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作者简介：
赵莹(1964-),女,广东东莞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田跃新(1982-),男,安徽界首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 要 ：谨慎性会计原则对财务报告的数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其进行研究不仅使财务报告使用者受益,还能为规范会计和资本市场提供决策参考.本文从谨慎性原则的定义、表征形式、理论解释和实证研究为出发点,总结国外在谨慎性原则方面的研究状况和发展动向,对国内潜在研究进行了评述.
关 键 词 ：会计原则 谨慎性 文献综述
一、谨慎性原则定义与表征形式
关于谨慎性原则的较早定义,是美国学者Bliss提出的：“不预计盈利,但预计所有的损失(Bliss,1924)”.该定义较简单,而且仅强调谨慎性会计对盈利或利润表的影响,没有提及资产负债表要素.1980年,美国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第二号概念公告术语表中对谨慎性的描述则完整很多,不仅强调了对不确定性的保守处理,而且还对所影响的会计要素没有限定,是美国唯一正式的定义.其定义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保守反映,试图保证商业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内在风险被充分地考虑.因此,在未来收到或支付两个估计的金额之间有同等的可能性时,谨慎性要求采用比较不乐观的估计数(FASB,1980).”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中对会计谨慎性的解释相对具体,认为“谨慎性是指在有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做出所要求的估计时,在判断中加入一定程度的谨慎,以便不虚计资产或盈利,也不少计负债或费用(IASC,1989)”.我国2006年初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有关谨慎性规定：“企业对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不应高估资产或者盈利、低估负债或者费用(财政部,2006)”,该定义比较接近国际会计准则的定义.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的定义出自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强调的是谨慎性在会计选择中的功能,学者的定义则比较趋向从谨慎性的后果出发,对谨慎性进行界定和表征,将谨慎性原则转化为可研究的变量.依表征变量的性质可将有关谨慎的定义分成两大类：以盈利为基础的定义和以资产为基础的定义.前者强调利润表,后者强调资产负债表.以盈利影响角度为基础的定义有：Smith和Skousen(1987)认为,谨慎性原则是在两种或更多的报告方法中进行选择时,应当选择使股东权益回报最小的方法.Wolk(1989)、Didson(1985)、Stickney和Weil(1994)、Givoly和Hayn(2000)等认为,谨慎性原则是众多会计原则中的一个选择标准,该原则通过更慢地确认盈利、更快地确认费用、低计资产价值和高计负债价值,导致累计报告盈余的最小化.Basu(1997)对谨慎性的解释别具风格,为后来的谨慎性研究开辟了路径.Basu认为会计人员更容易将坏消息确认为损失,而需要获得更严格的证明将好消息确认为盈利,因而会计盈余反映坏消息比好消息更加及时,用这种不对称性来表征谨慎性.从资产角度进行的定义主要有：Feltham和Ohlson(1995)把谨慎性描述为：在长期内报告净资产少于其市值.Gjesdal(1999)区分了经济利润和会计利润,认为如果所设定的投资账面价值使所产生的预期会计盈利率大于投资成本的内部盈利率,那么会计原则就是谨慎性的.Beer和Ryan(2000)将谨慎性定义为市值和账面价值之间所产生的持续差异,此定义不同于由于应计会计的逐渐确认而导致的账面经济盈利和损失的临时差异.Pae等(2005)认为,会计盈余的谨慎性不仅可以定义为企业趋向于确认在盈余上的坏消息比好消息更加及时,而且也可以定义为低年初市净率的企业组合比高的年初市净率的企业组合相比,其盈余有较高的谨慎性,也即盈余对坏消息的敏感度与盈余对好消息的敏感度相比要大得多.盈余的谨慎性与市净率的这种负的关联是来自盈余的应计部分而不是经营流部分.在谨慎性会计的非定义中,Bliss(1924)、Basu(1997)的定义被引用的较多,但是目前还没有得到一致认可.
二、谨慎性会计来源的理论解释
尽管谨慎性诞生较早,但随着时间的变化其理论解释也在逐渐丰富.这些理论解释包括契约理论解释、股东诉讼解释、税收解释、政治成本解释等.
