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以现代传播技术为支撑的公民新闻使得普通公民能够介入以往可望而不可即的新闻生产流程,并为新闻业带来了诸多积极变化.但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视角而言,普通公民在化、个体化状态下传播的新闻信息除了其可信度及客观性难以保证之外,还存在着新闻信息的表层化、定格化、零散化等问题,无法像专业的媒介组织那样进行深入化、延展化的系统新闻生产.因此,公民新闻与专业新闻绝不会是一种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更应该是一种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的补充关系.
公民新闻 专业新闻 新闻专业主义
黄斐,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深圳报业集团博士后工作站博士后.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突发事件信息公开与新闻处置研究”（12WX09）和江西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全媒体媒介生态下的报业发展研究”（4366）的阶段性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日益兴盛的新媒体无疑正在以其技术优势逐渐改变着传统的媒介生态,其中公民新闻的兴起尤为引人注目,它使普通公民能够介入以往可望而不可即的新闻生产流程,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媒介组织对新闻及其话语生产的垄断权,为传统的新闻生产带来了新鲜血液.也正是基于此,国内外有不少学者为此欢欣鼓舞,认为这将为新闻业带来一场新的革命,其激进者甚至预言公民新闻将最终取代传统新闻业.然而,公民新闻真的对传统新闻业可取而代之?在承认公民新闻给新闻业带来积极变化的同时,又该怎样认识其不足?公民新闻与传统新闻业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一、公民新闻的兴起及其积极意义
美国学者奥赖莉（Tim O’Reilly）指出,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整体推进,Web2.0时代的传播权力被分化,人人都可成为传播信息的“自媒体”.[1]具体而言,数码技术、个人电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成熟使得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摄像手机等高科技产品迅速得以普及,使普通公民可以方便快捷地拍照、摄像、编辑、上传新闻信息,并能利用网络无远弗届的传播特性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开去――此即现在通常意义上的“公民新闻”.由此而言,相对于传统新闻传媒组织的职业新闻,公民新闻强调普通公民而非职业记者在新闻收集、制作和传播中的作用,正是这种公民的参与性修正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机制,彰显出其独特的价值.
首先,公民新闻的出现,满足了公民参与新闻生产的要求,改变了传统新闻传播的传受关系.传统的新闻传播方式是线性的,由社会的高层向社会的底层传递,这一过程中,精英人士也完成了对草根阶层的意识形态改造,使得草根阶层在被动的信息接收过程中也接收了社会上层对社会的认知观念.但在现代社会背景下,普通公民的教育水准日益提高,其表达欲、对话欲、表现欲也日益强烈,对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模式和传受关系必然会产生不满或不信任的情绪.建立在现代传播技术之上的公民新闻,则能够满足公民参与新闻生产的需求,并可提高公民进行新闻生产的积极性.
其次,公民新闻使得传统媒体的信息源结构发生了变化,扩大了新闻报道领域,促进了新闻的多样性和真实性.公民新闻的出现不但丰富了传统新闻媒介的新闻来源,同时也引领了一场新闻信息源的革命,以突发性新闻事件为代表,其报道方式正逐渐从以往的专业报道模式向专业记者与公民记者相结合的报道方式转变.在现代传播技术支撑下,任何一个新闻事件现场的公民都可利用手中的高科技设备成为“临时记者”,而这些“临时记者”掌握的图片、视频等新闻素材往往成为传统媒体的新闻线索甚至是直接报道的内容,这些无疑对传统媒体扩大报道领域和促进新闻的多样性和真实性都大有裨益.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公民新闻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媒介组织对新闻及其话语生产的垄断权.自现代新闻业产生以来,其在几百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新闻职业规范和操作流程,这在具体的新闻生产及其机制上又表现为,新闻信息的采集、制作以及发布一般都掌控在具有一定经济实力、技术设备和新闻职业素质的传媒组织手里.但公民新闻的出现使得普通民众能够介入以往可望而不可即的新闻生产流程,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传统媒体相对封闭的新闻生产流程.因此,在《我们即媒体》一书中,公民新闻的旗帜性人物,美国学者丹吉尔默（Dan Gillmor）曾这样描述公民新闻对传统媒体的影响：“草根新闻从业者摧毁了传统媒体对于新闻的垄断权,并将新闻从说教变为对话.”[2]
也正因这种基于新传播技术的公民新闻有以上诸多价值,许多研究者对这一新闻传播实践感到欢欣鼓舞,并认为它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理论,以至于美国学者罗森（Jay Rosen）甚至放言：“大众传媒的时代不过是一个时代,它不会永远持续下去.”[3]言外之意,公民新闻的时代已经来临,传统的大众传媒将随着公民新闻的兴起而退出历史舞台.无疑,这种颇具乌托邦色彩的断言正建立在公民新闻对传统新闻的变革之上,然而,公民新闻真可取代传统的职业新闻?要回答这一问题,还需回到新闻业这一社会实在的专业意识形态――新闻专业主义上去.
