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生态批评不仅要研究“放弃的美学”、自然主体性的生成机制①,即放弃人对自然的征服、统治与占有,甚至放弃人的中心性、主体性,放弃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与自然的疏离感,同时也试图赋予自然主体性,让山川河流、季节气候、飞禽走兽及其他组成生态整体的自然存在物成为文学艺术再现的中心,而且还应该研究地方（the sense of place）的建构.因为地方意识在培育生态意识、促进环境想象及消解生态危机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放弃的美学”观、自然属人主体性身份的赋予要得到具体的落实,自然的季节气候及其他存在物要被正确认识的话,这些事件一定发生在某些具体的地方.此外,生态批评学者也认为,环境责任的培育需要个人对自己栖居之地的敏感与对该具体地方的忠诚.正如生态诗人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警告：“没有对自己地方的全面了解,没有对它的忠诚,地方必然被肆意地滥用,最终被毁掉.”地方不是抽象的、机械的物质世界,而是具体、可感、可知、生命充盈的人化空间.地理学家雷尔夫（Edward Relph）认为：“地方的意义可植根于物质环境、客体或活动中,但并不属于它们自身,而是人的目的或经验的产物.”但是,地方意识犹如一把双刃剑,它“也许将人与具体的环境联系起来,以至使他丧失对它的鉴赏能力,好像得了健忘症一样,忘却我们与世界的疏离及世界的冷漠”②.所以,地方意识不是医治现代人无家可归的灵丹妙药.
生态批评学者所要做的不是贬低或赞美地方意识,而是探讨培育环境谦卑的具体条件.这种环境谦卑是一种觉醒的环境意识,它要求我们随时留意它的局限性,即常怀“地方塑造我们,我们也建构地方”的敬畏之心.
一地方意识的内涵
在生态批评家看来,如果要从文学中寻找地方意识,最好不要期望太高,因为“爱地方不是人最强烈的情感”,埃佛登（Neil Evernden）甚至将人界定为“自然的外人”.所谓的现实主义小说对地方的再现篇幅少得可怜.在《现代婚姻》一书中,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首先用了四段文字介绍新英格兰的一个村庄,介绍了它的山、它的田野、它的榆树、它的建筑和它的街道,好像对环境予以了足够的重视,但是,他马上就转到了他的人物,很少再看看乡村的风景,让它永远站在那儿,作为地方构成的必要因素,暗示环境对人物行为的影响,环境仅仅作为背景而存在.小说家韦尔蒂（Eudora Welty）主张“建立天衣无缝的现象世界是作家的首要责任”③.然而,韦尔蒂在精品散文《小说中的地方》中认为：“地方是看护小说飞快的手的小天使之一等然而,其他天使,像人物、情节、象征意义等等伺候在其周围做了很多重要工作,依我看,感情携着飞得最高,使地方相形见绌.”④哈代(Thomas Hardy)可能会对韦尔蒂（Welty）将地方沦为侍女的角色表示异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哈代的每部小说都“用刻画人物的语言来描写自然,这似乎透露出他对某些有机生命形式表示关注”.最明显的是,在哈代的现实主义小说《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1878）中,背景的重要性显得很突出.哈代用他那细腻的笔调对爱敦荒野（Egdon Heath）予以周详的描绘,他赋予了它土著人的身份,将它作为一个主题不时地提起,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影响与之有关联的人以及他们行动的力量,甚至人成了环境的产物.的确,很难再找到这种能充分说明环境可对人间的“纷纷扰扰”施加直接而强有力的影响的文学例证了.但是,不管环境有多么重要,哈如何写下的爱敦荒野终究还是从属于男主人公克林姚伯（Clym Yeobright）的故事的.《还乡》关注的是地方中的人而不是地方本身.哈代和韦尔蒂都认为,地方的作用是为刻画人物形象怎么写作的.
生态批评家布伊尔（Buell）在分析了以上三位作家的作品之后指出,尽管哈代的小说强调环境地方的重要性,甚至人是地方的产物,但是,地方还是被人建构,从属于人,怎么写作于人的,地方内在的独立的价值并未得到认可,由此可见,小说中的地方意识是多么的稀薄,独立的地方意识建构是多么的艰难.⑤
根据布伊尔对以上三位小说家的分析还可以看出,作家要真正公正地对待地方是多么的艰难,甚至在即使他们对它表示尊重的时候也是如此.毫无疑问,这种情况更适合小说而不是非小说,因为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小说要突出人世间的事情.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所有文类中,作家命名、赞美地方比呈现地方更容易.在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看来,要阐明地方意识到底是什么,它的主要构成是什么,一生的时间是不够的.因为有关地方的许多问题仍然隐晦,没有被理解,甚至还可能受到抒情、思考或讽刺等因素的制约.
