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本文在概述了约翰穆勒的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即经济学的含义、特
性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论述了穆勒的这些思想尤其所蕴涵的“穆勒问题”及其在经济学方法论史上所引起的争论,并对女性经济学做了概要性的介绍.
关 键 词：经济学的含义；经济学的特性；经济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901．3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11－0020－07
经济学的学科性质,或者说“经济学是什么”问题直接决定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而决定了经济学家的职能.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撰写了在马歇尔之前通用的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原理》；作为早期实证主义代表人物、逻辑学家,他出版了《逻辑体系》,提
出了在逻辑发展史上非常有名气的“穆勒五法”,对一元论方法论、个人主义方法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发表了肯定的观点.在经济学方法论史上,约翰穆勒《论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及其适当的研究方法》（1836年）一文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研究穆勒的这一原创性的论文所蕴涵的思想,无疑会给我们许多启示.
一、政治经济学含义的反思
在经济学方法论史上,“关于什么是经济学”的观点可以说是莫衷一是,在约翰穆勒之前也是如此.
约翰穆勒在其《论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及其适当的研究方法》中首先反思了以前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进而提出了自己的定义.
第一,以前的定义之一是“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传授或自称是传授国家致富之道的科学”.这一定义来自于亚当斯密所写的《对国民生产财富性质和原因的考察》.但是,约翰穆勒认为,科学与技艺是有重大区别的,科学讲事实,技艺讲戒律；科学是真理的集合,技艺是规则的总和或对行为的指导；科学的语言是：这是什么或这不是什么,发生了什么或没有发生什么,技艺的语言是：这样做,不要那样做；科学认识的是一个现象,并努力去找到这一现象的规律,技艺则给自身定个目标,并找出影响这一目标的种种手段.所以,如果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话,则它不可能是技艺.当然,技艺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就像作为实用哲学的一个分支――力学,制定了运动规律和机械力的性质,而实用力学则教我们如何利用这些规律和性质去提高我们对外部自然界的控制.所以,使国家财富增长的规则就不是一门科学,只能算是科学的结果.政治经济学本身并不传授致富之道,但有资格对国家致富方法做出评价的人必须首先是一个经济学家.
第二,以前的定义之二是“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调节财富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法则.”这一定义往往附上一个说明：政治经济学是就国家而言,而家庭则相关于家庭.这一定义明显注意到了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而不是技艺,但是附加的说明却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使这一定义又回到了上面所说的那个定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而家庭经济学是一门技艺,这是因为家庭经济学是由规则或关于节俭的箴言构成的,其目的是维持家庭定期得到所要的必需品,且保证通过大量规定的手段得到尽可能多的物质享受和快乐.
约翰穆勒认为,在“一门关于调节财富生产、分配和消费法则的科学”中,“财富”一词是模糊不清的.财富通常被认为是除非劳动所得的取之不尽的东西外,一切对人类有用或合意的东西.但就生产领域来说,如果有用或合意于人类的一切东西或一切物质东西的生产法则是包含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话,那么,至少全部或几乎全部的物理知识都将包括在政治经济学中.制造品生产法则中包含了整个力学和化学法则.得自于地壳的财富生产法则则不得不用地质学知识来阐明.这样,就很难说经济学将止于何处,也就很难将经济学和物理学区别开来.
但是,在人与自然的整个交往中,其产生的结果取决于两个原因：作用物的特性（即物质法则）和被作用物的特性（即人的精神法则）,比如说,谷物生产是一条精神法则和许多物质法则相互作用的结果.其物质法则就是指那些使种子生根发芽的土壤和植物的特性以及为人类生存提供养料的人生理机体的特性.其精神法则是人渴望生存的及随之而来的对获取生存必要手段的意愿.
