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当代文学大师缺席的原因

摘 要 ：中国当代文学大师缺席,经典匮乏,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是复杂而多样的,在社会生态环境变化的原因以外,文学基础的薄弱化、文学创作的功利化和文学批评的形式化,无疑也产生了巨大的阻碍作用.

关键字：当代文学；作家；大师

中国当代文学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却并未出现我们所期待的大师级人物.当然,对大师的界定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无一个可以量化的客观标准.但是,正因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大师这一称谓的使用才需要格外慎重,随意而盲目的滥用,往往会导致“大师”泛滥,却无真正的大师来造就传世经典.造成当代文学大师缺席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学界也早就一直在探讨.评论家吴炫先生诊断出的结论是“思想的贫困”和“穿越意识的淡薄”.[1] 而田崇雪先生的结论则是“小农意识”太重,“小资情调”太浓,“贵族精神”阙如.[2] 诚然,大师的缺席自然有作家自身思想偏狭的缘故,但在这诸多表象的背后却是普遍存在的文学基础的薄弱化、文学创作的功利化和文学批评的形式化这三个重要原因.

一、文学基础薄弱化

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如郁达夫既写小说、散文、古诗和评论,还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朱自清、闻一多都创作诗歌、散文,还在大学讲授古典文学；巴金可以将《昭明文选》全部背出来；茅盾也能将《红楼梦》一字不差地背诵.可见,要成为文学大师,古文修养是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反观当下,许多当代文学作家的文学功底式微,古典文学修养更是不敢恭维.许多作家阅读内容随意,阅读范围狭窄,浅尝辄止.对于本国的文化遗产,许多当代作家无法充分地从中汲取营养来夯实自己的文学基础.如不借助工具书,甚至有人无法顺利读懂普通的古文读本,更不用说那些鲜有人问津的典籍孤本了.

对于外语原著,鲜有作家可以通读,零距离玩味异域文学的风采,并能去芜存菁,去伪存真,从他们的文化中最大限度地吸收有益的滋养.波恩大学汉学教授,德国著名的汉学家顾宾教授就认为,中国尚无伟大作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懂外语.[3] 1949年以前的中国作家如张爱玲、林语堂、胡适等都能用外语写作,鲁迅更是能用两种外语自由表达.而当代能懂外语,会用外语创作的作家则踪影难觅.不会外语,则只能看翻译作品,这使中国作家不能真正从另一个语言系统来审视外国文学作品,缺乏深层次的美学解读.如此文学素养,何以能创作出一流的经典作品来?

由于文学基础的薄弱,当代文学作家常常是靠自己的一点悟性和灵气在文学上混出了点名气.成名后却难掩浮躁心态,创作上自我复制,固步自封,最终为名所困,再无建树.有些作家文字粗俗,不堪入目,一味迎合部分读者的低级趣味.文学基础之贫弱可见一斑,也与文人应有的修养格格不入.

加强文学修养,特别是加强对古典文学的学习,无疑是准大师们和热爱文学的人士必须做的功课,也是普及和弘扬中华文化的有效方式.因此,不妨在中学和大学的语文教育中,加强古文教学的力度.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主要存在于这些古文中,而且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考验流传至今,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施蛰存老先生就认为：教材要选那些经过历史考验的,文言文要选老文章,就是过去的人都读的、历代传诵的名篇；白话文也一样,没有经过历史考验的不能选做课文.[4] 若真能如此,产生当代文学大师的土壤也许会更加深厚而肥沃.

二、文学创作功利化

作家写作过程应为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而时下的许多作家为迎合读众口味,沉迷于凶杀、、灵异等主题的创作,以赚取稿酬,全然不顾其作品的质量和可能产生的危害.有的作家被商业收编,沦为网络查重复率,他们以网络为媒介,上传此类作品,以吸引眼球,增加点击率,从中获取利益.于是,写作成了安身立命的手段,文学成了谋取名利的道具.作家不是被“圈养”,就是被商业收编,无法实现精神和灵魂突围.作家的物质GDP是上去了,精神CDP却一直负增长.朱自清说,作家如果“忘记了自己的世界,放纵到上,以及粗劣的笑料上,去吸引读众”,那“只是迎合低级趣味,而读者贪渎这一类低级的软性作品,也只是沉溺,谈不上‘百读不厌’.”[5] 如此看来,那些庸俗、媚俗的作品只能流行一时,却不能成为流芳百世的经典.

