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将近三千年的传承与研究,使诗经学成为一个历史积淀极为深厚的学术领域.同时,伴随现代科技进步不断更新的学术资料电子化与资料检索、收集方式的日新月异,传统的研究方法与思路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与其他的传统学科相似,进入诗经学领域,每一位研究者都要面对来自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挑战：面对传统,我们如何推陈出新面对电子化,如何彰显研究的价值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刘毓庆,郭万金先生的《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或许会给人们带来新的思考与启发.
刘毓庆先生的《诗经》研究,向以著述宏富、学风笃实而被人称道.他积数年之功,先后完成并出版了《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一元代)》、《历代诗经著述考(明代)》,《诗义稽考》等著作,这些基础的文献整理工作,为他进一步深入研究诗经学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早在2001年,刘毓庆先生就出版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通过清理、研究明代的诗经学著述,纠正了数百年来的学术偏见.恢复了明代诗经学研究在诗经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与价值.而这部由他与郭万金先生合作完成的《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则从源头人手,探讨了《诗经》由“诗”而“经”、由“经”而至“经学”的发展过程,梳理了先秦两汉诗经学发展演变的整体脉络,分析了《诗经》由文学走向经学的政治、文化和学术动因.
从该书第一节“宜王中兴与《诗》的第一次结集”,至最后一节“郑玄《诗》学与《毛诗》霸权的确立”,时间跨度超过千年,历经周秦、两汉,面对跨度如此之大的研究对象,作者举重若轻,以“两周礼乐制度下的《诗》学发生”、“战国争鸣中的《诗》学传播与诠释学的发生’、“秦汉皇权政治确立时期的《诗》学与经术’作为卷标.鲜明地标示出了先秦两汉诗经学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不同特点.在分卷论述各个时段的发展状貌时,著者能够抓住最核心的问题.通通层层剥离与细化,把一个大问题化解为若干个具体而微的小问题加以讨论.随着这些小问题的一一解决,各个时段上诗经学发展的状貌也逐渐清晰,最终立体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如卷一题为“两周礼乐制度下的《诗》学发生,,什么是”《诗》学发生’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我们首先要追问的是什么是噬诗》学它如何发生如作者所言：“当《诗》初成而传播于乐师之中的时候,一种对于《诗》的观念就开始形成了.这种观念携带着人们对于《诗》的理解与诠释,随着主流文化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而发生着变化,这就形成了《诗》学的历史.”(P25)《诗》学既然是人们对《诗》的理解与诠释,那么,《诗》的结集便是第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诗》结集之后,随着社会文化形态的演变.人们对《诗》的观念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真正意义上的《诗》学.便应该是从脱离乐的统治,以独立身份出现于社交活动一一即春秋赋诗、引诗开始的.而,赋诗’的前提,便是,诗’作为文学的灵动性及无限的可比附的发现.因而可以说,甙诗挣学史就是从‘诗’的文学本质的发现与把握开始的’(P25),这一段话,既道明了春秋时代在噬诗》学历史上所具有的发生学意义,也阐明了本书的基本立场,解释了著者把先秦两汉诗经学史定性为“从文学到经学,的原因.在这个从文学到经学的过程中,孔门《诗》学承担起了历史的使命.就这样,,作者把“《诗》学发生”这样一个比较模糊的命题,细化为“两周礼制与《诗勘的结集历程”、”春秋《诗》学及其变迁’以及“孔门《诗》学及其承启意义”三个比较具体的问题,通过对这三个具体问题的充分论证,使得最初看起来不可捉摸的“《诗》学发生”变成了一个能够被理解和把握的历史过程.
