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内容提要 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是由多种成分和力量汇合而成的文学运动,从“革命文学”的倡导到“两个口号”的论争,始终激荡着内在的差异与张力.一方面,主要受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影响的一批“革命作家”在白色恐怖中高扬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中国文学中的传播,引领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潮流；另一方面,以鲁迅为代表的通过自身的探索走向革命文学的作家则对中国社会与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对他们对于革命与革命文学的生硬理解,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绝对化的偏激倾向,乃至“才子流氓的毒”,给予了有效的抵制与批判,从而承传了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推动了左翼文学思潮波澜壮阔地发展.
谈到“中国左翼文学”,无疑我们面对的是一批“家族相似”(维特根斯坦语)的概念：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普罗文学)、左翼文学(狭义)、解放区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新中国文学等等.不过所有这些相互交叉或差异的概念都可以追溯到以革命文学的倡导开始到以两个口号的论争结束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文学,即狭义的“左翼文学”.不仅在中国文坛正式高扬起“左翼”的旗帜,而且作为源头,孕育了左翼文学以后发展的多种基因与历史趋势.因而本文主要以这种狭义的左翼文学思潮作为基本范畴展开思考与讨论.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成仿吾1928年倡导革命文学的一篇论文的题目,确实勾画出了中国现代文学从第一个十年到第二个十年演进的历史轨迹.不过虽然无产阶级文学革命的旗帜是在革命文学的倡导中正式张扬起来的,实际上这种转折早在五四时期便已经开始了它的萌动.1919年1月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欧洲和会,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民族平等”与“民族自决”的希望,而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强权政治的相互勾结中导致了中华民族新的生存危机,从而促使了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把目光转向承诺废除对华殖民条约和在华特权的社会主义俄国,推动了中国的成立和社会改造运动的日益高涨.1923年前后,部分人,如瞿秋白、邓中夏、肖楚女等便提出了建立革命文学的主张,要求“以文学为工具”,来为民族独立和革命怎么写作.作为中国选派的首批留苏学生之一的蒋光慈,1924年回国后也发表了强烈呼唤革命文学的《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并与沈泽民等组建了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为主要阵地的“春雷社”.而五卅运动的爆发,进一步引发了深入城乡的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浪潮,并在争取“直接民权”的口号下,完成了国民大革命的政治动员.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中,大批作家,如郭沫若、沈雁冰、成仿吾,乃至闻一多参加了实际的革命斗争.郭沫若、沈雁冰等还发表了革命文学的论文,如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1926)中一方面提出了时代要求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号召文艺青年到“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旋涡中去”.鲁迅也于1926年“三一八”事变后,由北京奔赴南方,并发表了《革命时代的文学》等著名演讲.实际上正是在20年代中期“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中与北洋军阀政府和“正人君子”流的帮闲文人的实际斗争中,促进了他思想的发展.“上等人”与“下等人”、“聪明人”与“傻子”、“阔人”与“穷人”、“治者”与“被治者”、“官魂”与“匪魂”与“民魂”,不断以鲜明对照的方式涌现在他笔下.“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鲁迅义无反顾地站在“下者、弱者、幼者”的平民本位的立场上,对压制、奴役平民的“上等人”“聪明人”“阔人”“治者”“官魂”给以了勇猛顽强的与批判@,并推动他走向更加切实的现实斗争.他来到南方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期望“同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所以诚如钱杏所说五四运动便开始酝酿着一股集体主义的社会思潮,“走向社会,为做社会改革的伟业”已成为进步青年的时代选择.而“遇到‘五卅’这一时期,便如伟大的火山突兀的爆发起来”,有了“一大转变”和“绝大的进步”,“举国的青年有了民族的觉醒,有了阶级的觉醒,有了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同时有了很强烈的革命要求”；而“潜伏的革命文学的呼喊”也“伸起头来”,“得到了许多的进展”.
不过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全面清党反共之后,当这些作家又重新云集上海,由创造社和太阳社正式揭起了革命文学的旗帜的同时,却展开了对鲁迅、茅盾、郁达夫、叶圣陶等五四新文学的代表作家的猛烈批判.刚从日本回国的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攻击鲁迅“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成仿吾则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把鲁迅定位“以语丝为中心的周作人一派”,“标语是趣味”,“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郭沫若则干脆来了一个跳：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而既然“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那么“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就是二重反革命”.并进而得出结论：鲁迅是一个“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为什么他们会对同样倾向于革命文学的鲁迅等作家展开如此激烈的批判呢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种批判及其论争,推进了左翼文学思潮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揭示出它内部的差异性及其由这种差异性所建立起来的文学张力与复杂性.
左右对鲁迅等新文学作家批判的主导力量是成仿吾专门从日本请回国来的创造社的一批“革命青年”.一方面,他们袭用日本福本和夫左倾狂热的“分离结合”方式,以盲目清算／批判几乎所有新文学作家来展开自己的斗争,即他们片面理解的“奥伏赫变”.另一方面,他们这种“奥伏赫变”／斗争(“除掉”)又是建立在他们的对社会历史形势的判断与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已到了他的最后的一日.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一边是资本主义的余毒‘法西斯蒂’的孤城,一边是全世界农工大众的联合战线”,因而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取代,他们倡导的“革命文学”也就应该否定和取代五四“文学革命”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