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变形记》作为卡夫卡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以其真实的细节、象征、反讽等独特的艺术形式构筑出一个梦魇般的生活世界,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然而其作为文学的功用不仅于此,它指引出现代人当下的生存困境及个体生命的苦痛,在唤醒我们对于自身主体意识关注的同时,引导我们以自省的姿态去改变令人不满的生存状态,探寻实现个体生命与社会和谐的途径,彰显着巨大的社会意义.
关 键 词 ：变形记；苦痛；社会意义
中图分类号：I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２０11）04－００70-04
《变形记》是奥地利作家卡夫卡最有代表性的一篇短篇小说,也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自译介以来便吸引着广大研究者对其进行多层次多视角的深层解读.《变形记》以其真实的细节及象征、反讽等艺术形式构筑出一个梦魇般的生活世界,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然而它的文学功用还不仅于此,它还为我们指引了出现代人当下的生存困境及个体生命的苦痛,在唤醒我们对于自身主体意识关注的同时,引导我们以自省的姿态去驱散迷雾,改变令人不满的生存状态,从而彰显出不同寻常的社会意义.所以立足于作品文本并结合创作背景及《变形记》独特的艺术形式,对卡夫卡及其《变形记》主人公的人生苦痛进行深入解读,不仅有助于我们对作品思想内蕴的准确把握,更有利于我们探究其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意义,探寻实现个体生命与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
一、对《变形记》指引“苦痛”的思考
(一)卡夫卡的人生苦痛
卡夫卡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却并未因其短暂而淹没了他人生旅程的艰辛.无论是客观现实抛给他的复杂的犹太人身份、粗暴专横给他终生压制的父亲,还是敏感而矛盾的自我内心所背负的沉重的恐惧与孤独,都成为卡夫卡一生追求自由幸福的不可逾越的障碍.终其一生,他都在试图获得一种自由,一种生的希望,然而他却往往得到相反的结局,希冀落空,陷入绝望,归于沉寂.自由成了他一生都难以企及的愿景.
从时代背景来看,卡夫卡生活的布拉格处在哈布斯堡皇室执政时期.此时奥匈帝国的统治已风雨飘摇,民族主义情绪和种族仇恨的火焰越燃越旺.正如以马内利弗汉塔所概括：“一个转折和反抗的时代,一个没有存在,没有依靠,没有寄托的时代,生活在当时人们都如履薄冰.”[1]作为犹太人,在这个混乱而含满敌意的世界里,他与同时代的人民经受着实实在在的苦难和死亡的威胁.这使得他们那种阴沉与压抑的情绪不断加剧.而生活在这个风雨飘摇时代的犹太后裔,卡夫卡的那种与生俱来的无归属感、孤独感与恐惧感亦被无限地放大了.
从家庭的视角来看,卡夫卡的家庭生活并未以其应有的温暖改变这种境况,反而使其恶化令他愈发感到孤立无援.他同父亲的关系相当紧张.在《给父亲的信》中他曾写道：“倘若您反对或者哪怕只是料想到您会反对,那么勇气,决心,信心,快乐,所有这些便都支持不到最后而化为乌有了；而照我理解,无论我做什么事,您几乎都会反对.”[2]在卡夫卡的心中父亲永远是专横而令人恐惧的,父亲的命令永远是必须服从与绝对执行的.而母亲纵然爱他却不能够理解他,因而这种爱也就显得毫无用处,甚至令他感到困扰.卡夫卡想要拥有的是自由和尊重,是行动完全服从于内心感受的生活.然而这一切却又都不为现实所允许.正如布洛德所言：“他虽然想作一团火,但他却是一块苦难的冰.”[3]
卡夫卡生活的时代背景与家庭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他性格上的敏感性与矛盾性.正是这种孤独敏感的性格使他懂得思考,善于感知生活的苦痛.也正是这样独特的生命体验产生了一种艺术的升华.他的多愁善感,正好促使他拥有了严格而苛刻的艺术理想.当苦痛扼住了他的生命之喉的时候,他选择了用文字来抗争,以战斗者的姿态将苦痛指引给我们看.可以说《变形记》是卡夫卡将写作作为自己生存方式后内心情感倾注的结果.在这部短篇小说里,卡夫卡将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的孤独、压抑、恐惧及自我嫌弃的情感倾注于作品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的身上,借用一只由人变形的甲虫的挣扎及其失败,来揭示奥匈帝国统治下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的悲惨处境,将有多种元素构成的现代人的苦痛指引给我们看.