物理科学涉及到除人类精神以外的一切东西,其讨论的是物质法则和取决于物质法则这一方的全部复杂现象.而道德或精神科学涉及到人类精神,其所讨论的是精神法则和取决于精神法则这一方的全部复杂现象.由于许多现象（如植物活动）依赖的仅是物质法则,而与精神法则无关,所以,许多物理科学可能不涉及到精神.但是,不存在单纯依靠精神法则的现象,即使是精神现象本身也要部分依赖于机体生理法则.所以,一切精神科学必须考虑各种各样的物理法则,或者说,精神科学是以这些物理原则为前提的,所研究的是物理科学余下的复杂现象.
构成财富的产品生产法则既是政治经济学,也是几乎全部物理科学的主题.政治经济学以全部物理科学为前提.但是,政治经济学还要研究涉及到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精神现象及其法则.
所以,约翰穆勒初步得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就取决于人性法则而言的财富生产和分配问题.”或者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生产和分配中的道德和心理法则.”
约翰穆勒对其所下的定义又进行了反思.
政治经济学讨论的既不可能是人类全部状态时的财富生产和分配问题,也不可能是全部的人性,或者说,政治经济学只可能研究的是财富、人性的一部分.这实际上提出了理性经济人检测定（即纯理智的全部法则和纯自利法则）.约翰穆勒认为,政治经济学把人仅仅看作是获取和消费财富的,即把人看作必然是在现有知识水平上以最小劳动和最小生理节制获取最多必需品、享受和奢侈品,虽然人有各种各样的动机,甚至在一些人的行为中财富不是主要的欲求对象.马克布劳格指出,约翰穆勒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理性经济人检测定.
所以,约翰穆勒得出了一个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政治经济学要找出一些社会现象的规律,这些现象是人们为了生产财富而联合活动产生的,而且不因为对其他现象的追求而受到修正.”实质上是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在理性经济人检测定下人及其社会运行的规律.
二、政治经济学的特性
从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可以推出：政治经济学是抽象科学、检测设科学、可能必然真理、趋势科学.当然,这些特性是紧密相联的.
政治经济学把人看作必然是在现有的知识水平上以最少劳动和最小生理节制获取最多必需品、享受和奢侈品,即理性经济人,进而政治经济学从这些检测定出发推导出整个理论体系.所以,政治经济学的结论,就如同几何学的结论一样,只在抽象意义上为真,即这些结论只在一些特定检测定的前提下为真.这是说,政治经济学既是抽象科学,又是检测设科学.
正像数学家从不想过对线段的定义要与实际线段相一致一样,政治经济学很少设想实际生活中的人除了财富之外就没有其他,而只关心经济利益的人类行为.几何学的结论不是严格适用于现实中的线、画等图形,但是,从来没有人会认为这些结论是无用的或最好将其从欧几里德几何中删去.所以,政治经济学的结论也只是在纯粹想象中,即检测设中才完全为真.这就是说,政治经济学是反映可能世界所形成的必然真理.当然,当检测设回到现实时,政治经济学就会偏离结论的严格性.抽象的真经过适当的修正后,在具体现实中就会为真了.
政治经济学要想成为一门完善的抽象科学,其检测设中应当包含一切场合所共有的全部条件及任何一类重要场合所共有的全部条件.所以,一旦把政治经济学原理运用到特殊场合时,就有必要考虑这一场合中的全部条件了.不仅要检验讨论中的条件与抽象科学所考虑的哪些条件是相一致的,而且要去检验可能存在于这一场合中的其他条件,虽然这些条件在重大的场合中不具有普遍性,但是不能排除在外.这些条件,约翰穆勒统称之为“干扰条件”.“干扰条件”是复杂现象的本性所固有的,是由于人们不可能详细了解这一场合的全部条件所造成的.一般说来,道德科学都有“干扰条件”.物理学也有,只不过“干扰条件”常被喻为力学中的摩擦力等.
