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从《文心雕龙史传篇》看刘勰对史书的态度兼论其文学观
刘勰的《文心雕龙》第十六篇是《史传》篇,讲历史散文.“史”源于古代左史记言与右史记事,“传”是对经书意旨的转授.全篇内容大致分三部分：先是对“史”“传”文体的起源、形成及演变的介绍；二是在论述史书源流、体例演变的过程中,对晋代以前的史书做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和简明辩证的评论；三是总结文体写作的方法与特色,写到了史学功用,史官建置,史家素养,史书写作格式和文字要求以及史著的得失等问题.刘勰在《史传》篇文体论的写作上,提出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原则,继承发展了前人文体研究的理论和经验,从上述对《史传篇》的梳理中,可见刘勰确实遵循了他提出的原则.
纯文学是非功利重抒情的美文,而刘勰《文心雕龙》所论述的范围包括经、史、子部,他所说的“文”是广义的文,是包括一切语言文字写作的文章和著作的,这与杂文学所论述的范围大致相同,但是不能说刘勰就是杂文学观或泛文学观.从整部著作的编排上来看,《文心雕龙》上编中前五篇是“文之枢纽”,而在正式写文类的时候,刘勰是按照“有韵之文”一“韵散兼备”一“无韵之笔”的顺序编排；另外对于从第十五篇至二十五篇的无韵之各文类,刘勰是按照先专书,后单篇文章的顺序来编排.显然这种编排并非偶然,而是作者在充分认识备种文体的文类大小和文学性强弱之后有意为之的.在评价作品和作者思想时,我们必须回归到作者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当时文学的发展状况当中,虽说《文心雕龙》涵盖的范围很广,但已表现出刘勰有意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意图,当然我们认识到刘勰文学观念中不科学的地方.
从《文选》看萧统对史书的态度兼论其文学观
《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影响最大的一部诗文选集,收录了从战国至梁初750篇作品,它的编选体现了以萧统为主编的文人集团的文学观念.清人阮元《书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中云：“昭明所选,名之日文,盖必文而后选也.经也,史也,子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等必‘沉思’‘翰藻’,始名为文,始以入选也.”
关于史书,除《史记》与《汉书》外,其后的几乎全是官书或须上奏朝廷之书,且记传诸体大抵采自原始“起居注”、“实录”或其他前人著述.萧统在《文选序》中提到了他对史书的态度：“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因而历史著作是不符合《文选》的选录标准,故排除在外.但他又接着讲到：“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深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由此可以看出,萧统对史书和其部分“论”“赞”是持不同态度的.在《文选》实际编录中,萧统在卷四十九和卷五十破格选录了《晋纪》和《后汉书》等史书中一些“论”“赞”篇章.以《后汉书》为例,其中的论赞部分,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写道：“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等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从萧统在“史论”一类中录《后汉书》文字最多的情况看,他可算得上是一位范晔说的“赏音者”.可他在《文选序》中已说不收录史的著作,史书中赞、论等入选只是因为有文采而已,但他又不将“史论”列入“论”,而是对这两种特别另立一类,这对文体分类来说多少是些不妥当的,不过《文选》毕竟不是理论性的著作,而一部诗文选集.
萧统认为由质朴趋向藻丽是文学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文采应为“文”的必备条件,因而《文选》选录文章的艺术标准,是当时流行的骈体文学和语言声律之美.与刘勰《文心雕龙》广泛的“文”相反,《文选》取狭义之“文”,即文学写作的文本,既不包括经籍、予籍,也不包括史籍中的言辞、记事之文,而仅取“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篇章,包括诗篇、赋作和文章.当然,萧统仅从文采衡量文与非文,也非是最妥帖的.
刘勰与萧统之文学观比较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提出：在史书的立意、选词用字上,要以儒家的经典为依据；在警戒规劝、考虑取舍时要以圣人的言论为准则,并反对《史记》《汉书》为吕后立纪.而萧统主张“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俘.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致.”(《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这承自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可见,刘勰和萧统深受儒家思想的桎梏,文学观也有着浓郁的正统儒家色彩.
昭明太子萧统曾与刘勰有过多年的直接接触和密切的主从关系,再加上刘勰《文心雕龙》中给予好评的许多作品都入选《文选》,因而《文选》的编纂深受《文心雕龙》影响已被学术界大多数人所认同.另外,
《文心雕龙》是一部研究和阐述各类文体的创作特征及历史发展的理论著作,而《昭明文选》是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选集.因而,不能简单地仅从对史书态度的不同这一点上来说刘勰是“泛”文学观,而萧统是“纯”文学观.萧统在《文选》的编排中注意到了作品文学的独特性,虽说他的选文标准并非完善,与今日的文学概念并不完全符合,但他意图用南朝文笔之辨的理论将文学与哲史区分开来,从这一点来讲他比刘勰的文学观要先进一点,也可谓是积极探索文学独立性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