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谈及地方（place）时,将其与存在、人之栖居及家联系在一起.海德格尔认为,真实的栖居或诗意的栖居是栖居在地方（place）之中,就是栖居“在自己的家”.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性的最根本特征是无家可归,而且我们是双重的无家可归,也就是说,我们不仅早已与家疏离,而且我们还不知道我们与家疏离,这就是为何我们能够容忍轻易就抹去我们深深爱恋着的地方的行为的原因.我们感到痛苦与失落,但为此找不到恰当的理由,也找不到充分的论据驳斥开发商和政府所声称的拥有肆意强加给我们痛苦与失落的权力的谬论.栖居是积极主动而不是消极被动的行为.栖居意味着责任,是让地方如其所是地存在.具体来说,栖居要确保事物安宁,积极地让它们免遭任何别的事物干扰和改变它们的行为,这就要求栖居者做“存在的卫士”,责任就是“不伤害”（sparing）,是“自觉自愿地不打扰它们,不随意地、不专断地改变他们,不剥削它们”.换句话说,“不伤害”是“照大地、事物、生物及人本来的样子,顺应它们自己的发展,善意地关怀它们”.这就是“栖居”的真实内涵,对海德格尔而言,这就是“人存在之本质”.简言之,我们珍爱的地方应该成为“关爱之场所”. 关爱一个地方远远不只是爱恋它,而意味着担负起保护它的责任.袖手旁观、默许他人毁坏自己的家,就意味着没有承担关爱栖居的义务.就环境思想而言,海德格尔强调的是真实地栖居、“在家”及担负起保护“家”的完整性的责任,其中,人文的、自然的以及那些无形的因素是组成家的完整性的内容,也是地方的精髓.此外,一些环境主义哲学家认为,地方对于人的道德意识的形成和身份的建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的命运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不可斩断的,它们辩证地建构一个共同的身份,如果人类不能缔结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人的存在也将失去意义.⑥
一个人怎样才算栖居在世界上呢?让我们先来听听两位诗人是怎么说的.生态批评家贝特（John Bate）在分析19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1793－1864）的诗歌时指出,人的心灵的秩序不能脱离我们栖居的环境空间,人之心态健康与否取决于栖居的地方,我们的身份是记忆与环境共同建构的.因此,对克莱尔来说,栖居之地的一棵大榆树既是时间路标,也是空间路标.树上的鸟窝保存了社群的记忆,而不只是保存个人的记忆.村里一代一代的小男孩都曾爬到树顶摘鸟窝,老人们看见小孩们时,就回想起自己的童年,这样就反复肯定了社群的集体身份.春去春来,鸟儿不断修复自己的窝,孩子们的行为也不断地复活地方历史,使得村庄变成了一个充满生机的生态系统,不断地演替,同时也保持必要的连续性,村庄的历史与自然经济体系的历史就这样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了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鲜活的有机统一体.然而,如果“路标似的”鸟窝被毁,村庄也随之失去记忆,栖居也远离我们而去.⑦
贝里（Berry）的诗歌将会进一步告诉你栖居的真谛：
他必须这样：
好像他的骨头脱离了思想,
进入大地的暮色之中,
以至他在大地上开挖的犁沟
在他的骨头上也出现,
他能听见,
长眠于斯一千多年的部落先人们的
沉默之声.⑧
但是,这种情况怎样才能出现呢?在威尔逊看来,要真正做到这样是不可能的,虽然他暗示人的地方意识是如此深沉、如此本能,以至没有人能充分把握它的复杂、微妙特性.那么,地方意识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我们再来听听生态文学家洛佩斯（Barry Lopez）是如何述说他的地方情感的：我们必须将我们的根深深地扎入地方之中,“在你熟悉、亲近且属于它组成部分的地方,长期守望,雄鹰从天而降到你眼前的空地上,野鸭展开美丽的羽毛,优哉游哉地从隐秘处游出来”⑨.只有这样,你才能建立起地方意识.