虽然可以事先预计干扰的性质和数量,但是通过纯粹推理是无法解决干扰原因的,这是因为这些原因大多就是人们的情感和激发情感的外部条件,且往往不被人们所熟悉.否则,人们如果能够确切地知道某一场合中的全部因素,人们就无需得到具体经验的额外帮助了,就可以知道结果是什么,也就没有必要再进行实际检验了.这样,人们都成为预言家了.但是,实际上,干扰原因是不会全部显现出来的,许多原因往往躲藏起来.况且,人们总是通过观察来收集干扰原因的,而处于复杂情况下的观察往往是不全面的,甚至是有问题的.有的原因可能在观察之外.
也正是由于“干扰条件”的存在,经济学又是一门趋势科学,人们不能太注重去证实人们的理论.
由此,人们就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在抽象上人们的推论越正确,结论越确定,人们就越相信自己不会有错.但是,如果一个只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纯粹政治经济学家企图将其科学运用于实际,那么,他会失败的.所以,约翰穆勒认为,如何将其学说应用到实际情况,政治经济学家要么不发表议论,要么极为谨慎地持有观点.即使人们已经注意了全部问题,人们也会陷入片面的看法之中.人们要做的是去公正批判自己的理论,对自己得出的实际结论一直要保持一种适当的怀疑.
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特性,已经蕴涵着经济学所使用的经济学方法.约翰穆勒认为,演绎法是道德科学中合理的哲学研究方法,且是惟一的方法.这是因为：与大多数物理科学不同,道德科学几乎无法实验,尤其缺乏培根所说的“实验排斥法”（或关键性的实验）.
约翰穆勒认为,在自然哲学（或自然科学）中,通过实验,人们可以看到自然界带来的种种条件间的全部联系会产生什么样的现象,但在学中人们很难相象在实验室的小天平上实验出政体形式和国家政策体系.尤其是在自然科学中,人们可以遵循的“实验排斥法”是：
这就是说,改变一切条件而惟独A不变,如果结果B仍然出现,那么A是B的原因；如果改变A,而结果B不出现,则：原因A仍旧是B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在道德科学中,人们却很少这么做,这是因为起影响作用的条件之多和我们通过实验能改变的条件之少,即使人们可以在头脑中想出许多实验,但是,事实上却得不到一个关键性的实验.比如说,贸易紧缩政策对国家财富增长有何影响这一问题,人们如何找到一个关键性的实验呢?人们必须找到两个国家在有利于国家繁荣的其他方面或至少程度上相等,且在其余一切事务上都采取同样的政策,惟一不同的是一个国家采取贸易紧缩政策而另一个国家采取自由贸易政策.这就是一个关键性的实验.但是,果真能够得到这么一个实验吗?显然不能.这是因为有各种各样无穷多的条件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财富总量,很难在人类进化最悠久的历史中找到这么两个除一个场合外其余一切场合都相同或可证明为是相同的国家.
事实上,经济学和自然科学是有重大区别的.这表现在：第一,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比较容易保持“价值中立”,而在经济学中,研究者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很难保持“价值中立”.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来看,经济学是研究有限的或稀缺的资源与人的无限的之间的矛盾,以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人的的最大满足.所以,人总是从自己的价值判断出发,对稀缺的经济资源进行不同的选择,这就是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这显然和自然科学有明显的区别.第二,经济科学中没有普遍的永久性的法则,而自然科学中却有.经济学在改变社会的同时,也往往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经济学在实践的过程中能够使整个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发生改变,从而也就改变了自己适用的宏观经济条件,使自己成为不能适应新情况的理论.社会经济在不断发展变化,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问题,因而,就有不同的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理论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这种关系在自然科学中是不存在的.因此,由于经济现象本身会因为经济学的发展而变化,所以,要在经济科学中发现永久普遍性的法则是困难的.即使有极少数这类法则在应用它们来解释具体经济现象时,也必须追加一些适用于特定研究对象的检测设和辅助定理.正因为如此,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学总是处于一种不成熟的状态,没有长存的基本公理,没有决定性的检验（或“实验排斥法”）,没有能力做出精确的预测,这实际上是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对经济学进行评判［2］.