大凡接触过先秦两汉诗经学的人都知道.先秦两汉诗经学,尤其是先秦诗经学研究,并不是建立在成熟完善的诗学著作基础之上的,像《诗大序》这样比较系统的理论性阐释如凤毛麟角,更多的研究工作需要从搜集、整理和分析散见于各类文献中的《诗》学资料开始.在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方面,该书做了大量的工作,以表格的形式出现在书中的“《诗经》异文表”、各类著作“引《诗》称《诗》表”等是其最直观的体现.当然,在电脑技术相当发达、古籍电子化突飞猛进的今天,资料收集工作难度的降低以及工作量的弱化.也使其在整个学术研究工作中的地位下降至研究基础的位置上.通过分析资料而表现出的识见与洞察力,则成为判断一位学者学术研究能力及其成果价值的重要标准,该书的多处议论都反映了作者见微知著的洞察力与理性分析能力,如卷一讨论春秋时代《诗》学变迁时,对世卿公族在文化传承中所发挥的作用的发掘：“卿大夫的世袭,并不仅仅是爵禄的继承,更主要的是文化承传”(P41),卷二论述孟子的王道政治时,认为“《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表述.“突出地体现了《诗》与《春秋》共同承载历史的文化功能与褒善贬恶的政治意义”(P136).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于战国诸子争鸣时代反《诗》学思潮下《诗》学传授与流布的清理,通过梳理杂乱的历史资料,作者发现了《诗》学中心由三晋而至齐国稷下、由齐国稷下而移至燕国,又由燕国而楚之兰陵的转移之路,并且把这四大学术中心与汉代四家《诗》的传承联系起来：“由战国先后兴起的四大学术中心造成的文化强势,直接影响到了汉代《诗》学流派文化区域的形成.等一接受三晋文化传承的学者,远桃子夏,于经义之中融人了历史的深沉.兴起于赵地的《毛诗》即代表了三晋学术的作风.以阴阳家为主力的齐稷下学术中心,形成了以阴阳学说兼糅百家杂说的学术气氛,等汉初兴起于齐地的经师,便接受了阴阳家与百家杂说的熏染,于经义的‘人学’之外兼并了‘天学’的内容.《齐诗》学便代表了这个地方的学术作风.燕国学术中心,是在齐晋两地学术的影响之下,由燕召王招贤而兴起,等在文化上有着明显的依附性.晋地之古史学与齐地之阴阳学说的媾合,形成了燕地儒学的特点,《韩诗》即可代表此地的学术作风.鲁国是孔于的故乡,自有其学传承,后又得大儒苟卿传经兰陵,等荀卿之学杂帝王之术,将早期儒家的理想主义化为务实主义,不空谈道等这也使鲁地儒学具有了为政治怎么写作的基本素质.鲁地兴起的经学,便有了向政治中心靠拢的倾向,这就形成了今文家的作风等”(P188)将区域文化的发展放在历史的时间链上加以分析.既理清了战国时代《诗》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同时也找到了汉代四家噬诗》之所以出现的历史文化根源,记得在扬州读书时,我的老师王小盾先生讲过“好学者”的标准.他认为一个好学者应该具有三种能力：一是能够保持对于特定事物的长时间的思考,二是能够打破思维习惯而创新自己,三是能够在充满矛盾的意见或现象中找到潜在的统一逻辑.该书作者对战国《诗》学传授与流布这一问题的清理,便极好的表现了好学者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寻找其内在统一性的能力.
正如周勋初先生曾经说过的,诗经学是一个“题无剩义’的领域,除了总结前人,能否推陈出新至关重要.在这个方面,该书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如卷一对《诗大序为作者、时代问题的重新考证,就给入耳目一新的感受.当代的《诗经》研究者大多未加考虑就接受了《诗大序》为汉儒所做的“共识”,而该书作者基于深厚的学术积累与敏感的学术洞察力.抓住了噬诗大序势在作者、时代问题上存在的疑问,由历史上存在过子夏作序的说摆人手.把子夏继承自占L世家的领悟能力与《诗大序》所言“动天地,感鬼神”这种诗的神秘感受联系起来,肯定了于夏作序的看法.作者指出,“占卜者对于那些短歌残诗的理解,全在一个‘悟’字,占卜的神秘意义也就隐存那些,短歌残诗’中.于是‘悟’就成了沟通神灵的唯一手段,占辞成了传递神意的媒介”(P7]).“像‘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这样的感受和认识,人们都感到奇怪.平平常常的歌,怎么有可能‘动天地,感鬼神’这是从何说起呢但仔细一想,这不正是对占辞的神秘认识在诗歌申的移植吗如果没有卜氏家族对占辞,会与鬼神情感联系起来的短歌残诗’神秘意义独有的感受做意识背景,我们很难想象一篇抒情诗,会与鬼神情感联系起来”(P73).虽说没有切实的证据,但是,读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作者的观点不但新颖,而且富有说服力.程千帆先生曾说过用文献学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以用文艺学的方法解决.该书著者对噬诗大序》由子夏所作一说的推论,使用的就是典型的文艺学方法,其中逻辑推导的力量让人不能不为之叹服.对于汉人《诗》学的派系归属问题,作者也基于对《诗》学传承状况的清晰了解与把握,突破了自清代以来形成的非韩、毛,即齐、鲁的四派分属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武帝之前,《诗》学传播混乱无序,经师众多,各呈其说,派系未分.等”武帝之后.三家《诗》虽因政治上的合法化与权威化,将众多士子诱入其门,但毕竟因其官学化,不得不把民间的传经空间留给一些《诗》学细流,因而我们从汉代文献到出土文献中,都发现了与四家《诗》不合的《诗经》文本与《诗》学遗说.我们决不可将这些异文、异说,轻易地认作是四家《诗》的别传”,据此分析,作者把“元王诗”、汉初“二贾’诗说、阜阳汉简噬诗经势、以及出现在镁神乌赋》和东汉铜镜铭文中的《诗》句,统统从四家《诗》中划出,”打破‘四家’定说,才有可能对汉代《诗》学作出较全面的价值评估”(P194),作者的研究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汉代《诗挣学传承的复杂性,也为更进一步清理汉代噬诗挣学的传承脉络奠定了基础.