(二)格里高尔的苦痛
《变形记》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突然由人变成虫,从而走进了无边的痛苦与绝望.使格里高尔深感绝望的不仅仅是形体的变异与无法复归.对他而言更深重的灾难是变形后更强烈的孤独、压抑、负疚与恐惧情绪汇成的苦痛洪流对精神防线的冲击.他所承受的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苦痛.
1. 形体变异之痛及其解析.“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4] 这是卡夫卡在作品开篇便用一只手和一杆笔“无情”浇铸而成的有着浓厚悲剧色彩的人物命运.一个偶在的渺小的生命莫名其妙地变成一只有着“铁甲一般的背”和“穹顶似的棕色肚子”的大甲虫,这着实令人感到恐慌惊惧.这种莫名其妙与变形后的丑陋形态给人带来的极度不适使我们不禁哀叹：人生的悲剧往往不期而至却又不可逃避.当与生活中的残酷正面交锋时,我们会很自然地将其定义为宿命.但若是我们敢于并最终将其承受下来,我们得到的应是一种更为深邃的人生体认.现代社会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之相伴的还有加快的生活节奏和人类精神世界的空虚.正如卡夫卡所言：“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就像物品、物件,而不像人.”[5]由人向甲虫转化只是社会异化现象的表现方式之一.这就意味着在大机器时代,不仅人异化成了非人,而且人的实践活动及其产物已经成为一种同人自身对立的异己力量.它们开始束缚人的思想,控制人的行动,进而将人奴化或最终将人物化,人的内在动力终将消失殆尽.这种异化与变形是社会环境与家庭环境相互倾轧的结果,亦是人性受到压抑与戕害的象征.
2. 精神的苦痛及其解析.变形后格里高尔精神的苦痛远远大于形体变异带来的苦痛.孤独、压抑、负疚、恐惧成为把他推向绝望乃至死亡的巨大的精神力量.
孤独有时源于一种本性,而周围环境的冷漠及人与人的疏离往往又使这种无所归属感蔓延.在卡夫卡的世界里,他害怕孤独却依旧能够享受孤独.他甚至做出不懈的努力去获得孤独.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他那严格甚至苛刻的写作及艺术理想而怎么写作的.他希望不被打扰,更殷切地希望获得家人及社会上他人的尊重.当这些都难以实现时,他便开始了有意的疏离.在他与外界之间横亘的一堵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愿垒砌起来的,目的也许是更好地保护自己.而在格里高尔的世界,这种孤独却是被动的.他尝试着交流,别人却听不懂他的话.他试着打开的那扇门一次次被“砰”的一声关上,连他与亲人间的沟通都变得遥不可及了.
这都还不够,变形为甲虫的格里高尔不仅触碰到了虚伪的冷冰冰的亲情,还以一种独有的视角到了社会其他个体生命的丑陋.而这一切都使他洞察到一种可怕的生存状态.在一个被虚伪亲情包裹的家庭里,只有他一人有着纯真的爱意；在一个所有职员全是无赖的公司里,只有他一人忠心耿耿；在一个全是人形的社会里,只有他一个变成了甲虫,却只有他一人还保持着人性.他从来都难以真正融入他所处的社会和家庭之中.这种形体与心灵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也就抛给了他越来越多的孤独,一步步将他逼向绝望,使他迈向死亡.
压抑是指外在力量过于强大从而使个性的追求难以实现进而造成的人与自我的疏离的精神状态.身处其中的人,有如困兽般徘徊在牢笼之中找不到出口.“如果不是为了父母亲而总是谨小慎微,我早就辞职不干了,我早就会跑到老板面前把肚子里的气出个痛快.”可见工作并不能给他带来什么成就感,老板的粗暴与格里高尔工作中不得不表现出的唯唯诺诺使他身心俱疲.工作中的种种严酷甚至是不合理的要求制约着格里高尔,在他身上施加的压力强大而残酷.这种种痛苦与辛酸郁积在胸中却永远找不到发泄的出口,一步步将他驱往绝望的境地.
暴怒的父亲用苹果砸向格里高尔,苹果陷进了他的后背.这给他带来了无以言表的痛苦.他的痛不仅仅是肉体上来自苹果的重击,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被压抑而产生的苦楚.正是这种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苦痛将他钉在原处难以前行.