虽然,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但是,在此后100多年里,经济学仍然不是显学.在剑桥大学直到1903年才设立了经济学和政治学荣誉学位,而此前经济学是作为历史和科学荣誉学位考试的一部分来讲授的,大学里设置的经济学教授职位极少.为改变这种状况,马歇尔和其同盟者做了不懈的努力,为提高经济学的地位并肩奋斗.
既然在约翰穆勒时代,经济学属于学,经济学也就不可能采取“实验排斥法”,而只可能采取演绎法.
由于穆勒的《逻辑体系》一书专门论述了方法论,尤其论述了归纳法和演绎法.所以,这里有必要再详细地论述穆勒关于归纳法和演绎法的观点.穆勒认为,归纳法和演绎法对于数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意义是不同的.他认为,在作为实验科学的自然科学和作为半实验科学的数学中,演绎逻辑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只有归纳逻辑才是发现新知识的惟一有效的方法.但在社会科学中,情况则完全不同,归纳法失灵,只有演绎法才是惟一适用的方法.具体地说,穆勒认为,自然科学中适用的方法之所以不适用于社会科学,这是因为在社会科学领域,它所研究的因果关系互相交织、十分复杂,且不可能进行可控制的实验.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穆勒建议采用下述三种方法：一是几何学或抽象的方法.二是物理学的或具体演绎法.三是历史的或反演绎法.由于第一种方法只适用于一切结果均由单一的原因所产生的场合,第三种方法主要用于在某些有关人类本性的普遍原理的基础上建立有关历史变化的真正法则的场合,所以,这两种方法对政治经济学都不太适用.只有第二种方法即物理学或具体演绎法,才是政治经济学应当采用的方法.附带一提的是,在论述社会科学方法论《逻辑体系》的最后一章中,穆勒对一元论方法论、个人主义方法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发表了肯定的辩护性的见解.比如,穆勒是一个证实论者,他认为,只要理论是从真实前提中推演出来的,理论就在任何场合都是正确的.因此,对理论的检验归根到底是对前提的检验.
具体地说,穆勒所提出的经济学以事实为标准,且以检测说――演绎方法为寻求真理的模式,就是经济学界通常所说的逻辑实证方法论,这是以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方向.马奇（N．DeMarch）指出：“穆勒作为一名方法论家的影响之所以历久不衰等是因为他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演绎――法则解释模型的最早的应用者.”［3］
这里,还要特别一提的是西尼尔和凯尔恩斯.西方经济学第一本专门讨论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是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导言》（1827年）.西尼尔的方法论是逻辑演绎型.他指出,经济学的基础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公理,用不着加以证明.其中,有一条公理是：“每一个人都应用尽可能少的牺牲求取最大限度的财富”.约翰穆勒发挥了这一思想,提出了“经济人”概念,进而得出了：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一门抽象科学的结论,而这门科学所采用的方法是演绎法.凯尔恩斯一是因为他是穆勒的嫡传弟子,在方法论上与穆勒一脉相承,二是因为他在经济学方法论史上出版了一本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特点和逻辑方法》（1875年）.在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发展中,凯尔恩斯与西尼尔、穆勒齐名,他们所主张的逻辑演绎方法论,通常被称为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传统.
但还应指出的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在《逻辑体系》5年后问世的,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不存在运用上述方法论的例证,更没有对经济学方法论做专门的论述.实际上,穆勒的《政治经济学》承袭了斯密《国富论》的传统方法论,也即逻辑演绎的方法和历史描述的方法.这就是说,书中的某些部分是高度抽象地运用逻辑演绎法,而另外一些部分又充满了事实材料和历史的描述.这一矛盾现象在一些经济学家身上时有发生.对此,J．N．凯恩斯发现：“通过对他们（指穆勒等经济学家,笔者注）的著作的研究,我们发现,他们的实际所做与他们的理论不完全一致等他们自己的著作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则远远够不上他们所设定的标准.”［4］
事实上,在《论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及其适当的研究方法》中,约翰穆勒认为,在经济学、道德科学中归纳法仍有重大价值.归纳法不是作为发现真理的方法,而是证实真理的方法,且将这些科学中的不确定性降低到最低限度,这是因为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的产生来自于每一个特定场合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人们在演绎法中无法确定已考虑到的所有实质性的条件.尽管哲学家们认为,靠归纳法无法在具体事务中得到普遍真理,但可以根据其机会的多少去筛选和检验每一个具体实验的细节.