我们来感悟一下可深刻体验地方意识的几个具体事例.如果一片风景蕴涵丰富的个人与社会记忆,既有神话般的色彩,又是现实可见的,那么它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孩提时代常常相遇的路标,且会在记忆中不断地叠加、放大；为多代人遮风避雨的老房子一定藏着很多动人的故事,因此,当你想象路过它的时候,这些哀婉缠绵的故事一定会浮现在你的眼前；还有社区历史上的不寻常的事件,它的繁文缛节,那些老掉牙的街谈巷议,以及许许多多紧张的、痛苦的、欢乐的孩提嬉戏等.
的确,对于某些作为家的地方或我们的栖居之地,不管它们是属于土著人,还是属于长期定居的外来人,神圣感将地方提升为圣地,将历史提升为神话,将一切整合成为单一的实体.“这样,看见每个路标,无论它对于路过荒野的外来游客来说是多么的不起眼,都会带给我们深深的情感上的满足”⑩.这样的感受适合于澳洲的土著人,也适用于历史悠久的殖民文化.即使这种情感有所减弱,作为神圣记忆的殖民文化的历史感亦常常被树、公有地、教堂、公墓等地方唤起.
二地方意识的乌托邦建构
对于所有的文化来说,充分发挥自己的个人意识和阐明地方意识的艺术是非常艰辛的.对于新世界的殖民文化来说,由于其在地方的历史相对短暂,情况更是如此.这些殖民文化通过借用原来的文化传统,添加新的成分,开始了创生地方意识的艰难历程,美国对旧世界文化的整体借用和对印第安故事的窜改就是按照此类模式建构地方意识的典型例证.1775年,康科德的当地民兵为抗击英军,在康科德打响了美国独立革命的第一,为了纪念这“声震全球的一”,1837年康科德镇建立了纪念碑,当时的著名作家、诗人爱默生在纪念碑落成典礼上作了《康科德之歌》这首诗,讴歌康科德之战的英雄们.爱默生的诗歌使康科德之战永垂青史,而这一诗句成了美国革命之世界性影响的写照.然而这种基于村庄的地方意识对爱默生来说,远远不如“田野森林中神秘的东西”有趣,他发现它们比他在“街上、村庄”所见到的一切“更尊贵、更亲近”.梭罗的感觉更是如此,尽管他痴迷于地方历史,然而,就是他代表19世纪的新英格兰殖民文化,极力说出新大陆广阔空间的地方意识.
梭罗一生执著,其目的在于说明自然在个人总的地方意识中的适当位置,他的《华尔登湖》就是表达一种奇妙的地方意识的杰作.不少作家也试图建构地方意识,但远不如他成功,因为在他们的笔下,空间要么被减缩成了精神的建构,要么仅被理解成客观上可测量的外形.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如果说将风景还原成了象征性存在的地位或可计算的物理外形是小说写作的危险,那么从风景中抹去人的兴趣和存在的痕迹,让其陷入呆滞无生机的记录片似的倾向是自然书写的职业危险.总的来说,梭罗比许多环境作家要高明得多,尤其是他日记中所表现出的对待自然的严肃认真态度.同时,他也意识到自然拒绝遵从自然世界与人的领域之间的对应关系,然而,这种关系是梭罗努力探寻的.在生态批评家布伊尔看来,文学中的地方意识建构,尤其涵盖人类存在的、网状的非人类环境意识建构,应该被看成是一种“自我实现的乌托邦工程”.就其教育形态来说,地方意识不能被看成是一个既成事实,其作为一个未完成的理想,即地方意识是我们一直在追寻、在创造的东西,让它挑战人类,以抵消各种减缩地方的倾向.这种理想尤其适合善用现代科技的力量、流动性远胜土著人、过着衣食无忧的现代西方人.
三不断激活地方意识的艺术
――风景的陌生化处理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和生态批评学者都推崇运用“陌生化”手段进行文学创作,但是二者的目的是根本不同的.前者认为“陌生化”是将读者引向文学文本世界,忘却文本外的世界,包括人文世界和自然世界.具体来说,“陌生化”就是通过对日常语言施加“语言暴力”,迫使它变形,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让熟悉的世界变得新奇,将人们从自动感知中解放出来,重新审美地感知原来的事物；作为文学批评流派,其主要目的是将批评的重心由创作转移到文本的形式、结构,将批评家、读者的关注重心转移到语言文字构成的文本世界本身,而不是文本以外的外部世界.后者认为, 环境写作运用“陌生化”手段是使得我们熟悉的世界变得新奇诱人,不断刺激我们的地方意识,培育我们的生态情怀,将我们引向自然世界.在此,笔者简要谈谈环境写作中风景的“陌生化”处理是怎样刺激、强化我们的地方意识的.