(一)契约理论解释 根据契约理论的解释,由于企业股东希望从企业得到必要的报酬,债权人关心企业能否到期归还债务,管理层则希望获得更高的工资和奖励,而企业的信息往往通过财务报告来体现,因而隐含在会计和财务报告中的道德风险和写作技巧成本将大为增加.管理层更愿意采取乐观的行为,如在资产负债表中高估资产,在利润表中高估盈利和低估损失,牺牲债权人的利益来满足股东的要求,同时满足管理层对报酬的要求,而不是努力经营来实现经营项目的正的净现值来增加企业价值.而管理层的这一行为,只是建立在其对企业信息的占有量与其他契约成员不对称的基础上.会计原则的谨慎性要求降低了管理层采取乐观行为的可能性,并把运用谨慎性原则所带来的企业价值的增加,在企业各利益团体之间分配(Watts,2003).
(二)税收解释 Shackelford和Shevlin(2001)认为,税款为企业提供了及时使对外报告的会计利润和应税利润相一致的动机,对于企业来讲,只要盈利就存在应税利润.延缓确认企业的应税利润、加速费用和损失的确认,都将减少当前税收的支付和增加企业的价值.因此,税款和已报告利润的联系也能产生财务报告的谨慎性.然而,这一解释对不少报告会计利润欺诈的公司例外,一些公司,如美国世通公司,就因为虚报利润导致已缴税款的返还,这种情况显然是对报告利润的考虑超过了对税收的考虑.
(三)股东诉讼解释 股东诉讼也是谨慎性的一种解释来源.如美国以1933年和1934年证券法为准绳的股东诉讼条款,明显地支持谨慎性原则.对企业和审计者来讲,由于高估净资产和盈利所产生的诉讼成本,远高于对它们的低估,而且更容易招致卖方的诉讼.通过使用会计的谨慎性原则低估净资产,可以减少预期的诉讼成本,因而管理者和审计者会有更大的动因来实施谨慎的会计原则.这种解释说明了与审计者类似,企业也重视谨慎性原则的限制.这一解释受各国股东诉讼法律的影响较大,不具有普遍性.
(四)政治成本解释 会计和股票市场规范的制定者和修订者对政治成本的考虑,也是提供谨慎财务报告的动机.由于高估资产和盈利所造成的损失,在政治过程中比低估资产或盈利所放弃的盈利,更有价值和更引人注目,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者和修订者有其动因,从谨慎的会计和报告中受益.若企业高估净资产而不是低估净资产,标准的制定和规范者很可能面对更多批评,谨慎性原则因而减少了标准制定者和修订者所承受的政治成本.政治成本的这种非对称性,使得会计和市场规范的制定者和修订者重视谨慎性原则对管理层和其他团体的乐观报酬的限制(Watts,2003).
三、谨慎性及其与其他变量关系的检验
(一)Feltham-Ohlson定价模型Feltham-Olhson(1995)建立了定价模型来模拟企业市值与反映企业财务、经营活动结果会计数据的相关程度.模型使用了众多参数,其中重要的变量有经营利润、利息收入、流和股利.在模型中,市值通常被检测定等于未来期望股利的净现值,也等于面值加上未来期望非正常盈余的净现值,而非正常盈余等于会计盈余减去期初账面价值的利息费用.笔者根据该模型进行了分组分析：第一组用于探究价值和预期未来会计信息的关系；第二组用于探究价值和当前会计信息的关系；第三组用于检查对于市值和市值变化与同期会计盈余渐近关系的预期,以及面值与后期盈余关系的预期；第四组分析检查在借贷记账法下,会计的谨慎性是如何影响盈余和各部分资产的增加对价值的反应.Feltham-Olhson定价模型的检验结果是：无偏性会计导致营运资本最初投资的全部资本化,而谨慎性会计导致了部分投资的资本化和剩余部分的费用化.因此,谨慎性会计导致企业在经营的早期所获得的利润较低,在经营的后期则会获得更大的补偿性利润.Stober(1996)、Dechow等(1999)、Myers(1999)、Ahmed等(2000)进一步从Feltham-Olhson的定价模型出发,都发现了净资产被低估,并从各自的定价回归方程中得出了正的谨慎性参数.然而从时间系列的非正常盈余的回归模型中得出的却是负的谨慎性参数,这与其预测和契约理论相反.这种不一致可能是由于会计变量间关系的错误设定和缺少谨慎性与应计制理论指导下的强制性模型设定造成的.