四、“穆勒问题”及其在经济学方法论史上所引起的争论
从上面所说,就可以理解经济学方法论史上所说的“穆勒问题”了.
“穆勒问题”起源于古典经济学.李嘉图曾经断言：随着农业收益递减和人口不断的增加,农业的收益率将会减少,最终是“利润低,工人仅得到赖以糊口的工资,而地主则得到大量地租”这样一种停滞状态.但是,李嘉图的断言明显地和经验不符.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尽管人口大量地增长,但收益率并未明显下降,而工资却显著增长.显然,这是由于古典经济学因其依赖于大胆的简单化而存在着经验方法的困难.由于约翰穆勒对古典经济学深信不疑,且是严格的经验主义者,所以,就出现了经验主义对经济学的明显证伪、对其检验的困难和经济学“真”之间的矛盾.从上面所说,经济学既然是抽象科学、检测设科学、可能必然真理、趋势科学,其方法是演绎法,也就必然会出现经济学理论及其检验缺乏经验基础.特别是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理性经济人”就像几何学中点、线、面等一样,缺乏经验基础一样.这样,面对经济学的经验方面的困难,穆勒似乎要么改变其认识论,要么否定其经济学.穆勒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他试图通过内省心理学、收益递减等实践检验,来求得经济学的基本前提的很好的经验证明.如果影响经济现象的惟一原因在前提中得到说明,那么经济理论的预言就应该是正确的.但是,经济现象往往取决于所忽视的“干扰因素”,一旦被忽视的“干扰因素”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时,经济理论的预测就可能是错的.所以,经济学是趋势科学的特性,就决定了经济学确证的程度不高.经济学的确证程度低,并不表明经济学的概括有任何错误之处.［5］正如上面所说,归纳法不是作为发现真理的方法,而是证实真理的方法,且将这些科学中的不确定性降低到最低限度.这就是说,通过归纳法,可以提高经济学的确证的程度.
由于主流经济学一直遵循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传统,即逻辑演绎方法论,所以,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在为穆勒的方法论尤其为解决“穆勒问题”的方法而辩护.直到20世纪30年代,穆勒的观点并未受到根本性挑战,在罗宾斯的著作中人们还可以发现穆勒观点的清楚表达.但是,对穆勒观点提出挑战的大有人在［6］.
在穆勒观点占统治地位的20世纪30年代之前,对穆勒观点的挑战主要来自于非主流经济学.其中,富有代表性的是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和20世纪美国制度学派.它们都主张理论应该更为直接地运用于特定的历史情景,且应该通过这些运用而得到间接的检验.