环境写作的魅力常常在于它加深我们对未知地方以及感受不深的老地方的情感,但是以这样的方式激活的地方意识是容易消失的,除非反复地刺激它.无论是人生性懒惰,还是出于对安全的渴望,我们常常对环境中不断发生的新鲜事变得漫不经心,我们不断将抽象的空间转变成熟悉的地方,然后因熟悉而变得麻木.因此,我们一直面对“保鲜”的挑战,以便不至于变得自满,自满则麻痹,随即丧失地方意识.因此,生态批评家布伊尔认为,通过提供一个感受深切的家的意识,研究地方在凝聚心理与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这只是人类生活与艺术作品的重要维度,却不是生态批评主要关注的对象；生态批评要关注如何保持地方意识活泼、敏感而不至于陷入狭隘、顽固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安乐窝之中.为此,优秀的环境作家总是对熟悉地方进行陌生化处理,以便保持“附近未发现的国度”的意识常在.在雅诺维（Janovy）看来,写作过程不等于作家体验发现的时刻,但是,语言的能量指向发现前的经验,激励他们的环境意识和对地方的忠诚.
我们来看看梭罗是如何运用陌生化手法重构地方以激活环境意识的.梭罗的日记记录了各种事发现场个人的思想感受,是有关环境的陌生化处理过程的绝好记录.梭罗在描写麝鼠的窝时对麝鼠的建筑细节表现出工程师一样的兴趣,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那些死的数据进行个性化的处理,用地方意识将它活化,麝鼠的窝不是东西而是住所,有点像自己住的,这样就擦掉了村庄和偏僻地之间的区别,将二者看成是栖居大地的不同形式而已.“有一位居民,我们的低洼之地和青蛙都不伤害它”.麝鼠的房子像梭罗的小木屋、印第安人的房屋,“他们将生活降低到比第欧根尼（Diogenes）的还要低”.
梭罗不断穿梭于正规的科学记录与出奇的文学手法之间,穿梭于人与动物角色身份的相互转换之间,从而让环境意识保持活跃状态.标准的报道要求对动物的窝予以客观的描绘,然而出奇的文学手法将它们转化成地方.正如他在日记中写道：“三十年来,大约就是在这个时间或稍早一点的时间,我每年都观察这些沿着河岸新建的麝鼠住所,使我不禁想起,检测如没有吉卜赛人,我们也有‘更土的’长毛的种族――四条腿的人,在我们中间占有它们的地盘,这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也不记载于格林威治年鉴或历书中,但是,在我的历书中占有重要位置.”梭罗将熟悉的历书日程（我每年都观察）以出奇的、陌生化的处理方式升华了（麝鼠－吉卜赛人）,对社会界定的熟悉的事物进行重新调整（“我的历书”取代了传统的历书）.康科德作为一个独特的地方,梭罗的地方意识既源于对它的热爱,因栖居而熟悉它的各种现象,也源于保持对它的陌生感.没有了新奇感,地方会变得平淡无奇；但是,没有多年反复的观察,梭罗或许不会如此积极主动地将麝鼠看成地方之精灵.在此梭罗又一次运用了他常用的文学手法――类比和提喻法.
梭罗还有一个新的观点,那就是,财产的所有不是一个权利,而是一个累赘,因此,居住不是占有,栖居不是拥有.梭罗的《华尔登湖》第一章《经济篇》对此予以了深刻的论述.梭罗在谈到住所时候说：在野蛮状态下,每一家都有一座最好的住所来满足他们粗陋而又简单的需要,没有一样是多余的财物,野人有自己的尖顶屋,鸟儿有自己的窝,狐狸都有洞穴. 然而,“在现代的文明社会中却只有半数家庭是有住所的”,其原因是文明创制法律,保护私人财产,阻止一个家庭的多余财产按照“自然过程”来分配,也就是说,文明人的“天赋权利”（natural rights）之一――拥有财产的权利,并非是“天赋的”或基于自然的,而是违背自然经济体系规律的.因为在自然中,不同的物种为地盘而竞争,但是都能与其他物种共同享有生态系统,而在文明社会中半数以上的家庭不能拥有自己的基本地盘――住所.站在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梭罗所阐明的自然权利观对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天赋权利观是个严峻的挑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洛克天赋权利中的财产权,尤其是保护过多的私人财产的主张是反生态的,从而暴露了洛克天赋权利观的局限.
