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他们做的是公益事业,却不靠捐款维持运转；他们是企业家,以商业运作方式取得利润,但又不以赚钱为第一目标――他们叫做“社会企业家”
挎着双肩包、拖着拉杆箱,一身背包客装束的余志海提起全职投身公益的五年经历,心情不错：“今年感觉比较平稳,上轨道了.”
2004年,旅行爱好者余志海发现,城里人到乡村旅游时,只要在自己的背包里多背一公斤的书籍或文具,带给沿途有需要的贫困学校和孩子,“让他们完成学业,改变他们的未来”,就能对改善农村教育发挥作用.于是,公益组织“多背一公斤”诞生了.
但是余志海做的事,又与纯粹的公益组织有所不同.他是在的政策措施和商业企业家们触摸不到的地方发现了市场和机遇：与孩子们面对面交流,归来后通过网站进行反馈与分享,让更多的人参与.当向有需求的企业提供信息时,他收取一定的费用,也就是说,此时这件事已经成为一种商业行为.所以更准确地说,他今天的身份,应该叫做“社会企业家”.
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像余志海这样“社会企业家”.所谓“社会企业家”,国际上的通行定义是：运用商业手段推动社会进步的企业家.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怎么写作,往往都包含一个明确的社会目标：如促进城乡沟通交流,为残疾人和弱势群体量身打造就业机会等等.他们并不是靠捐款来支撑这些公益性质的活动,而是以商业活动的收入为基础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是,普通企业家的商业利润最大化原则却在这里黯然失色.
转折2008
2008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别的年份.
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年景里,中国社会在大悲大喜的宏大叙事之下,也在发生一些不易察觉的变动.它可能只是个人职业方向的突然转变,也可能是部分人群的心态调整,抑或是某些机构运行方式的变数.
倪凯志就是这样一个在2008年突然改变了职业方向和生活方式的人.要不是汶川大地震,现在他在深圳可能已经有房有车有公司,与父母妻儿兄弟一起其乐融融.而地震的发生让他从一个外资IT公司的营销区域经理,变成了一个灾区的志愿者.
那时的倪凯志,对公益并不怎么了解,也没什么清晰的思路.不过,出生于农村却谋生于城市的他认识到,要改变灾区面貌,还需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为农民创造就业机会.
结合自身经历,倪凯志决定从公平贸易入手.他在绵竹、什邡的乡镇建立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社,与农户签协议分散种植、养殖绿色农产品,以合作社的模式统购,再通过公平贸易专业信息平台,统销到成都的餐饮店,试图以此把竞争力薄弱的小农户和大城市中的企业及消费者直接对接.后来他发现这条路行不通,就又换了一个方式：通过搞公益旅游来帮助农村自我造血.他在成都注册了企业并组建起自己的小小团队.
倪凯志的人生,由此开始转向.
倪凯志并不是唯一在2008年改变了人生方向的人.在距离成都大约50公里的大邑县,任旭平和张书平这对患难夫妻,从上个世纪80年始养兔子,成为远近闻名的“兔王”.2008年的大地震,也把他们的养兔产业推到了灾区重建的最前沿.
“当时很多公益组织、研究机构都找我们,希望我们帮灾区做事.”一开始,张书平夫妇是通过基金会整合资源,领一笔资金,到灾区做一些项目,后来张书平发现,灾区重建是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太多地方需要资源,她决定不再拿基金会的钱,而是以自己的企业为主体来做社区发展,“从兔子做起,我们为妇女做家庭发展计划,还给政府提建议,等等”.
他们提供的种兔和养殖技术是收钱的,但是收得很低,还常常对贫困户免单.其实在地震前任旭平和张书平夫妇一直在这样做.在他们看来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现实中却备受质疑.“经常会有人质问我们,是不是把公益当作生意来做?”一边做企业一边做慈善,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到底哪一项属于公益哪一项属于商业.这样的疑惑一直困扰着夫妇俩.