在20世纪40年代,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再承认经济学是由演绎法证明的独立的、不严格的科学,这就是说,不承认穆勒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后,穆勒的观点更是黯然失色,许多经济学方法论家和科学哲学家试图以新的方式来解决“穆勒问题”.例如,弗里德曼只承认经济理论“在预测方面的成功”这个惟一重要的检验标准,而不考虑检测定的现实性问题.这实际上试图取消检测定的现实性问题.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了用“确证”或“验证”来代替“证实”,后来,“确证原则”又退化到“概率确证原则”（即经验与科学之间只存在或然的概率关系）.波普尔提出了“证伪主义”,认为只要人们在反驳理论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个经验事实与已有理论发生矛盾,就可以证明理论为检测,从而证伪了它.所以,理论验证不是逻辑证实,而是一个不断反驳和证伪的过程.任何证实都是暂时的和相对的,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证实,只存在暂时经受严峻检验的确认或确证.在继承波普尔的朴素的经验“证伪原则”基础上,拉卡托斯建立了科学研究纲领理论.他提出了“经验预见原则”,即任何理论只要拥有较多的经验内容和较大的预见性,就能确证自己的“真”,并证伪一个经验内容较少、预见性较小的退化的研究纲领.但是,在旧历史主义者（库恩、拉卡托斯）之后,新历史主义者（劳丹、夏佩尔等）、科学实在论者（夏佩尔、塞拉斯、普特男等）与反实在论者（劳丹等）、后现代科学哲学（费耶尔本德、福柯、哈贝马斯、罗蒂、利奥塔等）都很少探讨理论和经验之间的关系.所以,科学哲学也没有彻底地解决理论和经验之间的矛盾,也就没有令人满意地解决了穆勒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穆勒问题”做出了新的反应.下面仅就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论述.
（1）豪斯曼的观点.他要求回到穆勒的解决办法.他论证穆勒的解决办法实质上是正确的.他认为,经济学的许多基本命题是可能的,而且为日常经验所证实.尽管这种可能性并不能使这些基本原则无可争辩.豪斯曼在其名著《不精确、分离的经济学》中认为,经济学是近似的、不精确的.这实际上,重申了穆勒的观点――经济学是“趋势科学”.
早在1898年,经济学家凡勃伦首次就提出了这一问题：“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发达的科学”.经济学被一些经济学学者戏称为“的皇帝”［7］.这里特别一提的是：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组织了一些经济学家编写了《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一书［8］.
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尚未成为一门合格的科学,但经济学正继续走向科学”.
（2）罗森伯格的观点.他否认对“穆勒问题”的彻底解决,否认经济学经验进步的可能性.这是因为他认为经济学是类似于数理科学的.1983年,罗森伯格发表了《经济学不是科学,那它是什么?》一文.他把经济学与欧几里德几何学、燃素说进行了对比,认为,经济学是“处于纯公理系统与应用几何学的交叉点上的,类似于数学的一个分支”［9］,而不能作为经验理论得到尊重.
米塞斯也认为,正如逻辑学和数学一样,经济学所依赖的“先验的定理”是不可能来自实验的,它在逻辑上先于经验.人们只能借助于先验的定理来理解行动.在其之前,奈特就认为,既然经济行为受人们的有目的的意识所支配,经济学也就不像自然科学那样能接受外界的验证.他认为,可检验的理论并非真正的经济学,不可验证并不是坏事,而是真理性的标志.
（3）迈克洛斯基的观点.他试图通过否认方法论来解决穆勒问题.当经济学家认识到经验成功的哲学标准可以被安全地忽视时,穆勒问题就消解了.他认为,经济学是文学,理解经济学的性质,应避免认识论,而去研究经济学的“修辞技巧”,这是在经济学家中取得成功的论证和说服手段［10］.他认为,说服经济学家的不是经验的检验或成功的预见,而是那些没有运用任何明确的方法论的东西,即数学的技巧、类比论证等等.
与此相关的是“经济学是人文学科”.萨缪尔森就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可以把科学的精确性和人文方面的诗意跻于一身的科学.”［11］黄有光认为,经济学是以“快乐”为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12］.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特别强调经济学“是人文科学,是以人的活动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13］汪丁丁曾写了一篇《数学与经济学的人文精神》［14］.陈惠雄博士在其《人本经济学原理》中,依据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指出：当今经济学尤其是西方经济学主要仍停留在功利境界,还没有上升到道德境界、天地境界,［15］也即“人文精神”境界.盛洪在其著《经济学精神》中特别强调：“在最高境界中,经济学不是一堆结论,不是一组数学公式,也不是一种逻辑,甚至不是一种分析方法,而是一种信仰、一种文化、一种精神.”［16］盛洪在另一篇论文《会有一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吗》中［17］提出了这样的论断――“作为科学与超越科学的经济学”.“超越科学”实际上就是“人文”.