你也许在法律上拥有一套房子,但是它未必就是个家,反过来,你也可以发现栖居之地,但是法律上,你并不拥有它.诗人在特殊的环境中找到了家,是由于对它特有的现象感兴趣,并非对它有财产上的.
梭罗同时代的作家苏珊库珀（Susan Fenimore Cooper）在她的《乡村时光》（Rural Hours）中更系统地让地方意识展开.她从自然看人类,将人间的沧桑巨变置于古松的关照之下.她从山坡上一棵高耸古朴的松树的视角考察村庄的地貌和历史变迁.她简要地介绍了这个“历史丰碑”似的古松所在的位置,将它想象成“一个沉默的旁观者”,亲眼目睹了从前哥伦布时期的荒野到现在,“山沟所发生的惊人变化”.她以“饶了这片小树林”的呼吁而结束全书.因为“这个小镇自身一定在这些树之前衰败,每行树都蕴藏着森林之精神,它们像那些俯瞰我们房屋的古松一样,巍然屹立”.实际上,借助于古老松树林的保护,库珀用了几页的篇幅重铸了库珀斯敦的整个文化生态：欧洲人来到新大陆,华盛顿命名当地的湖,美国独立革命,印第安人的逐渐退却以及殖民地的不断推进等等.她对历史的重述阐明了社群意识,但她将人类历史置于松林的关注之下,以便重新界定它,是自然历史而不是社区制度是其最高权威.库珀或许不赞同《华尔登湖》试图根据社会边缘人的立场重新规划康科德历史的咄咄逼人的态势,前奴隶（Brister Freeman）和酒鬼（Hugh Quoil）作为从前有名的居民被重新向公众提起,然而康科德之战被贬低为蚂蚁之战.但是,就对地方的重释来看,库珀的《乡村时光》是同类作品中的杰作：通过森林看村庄,将村庄看成是森林的一部分,而不把森林看成是从属于村庄的,这样,死气沉沉的新英格兰社群实现了生态转化.库珀视野与梭罗视野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她坚持“我们”,甚至在叛逆的时候,她也再现“我们的”村庄前面的风景.在布伊尔看来,“库珀风格的相对透明反映了她作为公众意识的眼光,而不只是个人的癖好”.但是,她的社会姿态掩盖了她要求她的读者进行精神调整的重要性.
贝里（Wendell Berry）在书写他的边缘农场时,表现出他对地方意识的另外一种探寻.《空旷之地》是他的此类诗歌中最长的一首,是以公共声明的形式奉献给地方的,是关于财产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它讲述了一段对土地管理不善的伤痛史,然而这是反生态思想观点所付出的代价.在另一首诗中,贝里坚决“反对这种虚幻/肢解农场,支离破碎地卖掉/以写主的无知为条件”.鉴于他对地方长时间跨度的考察,为前人对地方管理不善感到伤痛,因此他怀着浓烈的地方意识和深切的关怀栖居其上,这既是适用的,也是灵性的.在这一方面,贝里赞同利奥波德将耕作看成是生态美学的最高形式.
从新的角度看待事物,看新的事物,拓展共同体的概念,让这种观念存在于生态共同体之中,这就是环境写作本着深化地方意识,重审熟悉事物的方式.以上的事例清楚地表明,这些技巧不只是为了代替而排斥,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隐喻、神话、甚至奇思妙想,其目的是让读者与大地接触.因此,在梭罗的作品中,“静态的地方开始变成了不断变换的画面与视点,似乎静止不动的地貌特征一直处在潜动之中”.麝鼠与吉卜赛人拼合在一起,蝗虫变成了珍珠.这样做,一点也不会将读者与自然环境分离开来,相反,这些陌生化处理好像意在让我们带着新的理解、新的热情回到自然,好像将我们扭曲变形,又将我们放归世界.因为地方总是暗示居民与环境之间积极互动的关系,所以隐喻的二重性不仅指一个语言再现的事实,而且也指一个实际的地方体验的事实,所有的生物都是主观体验它们的环境,在适应的过程中试图改变它.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能逃避这个基本的条件,而在于如何使它有利于培养相互性,远离财产人的自我中心意识.
