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荷兰病”影响中国财政收支格局的实证

[内容摘 要 ]中国式“荷兰病”来源于中国入世后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空前繁荣.本文从实证角度分析了中国式荷兰病通过“体制情性效应”对中国财政收支体制与财政收支政策的诸多影响.研究发现,在中国整体财政能力增强和财政收支状况改善的同时.不仅我国外债结构、与地方财政关系明显恶化,而且社会财富加速向公共部门集中,“国”现象突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受到较大制约.文章最后建议度时对个人、企业进行实质性减税,积极扩大政府公共怎么写作范围及领域,增加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科学技术以及农业的财政支出比重,进一步规范与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权利与义务,从而确保中国经济健康、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关 键 词 ]荷兰病；体制惰性效应；财政收支；财政政策

一、“荷兰病”与中国式“荷兰病”相关理论综述

在国际经济学文献中,著名的“荷兰病”(Dutch Disp,ase)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荷兰对其海岸沿线新发现的储量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的大规模开发,荷兰也因此迅速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然而,在自然资源带给荷兰巨大财富的同时,荷兰盾大幅度升值(即“汇率升值效应”),国内其他工业特别是传统的机械制造与出口工业则不断失去国际竞争力,出现了逐步萎缩的所谓“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现象.

作为“荷兰病”研究的基础性和代表性成果,Corden and Neary(1982)发现,自然资源大开发将导致由巨额财富带来的所谓“支出效应”(Spending Effect)以及由繁荣工业诱发的所谓“资源转移效应”(ReSollrce Movement Effect),从而产生其他工业因遭受挤压而不断萎缩的“去工业化”现象以及国内非贸易品(Non- Traded Goods)对贸易品相对上升的“真实汇率(Real Exchange Rate)升值”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理论界和决策层更多是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关注“荷兰病”,提出了著名的“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检测说,即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诱导政府选择不合理的发展模式和不恰当的经济政策,并滋生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惰性(即“体制惰性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从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作为这方面代表性研究成果,Sachs and Wamer用跨国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联系,即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反而有更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更低的社会福利水平.不仅国家层面如此,徐康宁、王剑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即便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也存在着“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未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制约了经济增长”的现象.从此,人们常常以“荷兰病”来警示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分依赖于某种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危险性.

最近,龚秀国结合中国加入WTO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在研究传统“荷兰病”的理论模型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式荷兰病”的理论并从实证角度验证了“中国式荷兰病”的存在.与传统“荷兰病”源于大规模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不同,“中国式荷兰病”则源于中国人世后大规模开发利用自己最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人世后中国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确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在探讨了“中国式荷兰病”对人民币汇率政策影响的基础上,龚秀国考证了“中国式荷兰病”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发现在人世后激烈国际竞争和“资源转移效应”的双重挤压下,我国农业出现了逐步萎缩以及创新能力和发展动力日益弱化的典型的“去工业化”现象.龚秀国、邓菊秋,龚秀国、邓菊秋,龚秀国进一步从实证角度探讨了“中国式荷兰病”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国城乡就业以及中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发现“人民币汇率升值效应”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十分明显的积极作用,我国就业增长越来越严重地依赖于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持续繁荣,以及在“体制惰性效应”影响下我国收入分配问题日益恶化,等等.

在当前全球同舟共济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考证我国财政收支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它既关系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以及和谐社会建设,也涉及到我国国家信誉与国际经济地位.本文将对入世以来中国财政收支体制在“中国式荷兰病”影响下的具体反应及其演变态势进行实证分析,进而为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或者思路.

二、中国式荷兰病影响中国财政收支格局的实证分析

随着人世后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空前繁荣以及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财政收支状况大幅度改观,从而为我国政府不断完善财税体制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首先,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外债偿付能力和国家信誉迅速提高,但外债结构呈现恶化的趋势,从而给国际投机资本创造更多可操作空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尽管中国外债余额从2001年的1701亿美元迅猛增长,到2007年已高达3736亿美元,净增2倍多,但是,在繁荣的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加工贸易的有力推动下,中国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和偿债能力：按照国际收支口径统计,外债偿债率(指偿还外债本息与当年贸易与非贸易外汇收入之比)、负债率(指外债余额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债务率(指外债余额与当年贸易与非贸易外汇收入之比)在入世后呈现稳步下降态势,而且一直都低于国际警戒线标准(见表1).