(二)BaSU回归模型 如前所述,Basu(1997)把谨慎性定义为会计人员对确认好消息比坏消息需要更高程度的证明的趋势,即盈余反映坏消息比好消息更为迅速.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Basu建立了以下预测：一是盈余反映公开可得到的坏消息比好消息更加及时或具有同步的敏感度.二是公开可得的坏消息相对于好消息来讲,同期的盈余――市场回报关系比同期的流――市场回报关系相对更为紧密.三是未预期盈余的增加可能更为持久而未预期盈余的下降似乎更为短暂.最后的预测是,坏盈余消息相对好盈余消息来讲,单位未预期盈余的非正常市场回报(短时窗的盈余反映系数)更小.Basu分别建立了对应的回归方程来证明上述预测,该回归方程是其中被后来研究者引用最为广泛的模型.其公式：
Xit／Pit-1等于α0+α1DRit-1+β0Rit+β1Rit*DRit-1 (1)
式中,Xit是i企业在t期间的每股盈利,Pit-1是该企业期初每股市价,Rit为在t期末前9个月至t期结束后的3个月间12个月的市场回报率,当Rit为负值时DRit-1等于1,当Rit非负时DRit-1等于0.这个回归方程提供了几种不同的测量谨慎性的参数.首先,坏消息相对于好消息的增量反映用β1来表示,在谨慎性的报表中,β1应该为正值.其次,盈余对于坏消息的相对敏感度比赢余相对好消息的相对敏感度用(β0+β1)／β0.比率来表示,在谨慎性的报告中,这个比率应该大于1.最后,坏消息(负的市场回报)期间和好消息(正的市场回报)期间的回归方程的相对解释力度分别用它们各自所在期间的R2来评价,在谨慎性报告中,这一比率大于1.
Basu采用美国证券市场1963年～1990年间的所有企业年度的观察值,对其回归模型进行了检验,不仅证明了其预测,而且还发现盈余对同时期负的市场回报的敏感度,相对于盈余对同时期正的市场回报的敏感度在过去的近30年里不断增加,会计报告的谨慎性随时间不断增强.Basu的这种测量方法后来被广泛地应用在大量的关于会计谨慎性领域的研究中,包括企业间的谨慎性差异研究(Kwon,2002；Huijgen和Lubberink,2003),谨慎性随时间的变化研究(Givoly和Hayn,2000),谨慎性的会计季度间的波动性研究(Basu等,2001),谨慎性与审计工作和审计师法律责任披露关系的研究(Basu,1997；Basu等,2001；Hamilton等,2005),谨慎性对股东权益成本的影响(Francis等,2004),谨慎性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研究(Beekes等,2003；Lain等,2005),谨慎性的国家间差异研究(Ball等,2003；Pope和Walker,1999),会计数字信息含量的趋势研究(Ryan和Zarowin,2003),盈余的谨慎性和市净率的关系研究(Rovchowdhury＆Watts,2005；Pae等,2005)等.
(三)财务指标整体趋势分析 Givoly和Hayn(2000)研究了美国市场中896家企业在1950年-1998年间,ROA、ROE、销售净利率、企业亏损率、营业利润／总资产、息税前利润／总资产的平均数和中位数的变化趋势；累计总应计、累计经营应计、累计非经营应计的趋势；股东权益市值／账面价值的中位数和平均数的变化趋势.发现它们与财务报告谨慎性的增加相一致.他们认为,尽管单个比率的分析结果都有片面之处,当将其作为整体去考虑时,仍然说明了美国在过去四十年里企业财务报告正变得越来越谨慎.
(四)Callen-Segal资产定价模型 Callen、Hope和Segal(2005)认为巴苏(1997)仍然没有解决股东权益回报和会计谨慎性之间的关系.认为在巴苏的分析中存在以下基本问题,首先,正的(负的)市场回报对好(坏)消息来讲,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第二,信息的冲击不仅影响当期的盈余,也影响对未来盈余的预期.第三,巴苏没有计算随时间变化(预期)的折现率.第四,巴苏和其他研究者的实证分析主要基于直觉或特别的应计模型而不是依据均衡定价模型.他们借鉴在2004年开发的向量自回归资产定价模型,检验了谨慎性会计原则对股东市场回报的影响.结果发现谨慎性会计的非对称特征,使经过折现率修正后的未预期股东回报和盈余消息之间的凹性非线性关系增强.盈余消息是未预期盈余理论上正确的计量,其中盈余消息被定义为企业生命周期内当期盈余和未来盈余预期现值之和.此外,其分析结论还说明了GAAP对特殊项目的处理在修正的未预期所有者权益回报和特殊项目之间产生了准凹的和离散的关系.修正的未预期股票回报和盈余消息之间存在显著增加的凹性关系,尤其是修正的股东权益回报与负的盈余消息的正的相关性比正的盈余消息更强.
