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由于中国人的吃苦耐劳,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赴美留学的中国人大多数最后都成了教授、工程师或是医生等,进入了中产阶级,住着独门独院的洋房,开着宝马奔驰名车.这样的生活如果原封不动地搬到国内,也应该算得上是人上人的生活了.但距离美国上流社会的标准还差一大截呢.这主要是由于教育与文化背景的差异.
能进入美国上流社会圈子里的人必定是有钱人.但有钱人是否真正能够进入美国的“上流社会”则还要看他的钱是“旧钱”(Old Money,指经几代经营得来的钱)还是“新钱”(New Money,指靠自我奋斗,暴富得来的钱).如果他手中的钱属于“新钱”,那么他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属于按家庭经济状况划分的“上层阶级”,暂时还算不上是“上流社会”的人.处于经济上层阶级的人是否能使自己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分子,那就要看他如何将自己的“新钱”加速折旧变为“旧钱”――归根到底还是要看“上流社会”的人是否接纳你.
来自美国上流社会的人除在言谈、举止、穿戴、休闲方式、居住地域、个人价值观与普通人不同之外,还应拥有一些被社会公认的共同“背景”.比如,上流社会的子弟一般在少年时都进入有名望的私立寄宿学校接受教育.这些有名望的私立寄宿学校大多位于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其中多数又属于美国主教派教会(又称基督教圣公会教派)办的教会学校.
每天早上,在纽约的上东区街道上,你能见到由家庭教师陪伴的身穿洁净校服的学童去私校上学.当年,小肯尼迪就读的私校就是位于东八十九街的圣戴维中学.上流社会的子弟在经过这些学校的预科学习后,直接进入普林斯顿、耶鲁、哈佛等常春藤名校.
在美国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早在中学时代就已经开始建立起来.在私校中,出自同一家庭背景的学生以及他们共同接受的教育已经让他们结下了“神圣同盟”.
美国的“社会精英”有三种：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这些人在各自的领域发挥领导作用.
一个人能否成为“社会精英”可以与家庭背景有关系,但更多的还是靠自我奋斗以及接受完美的教育,从而成为某一领域的佼佼者.
有人曾经考察美国的《社会名人录》,发现美国大公司的董事多数出自上流社会：而美国的政治家、高级军事将领、宗教领导人则更多地出自中产阶级家庭,这些人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或接受良好的教育而成为“社会精英”的.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美国政府的决策集团以及情报局、司法部门,大多从社会的上层阶级中吸收高级决策人员.许多上流社会的家庭成员还直接参与政治竞选,如肯尼迪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
通过个人奋斗取得财富早已成为美国式的神话,这种社会风尚从根本上体现了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新教的道德观.
回顾历史,乘着“五月花”号轮船最早来到新英格兰地区的欧洲移民,就是那些躲避欧洲宗教迫害的清教徒.清教类似加尔文的新教,把财富的积累看作上帝恩宠的表现.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最早发迹的商人和制造业主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清教徒.如美国垄断财阀保罗梅隆的祖父托马斯梅隆从小就接受清教徒的观“赚钱乃是上帝的旨意”.他在拜访了一位富有的实业家后就立志要与这些阔佬“平起平坐”,这成为他一生的奋斗目标.
在美国,赚钱是一种美德,赚了钱后究竟该干些什么事情《圣经》中有一段记载,耶稣曾对他的门徒说：富人想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换言之,富人进天堂的前提条件必须是散尽钱财.这与美国上流社会的一些人热衷于慈善事业是有关联的.另外,美国的新教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富人只是上帝的管家,不管有多少钱,都是属于主人的(上帝的),富人不过是暂时帮上帝管理财富.富人一旦逝去,这些钱就要回馈到社会.
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起步时一无所有,去世时总共捐献了3．5亿美元.美国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也是试图以对于艺术的捐助来摆脱自己出身贫穷的阴影.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与夫人一起创建了“比尔和梅琳达基金会”,该基金会每年的捐款金额超过了10亿美元,用于资助医疗、保健事业.
在欧洲,有贵族封号的人不仅意味着他的血统纯正,还意味着他的举止、教养、风度甚至道德方面都为人楷模(当然历朝历代的贵族阶层都有丑闻缠身也是不争的事实).在美国,一个人有可能在一夜之间暴富,但他绝不可能一夜之间迈入受人尊敬者的行列.要赢得世人的尊重、要得到社会的承认还需要练就“内功”.卡内基音乐厅、杜克大学、福特基金会等等名字似乎都在提醒人们注意,现在处在美国上流社会的人士在巧取豪夺的同时,还有事业成功后回馈社会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