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海外华人批评家黄维睴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与实践.其研究重点主要围绕《文心雕龙》展开,主要有二：中国文论的体系建设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应用；其研究方法——中西比较由于难以摆脱西方的思维框架,走的实际上是以西释中的路子,而其思维方式则具有明显的普遍性倾向.这些都凸显了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中的古今结合与中西结合的难题,以及黄维睴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重大失误所在.
关 键 词 ：黄维睴；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63（2012）3—0062—06
DOI编码：103969/jissn1008—0163201203013
刘勰为解“文心”、析文采而写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体系严密、“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而今,亦有一人竭力“让雕龙成为飞龙”[1],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做了大量实际的工作.此人正是黄维睴.黄维睴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以及中国本土文论的体系建设方面具有高度自觉意识.其所做努力在文论严重“西化”的今天让人印象深刻,其所雕之龙正是“中国”文论之龙.
到目前为止,就笔者所见的材料,对黄维睴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及实践之考察,除了在论述其文学研究中的中西比较方法时有所涉及之外[2],还没有专论对此做过较为系统、全面的探讨.联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学界兴起的那场几可谓“旷日持久”的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理论探讨,笔者认为黄维睴的相关探索和实践实为难能可贵,对其所做探索的得失经验进行研究总结也应为必要之举,而从研究重点、研究方法、思维倾向三个方面探讨成为可能.
《文心雕龙》研究：中国文论的体系建设
黄维睴认为“体大虑周、高明而中庸的《文心雕龙》公认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杰构,最宜优先成为重新诠释、现代应用、向外输出的文学理论”[3],其近年研究可概括为以《文心雕龙》为中心的三个“尝试”：“尝试通过与西方文论的比较,重新诠释它；尝试以中西文论合璧的方式,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立一具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尝试把它的理论,用于对古今中外的实际批评”[4],重新诠释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必要的基础工作.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立中国文论体系并应用于实际批评是黄维睴文论研究的重点和目标所在.
黄维睴建立了两套中国文论体系——一谓“情采通变体系”,另一套体系黄维睴没有命名,为了讨论方便,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在这里暂把它称为“本体外延体系”[5].
比较两套体系,可以发现,其区别主要在于：1,从语言表述上来说,情采通变体系采用中国古代文论词汇,为文言；本体外延体系采用现代词汇,是白话.2,从体系建构的基点或者骨干理论来说,情采通变体系更直接地以《文心雕龙》为基础,以“情采”、“通变”这两个具有一定统括作用的概念为骨干；本体外延体系依据的是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内在研究”、“外延研究”二分法及“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三分法.3,从体系组成的具体纲目来说,具体内容在归属项目上互有交叉.例如,文学的功用在情采通变体系中被作为独立的大项目单列出来,在本体外延体系中则应属于文学外延研究；比较文学在情采通变体系中归入“通变”一项,而在本体外延体系中,则应该属于文学外延研究；“六观”分属“剖情析采”与“通变”两项,而在本体外延体系中的实际批评可以完整地涵括“六观”.
关于情采通变体系,黄维睴谓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6],并没有对其“中国特色”展开具体论述.笔者认为,其中国特色应该主要指两点：一是如上文所述语言表述使用中国古代文论的文言词汇,其用作纲目的“情采”和“通变”也是中国文论中有着独特内涵与统括作用的概念；二是情采通变体系实际上是由三大部分即（某一）文学作品（“情采”与“剖情析采”）、作品之间的相互比较（“通变”）、文学的功用（“文之为德也大矣”）组成,这一架构与本体外延体系有别,体现了中国人对于文学认识的思维特点,同时,“比较文学”及“文学的功用”得到了强调.
不过,此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其实无法排除现代与西方的因素.首先,其所采用的中国古代文论文言词汇在实际应用中须被“翻译”成现代白话,就连其主要架构“情”、“采”也须对应理解为“内容”与“形式”,这是现代人理解文言的必要之举.也即,这套以中国古代文言为语言形式的文论体系,其“文言”之表还得“还原”成现代的语言和思维形式.其次,情采通变体系的总体架构实际上没有摆脱韦勒克和沃伦“三分法”的影响嫌疑.另外,黄氏对比较文学的强调本身亦受西方影响,因为比较文学是“先在西方兴起”[7]的.
这实际上正好印证了“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出发点是如何处理古与今、中与西的关系这一问题”[8]的观点.针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王元化先生提出的“三结合”（古今结合、中西结合、文史哲结合）的方法,其中的两个结合,就是针对古今、中西矛盾的.黄维睴建构的这两套体系恰恰突显了古今、中西之矛盾.自然,从实际批评与中西比较研究法两个角度也就能够分析这两套体系的应用及其在“古今”、“中西”结合上的得失了.
实际批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应用
从博士论文《中国印象式批评：诗话词话研究》到第一本学术专著,乃至目前学术探索,实际批评始终是黄维睴研究的一个重点,更是其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焦点和目标.如其所言：“对文学理论的研究,我的兴趣很大,可穷一生之力而为,但我却不甘心只研究理论,更希望把理论研究之所得,落实于对作品的批评.”[9]他更希望“‘古为今用’这颗文论的新星”“光焰万丈长”,以证明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10].在古代文论实际批评手法的理论探索方面,其着力最多的是印象式批评,而从古代文论中提取的具有现代适用性并认为可以广泛应用的批评方法却并不是印象式批评,是来自《文心雕龙》的一系列理论,尤其是“六观”说.
黄维睴对《文心雕龙》的实际应用在笔者看来具有显性与隐性之分——“显”,在于其对《文心雕龙》一系列理论的大力推介和着意应用；“隐”,在于《文心雕龙》对其文学批评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非刻意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