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两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题为《马儿啊,你慢些走》,感慨最近一些年,中国的大学校园里,没人悠闲地散步,全都一路小跑,像赶地铁一样.希望教育部门给教授和学生留点读书的时间,给大学留点成长的空间,这比拼命拔苗、催肥要好.这么主张“悠闲”,马上会引来诘难:这是鼓励偷懒！你们大学教授,拿的可是人民的血汗钱！这样的帽子压下来,不太好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不过,我还是想为“闲暇”说几句话.
1932年,上海北新书局发行《三闲集》,在“序言”中,鲁迅反击成仿吾对他“有闲”的指责,并特别说明“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此前五年,成仿吾发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称“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后面必有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编印旧书就是有闲,有闲就是有钱,有钱就是资产阶级,就是“政治不正确”,这一系列推论,近乎深文周纳,难怪鲁迅很不满.在《三闲书屋校印书籍》、《〈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三闲书屋印行文艺书籍》单页广告中,鲁迅再三予以反驳.鲁迅甚至建立自费印书的三闲书屋,出版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德国艺术家梅斐尔德为苏联作家革拉特珂夫小说制作的版画《士敏土之图》,还有苏联版画《引玉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等.三闲书屋刊行的书籍,大都跟苏联文化艺术相关,一看就是别有幽怀.借用明人张潮的话来说,“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鲁迅不是没有休闲时刻,但“休闲”并不妨碍其提倡“革命”.
跟“有闲”并列的,还有“趣味”,这两者都是成仿吾极力反对的.恰好梁启超就最讲趣味,在1922年所作演讲《学问之趣味》中,梁称:“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划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为‘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所谓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典型的,莫过于游戏、艺术或学问.为人为学,讲究“趣味”,可以是颓废,也可能极为进取.至于“趣味主义”这个词,言人人殊,褒贬各有道理,就看语境.
今天的中国大学,过于忙碌,不大正视“闲暇”的意义,因此,也就很少有谁再去想那些“遥远的、不着边际的、玄妙的问题”了.没有“余裕”,必定著作仓促,文章也不够丰腴.所谓“有闲”,并不是无所事事,浪费国家钱财,别的不敢说,人文研究确实需要“从容不迫”的心态.如果人们都去追求“立竿见影”,哪来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这让我想起抗战中梅贻琦、潘光旦的《大学一解》,其中特别指出,“今日大学教育之学程太多,上课太忙,为众所公认之一事”.为什么大学非要有“闲暇”不可,就因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读书人需要观察、欣赏、沉思,方能体会“读书的乐趣”.听“成功人士”介绍“经验”:与论文写作无关的书籍,一律“非礼勿视”.可这么一来,不就成了“学术机器”人文学者本该感情更丰富,感觉更细腻,身段更柔软,趣味更广泛,视野更开阔,如今多被训练成了能写论文的“学术机器”,实在可惜.
对于人文学者来说,除了悠闲与自由,还得有个人品位.说“把玩学术”不太合适,显得有点轻佻,但如果是“沉潜把玩”呢其实,读书做学问,目的性太强,很难达到痛快淋漓、出神入化的地步.这一点,学问与游戏之道相通――缺乏足够的好奇心、求知欲、距离感,反而做不好.按照今日不少人文“学者”标准,恐怕传统中国读书人,全都是业余性质――可那种“爱美的”读书人,自有可爱之处.
这里所说的“爱美的”,乃英文Amateur的音译,意为“业余的”.1921年4月,戏剧家陈大悲在北京的《晨报》上连载论文《爱美的戏剧》,参考美国小剧场的经验,提倡与职业化、商业化演出相对立的“爱美剧”.我关注“爱美的”这个词,就因为它与传统中国的博雅传统不无相通之处.比如,喜欢艺术,但不想拿它混饭吃.有文化,有境界,有灵气,即便技巧上不够娴熟,也可取――起码避免了专业院校学生容易养成的“匠气”.
过度的专业化,导致不少学者“身在曹营心在汉”,整天“为赋新诗强说愁”,制造无数只在填表时才有用的文化垃圾.如此“生产强迫症”,对人对己,都是一种戕害.某种意义上,我欣赏“爱美的”人文学者,就因其完全沉湎其中,更有可能兼及思想性、趣味性与批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