对许多成名作家而言,这一问题则尤为引人注目.许多作家成名之后,便将自己的名气作为一种资本,想方设法把名气变现,文学成了他们的摇钱树.市场经济社会,当然有诱惑.许多人可一夜成名、一夜暴富.许多原本默默无闻的传统作家终于耐不住寂寞,守不住清高,从寂寞的板凳上跳将起来,加入了淘金的大军.每个人都想以最小的付出获取最大的利益,文学创作变得急功近利,哪里还有时间去体验、去阅读、去思索.至于“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则成了遥远而苍白的命题,被敬而远之.失却了这最起码的素质和品格,作家如何能激荡灵魂,引领思想?

从作家个体角度看,也只有甘于寂寞,潜心文字,淡泊名利者,才具有大师的潜质.只有不随波逐流,自暴自弃,急功近利者,才能出淤泥而不染,冷眼看世界,劲笔写华章.批评家李建军先生认为,“大师是那种在创造能力和人格修养上,都达到极高境界的人；是那种在许多方面,都高于他的同时代的人；是那种人们提到他们的名字,便觉得温暖和鼓舞的人,便觉得骄傲和自豪的人.”[6] 作家若都以此目标自励,文学创作的急功近利也许早已销声匿迹了.

三、文学批评形式化

创作和批评是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应该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创作不断给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资源,而评论或批评则起着引导、启迪创作的作用.而令人遗憾的是,如今的文学评论却成了一些所谓文艺理论和观念的复制品,未能真正发挥客观公允的批评作用,文学批评最终只能流于形式.

文学批评当然需要文艺批评理论的支持,但若深陷理论的泥潭不能自拔,为学到了点舶来的“主义”而沾沾自喜,忘记了文学批评的真正使命和职责,则委实有点本末倒置了.应当承认,传统的文学批评难以摆脱儒和道两种思维模式,往往流于庸俗和神秘,无法准确解读当今的文学作品.于是,在传统文学批评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之时,一些嗅觉灵敏的批评家就将目光投向域外,纷纷祭起“拿来主义”的大旗,一时间西方批评界的时尚学说被大量引进,“主义”漫天飞舞.什么“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后殖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西方的文艺理论,不胜枚举.有了“主义”来撑腰,批评家们自然神气了不少.不少批评家都能娴熟地应用西方各种批评方法和话语,用来评析各种当代文艺现象.鲁迅先生说：“独有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践踏,则我以为委实太滥用了批评的权威.”[7] 文学批评是一种权利,更是一份责任.没有对当代文学进行望闻问切的临床诊断,仅凭几个“主义”就出来行医,则难免会误诊误断,延误病情.如若作家们受其蛊惑,则会在创作中迷失方向,失去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就很可能与大师和经典擦肩而过,悔之晚矣.

而事实上,“能够流传下来的进入经典行列的作品,总是与那些亘古不变的基本文学原理相契合”.[8] 盲目宣扬和追随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必然导致有种无收有花无果的尴尬境地.当行的批评理论多是文化批评的策略或范式.如“新历史主义”宣扬取消一切学术领域的种种界限,从文化范畴内所有学科的视角来对文学实施综合整治,对于纯文学批评则不屑一顾.于是一些批评家就打着文化批评的幌子,将一些粗俗不堪的文学作品,做些包装以后就推到了公众面前.善良的读者们也因文学批评的误导而将当成了玫瑰,其危害性可想而知.

严肃的文学批评既然无法做到深刻而透彻,还不如干脆做个顺水人情.中国人历来重视人情面子,不愿得罪人,即使是批评也搞的云山雾罩不知所云,很少有尖锐犀利的批评之声.于是在你好我好的和谐气氛中,许多评论家被集体招安.曹文轩对此表示了无奈,“譬如人家请你参加作品讨论会或是请你为他的作品写序,你总不能到讨论会上去一边喝着人家的茶一边贬人家一通,或是在序里一句好话没有,竟是些让人家心慌耳热、无地自容的言辞.这不合情理.”[9] 这番道白恰恰说出了当今文学批评的弊病.批评家应具有敢于言说的勇气和稳定的评价尺度,应当做作家的诤友,而不是侠义兄弟.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文学批评应该客观公允,不应为人情所累.其实,说到底还是评论家缺乏说真话的勇气.于是,作品争鸣变成了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吹拉弹唱”.而所谓的文学“批评”却变成了恶语相向和人身攻击.文学批评自甘堕落,尊严和权威消磨殆尽,又如何能影响作家的创作呢?

四、结束语

也许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新时期所必然经历的磨难,也许我们还需要较长时间的耐心等待.但若因此而放任自流、无所作为,那就是一种逃避甚或是一种犯罪了.对作家而言,不断学习、放下浮躁、潜心文字才是正道；对批评家来说,文学批评应回归本位,真正为文学发展怎么写作.期盼若干年后,当我们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大师们如一盏盏明灯照耀着人们的灵魂、指引着时代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