(五)Penman-Zhang C分值指标 Penman和Zhang(2002)在其研究中,采用C分值和Q分值指标来分别测量资产负债表里的
谨慎性程度和企业盈利质量,其中反映企业盈利质量的Q分值指标由反映谨慎性程度的C分值确定.其计算公式如下：
Cit等于(INVresit+RDresit+ADVresit)／NOAresit (2)
Qit等于Cit-(0．5Cit-1+0．5×Cit的行业中位数) (3)
式中i代表企业,t代表资产负债表的年度；NOAit代表净营运资本,等于流动资产减去流动负债的账面价值；INVresit表示存货准备,RDresit表示研发资产准备,ADVresit表示品牌资产准备.Penman和Zhang利用C分值指标和Q分值指标,对美国1975年-1997年间近50000家企业的年度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谨慎性会计下,投资的增长降低了报告的盈余和会计回报率,产生没有记录的准备；投资减缓的企业释放这些准备,创造盈余和高的会计回报率.如果投资的变化是暂时的,那么当期盈余和会计回报率的升降也只是暂时的,导致低的盈利质量或者持续时间较短的盈余.使用构造C分值和Q分值,该研究发现了伴随谨慎性会计的投资变化的结果产生低质量的盈余.Q分值预测未来核心净营运资产盈利率怎样从现在的水平进行变化,所以Q分值提供了鉴别低质量盈余的分析工具.研究也表明在1976年～1997年间,在控制了常用的风险衡量指标和营运净资产的增长以及会计应计项目之后,依据质量分数所预测的扣除交易成本前的股票回报率不断增加.表明在样本期间,股票市场没有采用谨慎性会计来观测企业的盈余质量.
四、我国谨慎性研究的展望
(一)财务数据谨慎性的时间序列趋势 随着会计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会计规范就一直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1994年颁发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就明确规定企业会计核算必须遵守谨慎性会计原则.会计准则随后进行了不断的修正,尤其是在2001年明确规定了上市公司必须计提七项准备,谨慎性会计原则的要求也始终没变.随着时间的变化,我国企业财务报告的谨慎性有可能在不断增加,但能否从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数据的中得出相同的结论却还有待研究.另外,会计信息欺诈和盈余操纵问题也是社会普遍比较关注的问题,两者是否存在相互制衡的关系,相互制衡的最终后果(对财务数据的最终影响)又是怎样.财务报告的谨慎性程度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财务报告过于谨慎将会导致会计信息的失真,而财务报告谨慎程度不足将会导致会计信息的可信度下降.以上方面的研究,将会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和股票市场的规范者进行决策.
(二)审计责任和会计谨慎性的关系 Basu(1997)认为,审计者谨慎性的法律责任动机引起第四季度盈余从中间季度盈余开始系统延迟,他从回归方程得出的倾斜系数和R2在第四季度比中间的季度要高出大约8％,得出的这一结论和审计者反映在第四季度盈余中的谨慎性相一致.Hamilton等(2005)发现,澳大利亚上市公司的审计合伙人轮换增加了盈余确认的谨慎性,提高了盈利的质量.而在我国由于上市公司的财务披露一直存在变化,对公司年报和季报的审计从无到有,并在不断地加强,因此,大量的证据表明审计所负担的法律责任也在加强.是否能从上司公司的实际财务数据分析中得出相同的结论也有待研究.
(三)行业间和企业间盈利的谨慎性比较 Chandra等(2004)考察了反映在美国很多技术企业财务报告中的盈余谨慎性的程度,通过对不同指标的分析,发现新技术企业的谨慎性程度更高,原因主要在于谨慎性会计原则对研发的费用化而不是股东的诉讼风险.Darrough和Ye(2005)认为企业平均会计利润下降的趋势体现在研发型公司中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利润差距,而造成这些差距的原因之一就是研发资金的费用化和会计应计项目的谨慎性会计.我国各个行业的财务报告的谨慎性程度是否相同,是否也导致了利润确认的差异都值得研究.
(四)谨慎性和公司治理的研究 Lara等(2005)考察了具有很强的公司治理的企业,是否也显示出更高的会计谨慎性水平.他们整合了几种公司治理特征的复杂测量方法来评价公司的治理质量,发现盈余对坏消息的敏感性对于强(弱)的公司治理企业更高(低).我国公司管理制度还不够健全,不少公司在上市之前都要进行股份制改革,逐步完善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公司治理关系,但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强弱和盈利确认谨慎性程度的关系并不十分明确,因此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编辑 刘 姗)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