（4）女性经济学的观点.女性主义经济学的主要目标是：揭示并消除经济学研究中的性别偏见,使经济学更好地反映男性和女性的现实世界,丰富经济学并提高妇女的经济状况,从而,使经济学成为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更有效的学科.
由于国内对女性主义经济学知之不多,所以,在这里,有必要多论述一下.
女性主义经济学家主张摒弃个人主义的、完全数学模型化的、以市场为中心的主流范式,建立超越个人观和整体观、解释范围更广的经济学理论.尽管女性主义经济学还是一个很年轻的流派,而且在理论发展上还存在明显的不足,但是它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在研究内容和主题、模型、研究方法等方面给予了巨大冲击,这对经济学进行重新定位具有重要启发,对新经济学范式的构建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第一,对经济学研究内容和主题的启发.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论题是市场,并把市场化作为经济学研究边界的标准,这样就把非市场的、基本上是由妇女承担的家务劳动排除在经济研究领域之外,不重视对家庭、男女福利的差别及纠正这种差别的政策和措施等问题的研究；用理性选择模式或市场化作为界定经济学科的标准限制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带有明显的性别偏见.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指出,经济学应该把“生活供给品的提供”（provisioningthenecessariesoflife,wherequalitativedifferencesbetweengoodsandservicescouldbetakenaccount）作为更为宽泛的研究主题和内容,从而把男性和女性的所有活动（包括大部分传统的、女性从事的非市场活动――照顾家庭、孩子、病人和老人等）都纳入经济学研究,创建较完善的经济模型来解释非市场的、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家庭关爱以及人类再生产活动（Toincorporatebothmenandwomenintoeconomicanalysisandtodevelopabettereconomicmodelofcaringandreproductiveactivity）.这也就是说,经济学研究应把重点放在人类需要生存和发展这一基本事实上,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应该既包括选择和交换,也包括生产和生活中所有的需要和便利的分配,因而包括商品、劳务、健康、有意义的工作和生活活动等.家庭决不能被忽视、甚至被置于“黑箱”之中.
第二,对现代经济学模型检测定的启发.女性主义经济学指出了“经济人”模型在行为检测定上的错误,对现代经济学的模型构建也有很多启示.现代经济学的模型不应该只强调独立、理性等男性特点,它必须要体现出被忽视了的女性的特征.现代经济学家构建的经济学模型应该注重人的情感和联系,把经济主体由孤立的、自由的理性人变成由社会和物质条件定位了的、具有丰富情感内涵的人,从而使经济学模型能全面反映男女的不同特征,为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解释提供更为可取的理论框架.也就是说,较为合理的现代经济学模型应该是以性别的社会建构为出发点,摒弃了男性价值判断,反映男女特征,把男女作为平等的经济主体纳入经济学研究的模型.
第三,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启发.女性主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对社会性别概念的引入不仅意味着对女性生活和经验相关题目的讨论,而且还可以从性别的角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尤其是其所声称的客观性进行重新审视.女性主义经济学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最重要启发不是对各种研究方法的优劣做出评价及判断,而是提出了一系列的根本问题：经济学家如何判断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优劣,判断经济学研究方法优劣的标准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影响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选择,这种价值观念的背后隐藏着哪些世界观和知识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选择突出了哪些人类现实及行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什么不能从根本上解释女性问题,是什么社会规范或制度使妇女处于劣势地位等.女性主义经济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阐释了这样一个事实：价值判断在不同程度上进入了经济学研究,经济学不是价值无涉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选择带有强烈的性别偏见,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使用的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经济学家价值观念的影响.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能完全依赖于形式化、具有性别偏见的数学逻辑,它必须要消除性别偏见、反映女性的切身体会和现实,经济学研究应该是根据情景、研究的实际问题选择最恰当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