随着人世后中国国际支付能力和国家信誉的逐年提升,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优惠贷款占中国外债余额的比重已经分别从2001年的13.9％、16.2％下降为2007年的8.0％和7.6％,下降趋势十分明显,国际商业贷款也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但与此相反,期限较短的贸易信贷则出现了明显的大幅度上升态势,其比重从2001年的12,7％剧增为2007年的35.6％,净增近2倍(见表2).

从偿还期限来看,入世以来,我国短期债务余额的比重急剧上升,2001年为29.7％,2005年则达到55.6％,到2007年已升至58.9％,是2001年的近2倍,而长期债务余额则从2001年的七成迅速减少为2007年的四成.随着人世后我国短期外债的急剧增长,国际投机资本已经十分明确地在我国相关领域安营扎寨,尽管不会对我国国际支付能力造成较大伤害,但无疑会造成我国财富的大量损失.

其次,入世后我国在改善财政收支状况的同时,却使社会财富加速向公共部门转移,“国”现象突出,并妨碍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人世以来,我国财政收支都以大大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双双持续增长,特别是在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持续繁荣的推动下,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随着人世后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除2002年略低于财政支出之外,其余年份均超过财政支出增长速度,从而使我国财政收支赤字从2001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持续、稳定地下降,到2006年我国财政赤字已不足GDP的1％,到2007年我国甚至实现了财政盈余(见表3).换句话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使我国财政收支状况得到了根本性改观,从而为我国逐步淡出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准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但另一方面,人世后我国财政收入占当年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快速地增长的态势,由2001年的14.9％迅速上升至2007年的20.6％,增加近6个百分点；这种持续、快速的增长势头不仅仅表明我国正在不断改善财政收支状况,同时意味着更多的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正在加速地向政府等公共部门集中和转移,这就是所谓的“国”现象.

此外,我国“国”现象还反映在我国企业和个人对国家税收的巨大贡献上.人世后的前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在全国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一直呈现上升的态势,从2002年的6.9％提高至2005年的7.3％,在2006年我国把个税免征额由过去的每月800元提高至每月1600元之后,个人所得税占全国税收的比重略为下降,但一直停留在7％水平；与此同时,我国企业所得税比重除人世头2年内有所下降之外,自2003年以来也一直呈现快速上升的势头,2007年可能因人民币快速升值而有所下降.尽管如此,人世以来我国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对国家税收的贡献比重快速上升的势头也是十分明显的(见表4).

入世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份额稳步上升,就意味着我国政府通过税收等方式占有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超过了GDP或者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从而在相当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传统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向现代的市场主导型经济的顺利过渡,同时也阻碍了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有趣的是,人世后我国外贸企业的出口退税状况既是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繁荣以及中国式荷兰病的真实反映,又是我国出口退税政策没有及时调整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中国式荷兰病的真实反映：事实上,在2002～2004年间,我国外贸企业出口退税总额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由6.5％急剧攀升至14.4％,在2005年人民币汇率体制重大改革以来受人民币升值影响才开始有所下降,尽管2007年因人民币汇率升值速度加快而下降较大,但仍高达12.4％.(见表4)换句话说,我国人世后实施的出口退税政策和人民币汇率政策并没有致力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外需型向内需型的转变.

再次,在现行财税体制下,财政盈余和地方财政赤字的这种状况可能导致的方针政策得不到很好的贯彻执行,还可能滋生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随着人世后我国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持续繁荣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尽管我国财政收支状况从总体上的确得到了显著改善,但是,财政和地方财政却出现了迥然不同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在我国急剧增长的财政收入中,财政收入一直保持在52％以上的份额,而地方财政收入始终不足一半,最多不超过48％的份额；另一方面,在我国不断增长的财政支出中,财政支出的比重从2002年的30.7％一直稳步下降,到2007年仅23％,下降超过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则稳步上升,从2002年的69.3％迅速上升至2007年的77％(见表5).

更进一步地说,财政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较高而财政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比重不断减少,从而出现了日益增加的财政盈余；与此相反,地方财政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较小而财政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比重不断增加,财政赤字不可避免地不断扩大.人世以来,财政盈余与地方财政赤字相比的倍数,从2001年的0.53倍迅速、稳步地上升至2007年的1.10倍(见表5),6年间翻了一番.这充分说明,在2001～2007年间,财政盈余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地方财政赤字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在2001年仅相当于地方财政赤字一半的财政盈余在2007年完全超过了当年的地方财政赤字.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的财政盈余实际上是通过转移支付方式最终用以弥补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的,尽管如此,这种财政收支分配格局势必会恶化我国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因为地方政府既可能出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需要而置政府的方针政策于不顾,从而削弱政府方针政策的有效性,又可能出于地方赤字埋单的侥幸心理而不愿意减少或者抑制地方政府的非理性开支,从而滋生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尽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一直是我国政府积极倡导的大政方针,可在我国不少地方政府的具体实践中仍然只是一句空话.