格里高尔的负疚感是他那孱弱的精神世界构建中的重要元素,他那极度空虚的精神世界常常被这种浓重的负疚情绪所填充.
在变形之前格里高尔负担着一家人的生活.纵然早已厌倦了工作的烦琐和紧张带来的巨大压力,他仍然自然而然地将其作为神圣而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甚至还有一个美好的愿望,那就是有一天一定要送妹妹去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变形后格里高尔由家庭的负担者变成了家庭的负担,他由此产生了极度羞愧和焦虑的情绪.在这种羞愧与焦虑情绪下格里高尔开始自我嫌弃.此后纵然有一丝不快,他仍旧会为家人对他的冷漠与厌恶找到解释对其予以谅解.他背负着对全家人内疚的情绪,探寻属于自己的出路,“那就是目前他必须静静地躺着,用忍耐和极度的体谅来协助家庭克服他在目前的情况下必然会给他们造成的不方便.”也正是这种内疚甚至令他产生了比妹妹还强烈的消灭自己的决心.
恐惧往往来源于未知,然而熟悉的环境却也可以使恐惧的情绪滋生并蔓延.当格里高尔独自躲在房间里有充裕的时间从容不迫地考虑该如何重新安排生活时,恐惧感油然而生.“他匍匐在地板上的这间高大空旷的房间使他充满了一种不可言喻的恐惧,虽然这就是他自己住了五年的房间――他自己还不大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就已经不无害臊地急急钻到沙发底下去了,他马上就感到这儿非常舒服.虽然他的背有点儿受挤压,他的头也抬不起来.”往日的阴暗与可怖之地成了温暖舒服的栖处,这不仅与甲虫的习性有关,更多的则是因为越是光明就越是能将种种丑恶表露无疑.恐惧终将被无限地放大,无以复加.
这便是格里高尔的苦痛,也是卡夫卡的苦痛,更是现代人的苦痛,是现代人类对自身存在状态无助、无奈的精神世界的真实记录.格里高尔的变形只是一种隐喻,他只是现代人类群体中一个典型的生命个体,这个艺术形象的作用在于指引现代人的自省、反思以及自我的精神救赎.
二、指引苦痛的“利剑”――象征与反讽
作为西方现代派小说的代表作,《变形记》以其客观冷静的语言风格及双重视角下独特的艺术结构,实现了总体的荒诞与细节的真实的完美结合.而其又以象征与反讽的艺术形式作为利剑直指主人公的心灵苦痛.作者在《变形记》中选取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这正与人变形为甲虫的审美效果暗合.象征与反讽的运用不仅使作品拥有了丰富的内涵,而且在给我们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强大心灵冲击的同时使苦痛有了更富表现的张力.
(一)象征
“门”作为一个道具在《变形记》这篇小说里被反复使用,它是“距离”的象征.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的形体与心灵的距离与隔膜,在这里用一扇“门”做了最好的注解.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被锁在了房间内,而打开这扇门对于有着虫的躯体的他是异常困难的.这就为他和外界划定了界限,使他的个人世界和家庭世界之间产生了距离.格里高尔试图打开房门的努力是艰辛而痛苦的.然而他努力的结果却并未受到欢迎.在引发一阵骚乱之后,门被“砰”的一声关上了.卡夫卡曾说“如果一个人锁上房门,关上窗户,把世界拒之门外,他就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塑造一段美丽人生的真实的表象和开端.”[6] 卡夫卡拒世界于门外,而小说中格里高尔却被世界阻在门内.又一次恐慌之后,“还不等他完全进入房间,门就给仓促的推上,闩了起来,还上了锁.”这利落的一连串动作是妹妹格蕾特完成的.最后一次,是在格里高尔所变的甲虫死去之后,老妈子关上了门.这一次关上的门不仅宣告了格里高尔同命运抗争的彻底失败,更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相互隔膜的象征.
“琴声”是拯救力量的象征.房客对妹妹格蕾特的小提琴演奏感到不耐烦,可格里高尔却觉得妹妹的琴拉得很美.音乐对他产生了巨大的魔力.“他觉得自己一直渴望着某种营养,而现在他已经找到这种营养了.”在这里,琴声仿佛成了一种巨大的拯救力量,它使格里高尔从变形为甲虫的不幸中清醒.他要同正常人一样欣赏小提琴演奏,担起做哥哥的责任,送妹妹去音乐学院.那时的他充满了勇气与力量,他的决心又变得如此的坚定.然而在琴声戛然而止的那一刻,一切勇气与力量都烟消云散了,拯救并未成功.人在绝望中无法拯救别人,也无法自我救赎.卡夫卡就是这样冷静而且冷酷地把人类的处境揭示得一览无余.
