没有希望怎么办没有希望就只有石头了.有人甚至说这是暴民的时代,其实这些没有希望的暴民并不是要推翻这个政权,他只是表达一种不满,表达一种怨愤,你有规则,我就是不服从.
我们知道,从2004年开始,这种群体事件基本每年都有.东西南北,发达地区、经济落后地区都发生过.2004年在重庆,2005年在安徽宿州,2006年在浙江瑞安,2007年在四川达州,2008年在贵州,今年在湖北石首,每年都有.社会中弥漫了大量的不信任、不满,平时你看不见,觉得大家都很正常,社会很太平.但只要有一点火星,弥漫的怨愤就会燃烧起来.当然底层民众的一些不满、局部地区的群体性冲突都很难威胁整个社会的稳定.但这种像液化气一样的怨愤却在不停地增加,爆发一次局部事件不是降低了底层民众的不满,而是在增加,浓度在变高.被一些人视为社会稳定器的精英同盟化解不了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增加了这个社会的刚度,使得这个社会更脆,更易折断.
三、改革的切入点：县级政权
如何两大不公如何增加这个社会的韧度如何在件中构建一种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如何让底层民众能够参与经济资源的分配、能够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我认为一种可行的改革方案是从县一级政权切入.
为什么从县级政权切入我思考了三点理由：其一,县级政权有一个完整的政府机构体系.我们的经济改革是从小岗村开始的,所以有些研究人员认为政治改革也应该从村民自治开始,但政治和经济是不一样的,行政机构的改革从村民自治开始,这个思路是错误的.村委会只是一个组织,不是一级政权.也有人想到乡,但乡级政权没有完整的机构设置,乡的政协、人大都不完整.其二,县级政权利益纠葛少,便于改革切入.一谈中国的改革问题,很多人就想到什么党政分开、什么宪政、什么三权分立.这些人总是认为改革应该从高层切入,其实这种思路缺少对政治运作的正确理解.政权的中高层,各方利益诉求盘根错节,牵一发动全身,没有高超的政治智慧、没有娴熟的政治手腕,很难完成.一改就乱,一乱就死,这是最不想看到的.相反,以县级机构作为改革切入点,离之最远,态度更超然,政府、省级政府的立场更加中立、更加理性.其三,官民冲突主要发生在县级机构.分析近年来发生的若干次件,民众面对的主要对象就是县级政权,县级政权正是官民矛盾的交汇点.
怎么改我近来思考了三点：第一,改县级人大,将县级人大代表职业化、专业化；第二,改县级长官,改流归土；第三,改县级法院,地方法院统归省管,独立于县级政府.
第一,改县级人大,人大代表职业化、专业化.这是什么意思首先,减少县级人大代表的数量和规模.我建议每两万人配一个人大代表,比如你这个县有六万人,可以配三个人大代表.其次,直选县级人大代表,这三个人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当选之后,这就是一份职业,国家给一份工资,这份工资高于县里面科级干部的待遇,其他的职业就不能做了,原来当乡长的必须辞掉、原来当教师的也必须辞掉.再次,如果当得好,老百姓愿意选你,10年、15年,甚至一生都可以当人大代表.此时你就是为了职业而奋斗,就必须告诉老百姓,你为他们做了什么,你就会认真对待这张选票,认真对待这个选民的意愿.最后,人大代表是有法定权利的,他可以调查、反映,给政府提意见,等等.设有这种职业性的人大代表,才能使民众感觉到有人替自己说话、有人替自己办事,才能给民众一些希望.从民意代表开始,真正将中国的人大制度做实就可以了.其实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是比较先进的,我们只是没有把它落到实处.
第二,改县级长官,改流归土.什么是改流归土你不在本地生活若干年,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出任行政长官.如果竞选上这个县长,就必须干完一届,如果中间要辞职,两年之内不能从事公务活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今天在这个地方干一年、明天在另一个地方干一年,完全是一个官僚在到处积累资历.由生而熟,当然需要时间；做成事情,总得有一个过程.如燕而过,能干多少事、多大事叫老百姓又如何相信你呢
第三,改县级法院,地方法院统归省管,独立于县级政府.现在一些老百姓为什么不相信法院,这个法院都是地方政府控制的,他的经费、他的乌纱帽都在地方政府手中.我们坚决不搞三权分立,但是县级法院应该脱离县级政府的控制,统归省管.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老百姓直接面对的是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这两级法院检测如还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的话,怎么可能有判案的独立性呢即使这条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起码也能增加民众对政权的认同感,增加这个社会的韧性.
四、改革的策略：以空间换时间
近日,、国务院转发《关于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意见》、《关于和国家机关定期组织干部下访的意见》、《关于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化的意见》等三个文件,有人认为这体现了对信访工作的新思维.但责任追究制、高压政策、压力体制,怎么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
30年前,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撬动了整个中国的经济改革.30年后,从县级政权切入,为何不能撬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且这种撬动还是平稳撬动、也不是什么休克疗法.若是在高层改,无论怎么改都极危险.借用我们过去的经验,改革县级机构,试点先行,以空间换时间.先搞一两个试点,并不会动摇的统治,反而对整个国家、民族都有好处.能不能带领这个国家走出困境能不能带领这个民族走向现代化这需要大智慧.强力压制行不远,传统思路解决不了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亟须像、那种伟人的政治眼光.建一个试验区,给我们的民族一点信心,给整个国家一点希望,怎么不行呢搞五个县级试点,天塌不下来.
(责任编辑：邓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