该著作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研究学术史的问题时,没有局限于具体的研究对象,在深入分析研究对象的特点时,能够注意到研究对象与时代、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之间的联系,从而能够多角度地层现研究对象的存在形态及其形成原因.这一点在研究汉代四《诗》的传承与命运变迁时表现得尤其突出.作者不仅分析了不同《诗》学派别、人物的诗学思想的基本特点,还十分注重对其价值取向的判定.作者在分析四家诗的分歧时,一个重要的观点是除了文本上的差异,’三家与《毛诗》的分歧,蔓主要的恐怕还在于诗的价值取向上,三家《诗》借助政治力量先后立于学官,其在噬诗》的价值取向上.也必然要大大地向政治靠拢.,为统治者提供‘治安策’,,随而由民间学术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P201).“而噬毛诗》作为一种民间学术,等它与现实政治相对来说关系疏远,也不会受到现实政治的牵连.而是把目标放在了致太平上,因而在神学思潮泛滥、意识形态宗教化、儒学神秘化的东汉时代.它能够保持理性,维护学术的独立,紧紧把握住传自先秦原始儒学的精神命脉”(P4u).通过与时代、政治、思想演变形态的关联,作者敏锐地抓住了解开四家懂诗,学术性格及其价值取向形成原因的钥匙,对《鲁诗》的严谨用世,《齐诗净的神秘怪异,噬韩诗挣的混合复杂,以及《毛诗挣作为“战国遗孤’的理性精神进行了很有说服力的论证.而且在详细论述各家各派的诗学特点时.著者又时时表现出一种大局意识,善于把具体的历史事件纳入到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去揭示其意义.如由汉代《诗》学从“略通大义’到“明详章句’地变迁,指出其意义不只是对鬟诗》的研究由粗略到精细.更重要的是’义理体系与解释体系的建立,,由此而盲,《从文学到经学净就不只是一部罗列史料的诗经学史著作,它也是一部充溢着理论精神与价值的史论性著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当然,成就再高的学术著作,都不可能完美得无懈可击.尤其是在学术积累非常深厚的先秦两汉诗经学领域,诸多悬而未决、众说纷纭的历史公案都是每一位研究者绕不过去又极难翻越的大山,每一位研究者都试图解决难题,但在没有找到切实有力的证据之前,即使言之成理的立论充其量也只能被作为一家之言视之,不可能成为最后的定论,更不要说那些推论尚欠严密,还有可商榷之处的观点了.在该书中,也存在着一些可商榷的观点和论述.如著者在讨论噬诗小序》的时代问题时,忽略噬小序净形成的历史累积性,而把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讨论的作法就有失妥当.因而最后得出的《诗序及形成于战国孟子一派的说法也就缺少说服力.另外,该书名日‘从文学到经学’,未结集之前的诗,：传递的是先民心灵信息’.但在结集为《诗》之后,是否还可以认定其“本质是文学的’进一步而言,把春秋时代’赋诗,的前提认定为对“诗’作为文学的灵动性及无限的可比附性的发现,,由此认为“嗄诗,学史是从‘诗’的文学本质的发现与把握开始的’是否合适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书中还有一些,我之所以称它们为“问题”而非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缘自于研究者不同的视角与立场,而并非因知识缺陷造成的硬伤,因此,对于本书而盲,这些“问题”的存在井不影响它的学术价值.恰恰相反,它们合成为启发和推动学术研究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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