除了“门”和“琴声”以外,卡夫卡还以甲虫的肢体动作及天气的变化象征在同命运抗争时个人力量的渺小和人生悲剧的必然性.醒来时格里高尔发现“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的舞动着.”为了下床,格里高尔做了很多努力,但还是得无奈地“瞧他那些细腿在难以置信地更疯狂地挣扎.”天空阴暗,雨点敲打窗槛,浓雾弥漫,雨点越来越大等格里高尔的心情变得阴郁,沉重进而步步向绝望逼近.直到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才有第一道光线从窗外的世界透进来.但他已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没有权利去享受那道象征着自由的阳光了.一个人的生命个体悲剧落幕了,然而整个人类和时代的悲剧却刚刚拉开帷幕的一角.
(二)反讽
变形为甲虫的格里高尔渴望复归人形,并且对得到大家的认同抱有很大幻想.“要是他们都大吃一惊,那么责任就再也不在他身上,他可以得到安静了.如果他们完全不在意,那么他根本不必不安,只要真的赶紧上车站去搭八点钟的车就行了.”“不过至少现在大家相信他有什么地方不太妙,都准备来帮助他了.这些初步措施将带来的积极效果使他感到欣慰,他觉得自己又重新进入人类的圈子.”然而接踵而至的恐慌与混乱给了格里高尔答案：他不仅没被接受反而遭到嫌弃厌恶.这种不被认同和遭遇否定的过程正是对社会道德体系的反讽.即使变成了一只丑陋猥琐的甲虫,格里高尔仍然保持着人性的善良和对家人的温柔的爱,但是,他把真诚的爱意奉献给亲人,得到的却是冷漠甚至是冷酷的回应.最终格里高尔终于明白他是不能和人生活在一起的,他选择以终结生命来获得家人“尊敬的纪念”.然而他的死亡仅仅使家人从那种夸张的痛苦生活中跳脱出来.格里高尔被远远地抛在脑后了.以生命的付出获得永久的遗忘,这未尝不是一种反讽的极致.
三、《变形记》于中国当代社会的意义
《变形记》诞生于特殊时代的阴影里,人们可以赋予它特殊时代的内涵.其梦魇般的生活世界向我们传达的孤独、压抑、负疚及恐惧的情绪似乎在无形中将我们引入了宿命的深渊.它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对于当时人类生存状态的怀疑、无奈乃至绝望.然而《变形记》传达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一个生命个体的苦痛,其价值也不应仅仅存在于文学与美学领域.在中国当代社会背景下,它在唤醒我们对自身主体意识关注的同时更能引导我们反躬自省.在质询世界、质询生活的同时学会质询自身.我们需要悲天悯人的情怀更需要躬身自省的胸怀.它是引导我们对苦痛进行思索的先知,而非一柄孤独与恐惧的放大镜.我们阅读《变形记》的意义在于驱散迷雾而非沉溺其中,学习如何让个体孱弱的精神世界逐渐强大起来的同时,更要用行动去改变令人不满的生存状态,这才是《变形记》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意义之所在.
中国进入当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入,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社会竞争日益增强,与之相伴的心理压力及精神苦闷越来越多地困扰着人们.现代化的社会下人们面临着一种生存标尺的转变,这是一种心灵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其于当代中国社会是一种对民众心灵的冲击,必然使人产生价值观的冲突与困惑,诱发一些社会问题.在此,本文将关注的焦点定位于中国当代青年.其最明显的冲突表征为与传统文化的疏离、公德心的淡漠及对物质主义的趋同.与此同时人际关系的冷漠与利益化、信任感的缺失又使他们丧失安全感,而以怀疑和恐惧的视角看待世界及其所有现象.其结果便是现代人心灵的封闭与隔膜.当然这与中国转型社会的调整及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密不可分,同时也凸显了加强人文教育的必要性.“时代是属于青年的,而青年也以其独特的价值认知与判断引领着时代话语与时代意识”[7]因而唯有挣脱一味的怀疑与恐惧,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与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关注自身,实现自我反思,学会尊重理解他人,克服冷漠自私才能探求生存的价值与生活的积极意义,实现个体于社会中权利与责任的高度统一,实现生命与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