最后,在“体制惰性效应”的作用和影响下,我国在关系国计民生和长远发展方面的支出比重依然较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人世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政府已具备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并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物质条件,特别是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转型经济体,我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应该高瞻远瞩,因势利导,从战略上不失时机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

遗憾的是,人世后我国年年大幅度增长的国家财政支出中,我国用于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的财政支出比重呈现了明显的下降态势：用于科学技术的比重2002年是5.6％,其后缓慢下降至5.5％,到2007年则迅速降至3.6％；而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比重2002年是12.0％,2003年迅速降至10.8％,其后一直维持这个水平.(见表6)这反映出我国政府支持科学技术进步以及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力度随着经济增长反而呈现持续减弱的态势,显然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和谐社会建设.我国只有用于医疗卫生的财政支出比重才呈现稳步上升的势头,从2002年的2.9％上升至2007年的4.0％.这充分说明,我国政府已经开始认识到维护广大劳动者身体健康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性.

此外,在2002～2006年间,我国用于农业、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财政支出比重始终处于徘徊不前,基本上维持在5.3％、12.7％、0.4％左右的水平上；只是在2007年,用于农业、教育、环境保护的财政支出比重才分别有1.5、1.8和1.6个百分点的较大升幅.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政府在“痛定思痛”后对我国农业、教育和环境保护等基础地位的反思与决断.

三、改善我国财政收支格局的几点建议

首先,我国政府应及时有效地改革现行税制,并进行实质性减税.由于人世后我国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向政府部门集中,“国”现象突出,所以,我国政府应及时有效地改革现行税制,并进行实质性减税,真正地“还富于民”,从而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一方面,对企业实施减税十分必要,这有助于企业扩大投资和进行技术改造.2008年1月1日我国政府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为25％,就是一个可圈可点的实质性减税举措,它降低了我国内资企业过去高达33％的企业所得税,从而使内资企业可以与外资企业在同一个平台竞争.目前,尽管政府着力推行的增值税转型和加大出口退税等结构性减税举措有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但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影响,我国企业的主要问题是开工不足,所以此类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效果可能不大,笔者认为倒不如下调企业增值税几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切实减少工薪阶层在个人所得税中高达50％的纳税比重,这既有助于我国并不富裕的广大工薪阶层享受更多的经济发展成果,改善他们刚刚解决温饱后的较低生活水平,有利于我国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建设,同时又有助于增加我国居民对国内产品怎么写作的有效需求,减少我国经济对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过度依赖,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其次,加快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禀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财政思想,我国政府更应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与战略目标,积极、适时地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按照公共财政的内在要求,政府负担起提高公共产品和怎么写作的责任.因此,政府要增加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力求建立覆盖全社会所有成员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切实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特别地,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政府特别是政府更应增加对环境保护、社会保障与就业、科学技术、医疗卫生以及农业等重要领域的财政支出比重,从而为下一个即将到来的繁荣周期打下坚实基础.事实上,迄今为止,环境保护和医疗卫生等问题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和地方财政直接管理的事务,而政府直接管理并支出的比例极少,甚至没有任何直接的财政支出；比如,在2007年以前,政府对环境保护就没有任何直接的财政支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较大的遗憾.

最后,规范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为了改善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税收关系,十分必要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和地方政府各自的事权和支出职责,力求分工明确,依法办事.同时,规范财政收入的划分,确保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力相匹配.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财力的均等化,保证地方政府有财力履行其职责,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和怎么写作,从而增强我国大政方针从上到下的执行力,减少甚至杜绝地方政府不合理、不合规的开支建设项目以及各种名目的乱摊派、乱收费项目.

主要参考文献：

[1]Corden W.M.and J.P.Neary(1982)：Booming Sector and De-Industrialization In a Small Open Economy[J],Economic Journal,92.

[2]Sachs.J.and A.Warner(1995)：Natlll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c],NBER WMdngPaper.No.5398.

[3]徐康宁,王剑,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6(1).

[4]龚秀国,中国式荷兰病与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4).

[5]龚秀国

中国式荷兰病与中国农业发展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a(1).

[6]龚秀国,邓菊秋,中国式荷兰病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J],财经研究,2009a(4).

[7]龚秀国,邓菊秋,中国式荷兰病与中国城乡就业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9b(11).

[8]龚秀国,中国式荷兰病与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b(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