幸运地是,这一年,张书平获得了一个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的机会,培训班里接触到的新概念,让她“觉得挺震撼的.一个星期的培训中,老师对国外社会企业家的理念进行梳理,把国外的经验、运作模式、受益面给大家做介绍,还要求我们把企业的愿景、使命和宗旨梳理清楚,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通过培训,张书平终于明白,商业企业从诞生的那天就要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我们,除要留一部分利润作为企业发展的必需之用,我们会把大部分利润用于回馈社会.”社会性企业不但既要对企业负责,对员工负责,还要对生产链的上下游负责.也就是说,它们对社会要负有更大的责任.多年困扰他们的疑虑终于烟消云散,“我们一直就是那么做的,却不知道这就是社会企业”.
做公益原来可以不靠募钱
张书平参加的这个培训班,由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主办,是2008年6月在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的资助下开始试点培训的.截至目前,已经有580名现有或潜在的中国社会企业家参加了这个培训.
英国拥有世界上最成功、最具活力的社会企业.英国的社会企业多数是中小规模,由普通人创办,怎么写作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社会企业创立的速度已超过传统企业.“四天集中式培训,我们的最大目的就是冲击传统的公益思维,原来大家认为做公益就只是募钱,而社会企业是要从商业的角度来做公益,这个理念给大家的冲击很大.”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社会创新助理总监彭艳妮认为,培训主要是帮助大家打开思路,“对传统公益的挑战就是从社会问题出发,从需求出发,要求进行商业运作并提供一个特别适合的方案――这个对社会企业家的要求很高.”
倪凯志在2009年也参加了这个培训.凭借公益旅游“益栈”的创意,倪凯志参与了2010年度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评选,获得了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提供的“友成新公益发展奖”八万元奖金.所谓“益栈”,就是公益旅游线路上负责接待公益旅游者的特定接待站,它们均位于农村社区,选择合适的农户家庭租用其空余的房屋作为“益栈”旅馆,为旅游者提供食宿和停歇怎么写作.他相信通过旅行者和农户的平等接触,而不是让他们高高在上“献爱心”,能够还旅游者的旅游本色让他们身心愉悦,而农村社区也可获得收入,同时还能丰富农村社区生活.目前倪凯志已经建立了10个“益栈”社区,几乎涵盖整个地震灾区,约有100户农家加入.食宿标准是在他们跟农户协商的基础上,从旅游者收取的费用按7∶2∶1分成,其中七成为农户的直接收益,二成为管理费用于租车等事务支出,剩下的一成才是机构的收入.机构获得的收入中,净收入的10%作为小额贷款、社区基金和发展的预备基金,90%用于员工的福利待遇、工资等.
倪凯志坚信自己选择的公益旅游有市场,而且真正适合社会企业去运作.“政府推动公益旅游,会破坏社区环境,而且容易怎么写作优势群体；商业公司做也不行,投入大而资本回收周期长.他们要是去做的话,肯定会和农村的精英合作,真正的穷人就没有机会参与进来.”倪凯志认为,“公益组织不着急盈利,我们会慢慢地来推动这件事,要持续地一直做下去.”
在公益与商业间艰苦寻路
在发起“多背一公斤”后的六年里,为了维持生计,余志海他们设计过许多项目,同时还参与公益孵化,也向基金会申请资助.去年10月,余志海申请一个基金会项目时没有通过,他开始厌倦这种由别人来决定命运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我们就决定去拼一拼,不再找别人去要（钱）了.”余志海说,决定自我造血之后,商业合作中的资讯收费就是唯一的收入,支出则主要是人力成本和办公费用.熬了大半年,余志海发现这条路可行,他觉得今年基本可以实现收支平衡：“日子虽然过得清苦,却扎实、自由.”
对于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够实现自我价值.“我这三年跑遍了中国,我认为我这三年是有意义的.”倪凯志说,“我现在根本不想成为有钱人,意义不大.我父母不是很需要钱,我也不太需要钱,有钱还不是为了快乐,我现在已经快乐了.”
张书平也认为,公益并不需要轰轰烈烈,不要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得太高,只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主动担当社会责任就好,“如果我的员工都没有保障,我觉得我做公益都是白说,我也不会一天到晚数着我做了多少公益”.
这种平常心正是社会企业家的特质.他们相信,公益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有普通人参与,这个社会才可能改变.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