从地方意识的文学表现过渡到具体的环境改革主张,梭罗、库珀、贝里等作为文学的地方创造者的工作堪称做当代环境恢复主义.不像资源保护主义的资源管理传统,也不像自然保护主义主张保持环境现状的观点,恢复主义工程试图“修复生物圈,再创栖居地”.其前提是“人类必须介入自然,必须管理它,参与其中”,这种观点已经突破了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中阐明的责任：“任何一个拥有土地的人都如此设想这种创造和毁灭植物的神圣功能,不论他明白还是不明白”.实际上,你生活在一个地方,你就在建设它,不管你是否喜欢.当一个人挥动斧子时,他非常“谦卑地知道,他正在他的土地的面孔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不论是用笔还是用斧子,签名当然都有所不同,但这不同确实应当是存在的”.环境恢复主义同样认为,除了改变风景,我们别无选择,因为回到原初状态是决不可能的事,如果这样的状态确实存在的话,它将高举原初状态的理想目标,就像利奥波德在恢复沙乡的时候,改变是为了丰富生物的多样性.实际上,环境写作不能修复生态圈,也不能做任何与环境直接有关的事情.但是,从文学生态中心主义的视角看,在某些方面它试图实践一种可称为观念的修复主义,以引导部分地丧失自然意识的读者.当然,不是让他们走向原初状态的自然因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幻想中我们都不能复得,而是通向人工制造的环境,目的在于唤起他们的地方意识.贝里写道：“绿化/是我的神圣职责”,他直接提到了他务农的职业：“让这些伤疤长草”,这也是作为一位诗人的神圣使命.
环境文本通过让地方诞生而实践恢复主义,也就是说,不只是命名物体,而是在此过程中凸显它们的重要性.当然,某种程度的减缩一定会出现：其一,谁也不会完全达到被称之为环境的整体；其二,要把某物记录在文中或书中,作者一定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其三,作者的选择反映了个人和文化相似度检测限定的喜好,而其他人也许并不具有这些喜好.但这些异议对于有效地确立地方意识影响不大.像最初确立《华尔登湖》的地方意识的第一部分：从《声音》到《寂寞》篇就是如此.首先,这些篇章似乎漫不经心地唤起了小木屋背景,然后,似乎随意地记录了现场听见的各种声音:火车的呼啸声,透过森林传来的教堂钟声,牛的叫声,蛙声,鸟儿的声音等等,梭罗都仔细品味着各种声音,这些段落常常主观性很强,甚至是精选的.虽然是精选的,但是梭罗对声音的分类显得不慌不忙、自自然然,毫无雕琢之嫌.从此,作为地方的华尔登湖被牢固地确立了,然后我们准备接受下一章的观点：寂寞不是孤独,因为自然本身就是近邻.在卡维尔（Stanley Cell） 看来,“外在的世界被梭罗解释为我的近邻”,自然仍然是他者,虽然并未完全敞亮,但富有意义,与我们相连,不是功用性的地面而是地方.言说者自己在领悟地方意识的过程中,也为读者创造.
四、结语
活跃的地方意识可唤醒人的生态良知,培育人的生态情怀、生态责任以及对环境的忠诚,从而保持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良性互动.但是,培育敏感活跃的地方意识不是一蹴而就之事,是个乌托邦工程,需要不断地刺激,方可“永葆常青”,唯有如此,人之诗意栖居方有可能成为现实.为此,生态文学家总是运用多种文学手法培育和激活人的生态地方意识,其中风景的“陌生化”就是生态文学家最常用的文学手法之一,因为该手法不仅能够让语言再现自然,而且还能赋予自然主体性,让人走向自然、亲近自然,让自然康复,从而实现人的再栖居,重拾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与和谐,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共荣.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⑨Lawrence Buell,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143,p.253, p.254, p.254, p.255, p.108.
⑥ Hay, Peter, Main Currents in Western Environmental Thought.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53-161.
⑦ Jonathan Bate. The Song of the Earth. pp.173-74.
⑧ Wendell Berry, ”The Silence” in Collected Poems. San Francisco: North Point, 1985. pp. 111-112.
Lawrence Buell,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Ibid, pp.257-268.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2nd ed. Oxford, 1996. pp.1-14.
第欧根尼（Diogenes）是希腊犬儒学派的哲学家,他以简朴的生活而闻名.
Henry Did Thoreau, Walden. in Walden and Other Writings by Henry Did Thoreau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Ibid, p. 127.
Henry Did Thoreau, Walden in Walden and Other Writings by Henry Did Thoreau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Ibid, pp. 295,298,274.
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4－65页.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