二、理解新闻专业主义的两个不同视角
历史地看,新闻专业主义大致产生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在此之前,近代意义上的报纸虽已有200余年历史,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实现大众化,特别是在此前的政党报刊时期,“政党纷争使新闻业失去了报道真实的从业原则,报纸的大量篇幅用于政治争论,在经济上也主要依靠政党资助.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新闻业充当了政党斗争的工具,并不具备独立性,也没有发挥其信息系统的社会功能”.[4]
不过,19世纪30年代前后,随着《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以及《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这3个并称为19世纪中期三大便士报的先后创办,大众化报纸在19世纪末期逐渐取代政党报纸在美国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过程中,大众化报纸开始形成了以低、高发行量、广告为主要经济支柱的特征,这种市场模式的导入使得报纸逐渐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地位,经济上的独立又使得报业成为一种高收入、令人羡慕的职业,顺应这种职业的发展需要,新闻专业主义便应运而生了. 从上述论述不难看出,就发生学意义而言,新闻专业主义首先与新闻这一“职业”有关,即从一种政党附属物变成了一种“职业”的独立存在,进而又向“专业”这一社会实在发展.韦伦斯基（Harold Wilensky）认为,一个职业转变为专业,需经历5个阶段：第一,开始努力成为专职或全日制职业；第二,建立起训练学校；第三,形成专业协会；第四,赢得法律支持以能自主掌管自己的工作；第五,专业协会公布正式的道德准则.[5]其中,第一条也即专业首先是一种专职或全日制职业具有决定性意义.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的产生以及发展正是建立在社会分工之上的,新闻这一专业的产生也正是社会分工以及角色分工的结果,因此,理解新闻专业主义首先需注意到“新闻业”是一种“职业”.
其二,新闻专业主义还与其核心理念和基本精神相关.当然,就目前而言,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精神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有的只是根据各国具体的国情和文化因素所产生的不同理解,不过,作为新闻业的职业准则和职业规范,新闻专业主义有其相对固定的核心内涵.李良荣等人就认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体现为新闻自由和客观性原则,前者指向新闻业的‘自治’状态,后者指向新闻业特有的一套知识和技能.”[6]需要注意的是,作为新闻业特有的知识和技能,新闻客观性原则为新闻业规定了一套完整的职业原则和职业规范,其包括5项原则：平衡、公正、不存偏见、准确、中立.无疑,作为新闻业的职业原则和职业规范,这一原则“为新闻业树立了传播信息的合法性地位,成为新闻专业主义准则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巅峰时期,它被认为是新闻领域神圣不可侵犯的神域,是新闻业赖以生存的法宝”.[7]
需说明的是,有关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中,不少研究者认为,同典型的专业如医疗和律师业相比,新闻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专业,充其量只能是“半专业”,或专业化程度较低的职业,其理由是新闻业并没有一套系统的、理论化的知识体系和专门技术.对此,笔者持截然相反的观点,理由是新闻业虽然同其他典型的专业相比并没有系统的知识体系,但与其他专业工作的对象往往只是个人相比,新闻业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及公众,它需要把社会上发生的一切对公众有知晓意义尤其是有可能被权力和利益遮蔽的事件真相公布于众,因此往往面临其他专业所不具有的压力.由此看来,从事新闻业虽不需复杂的知识体系,但需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精神作为自身的专业支撑,这就意味着新闻业不仅不是所谓的“半专业”,且是严格意义上的“专业”.
三、专业新闻视野中公民新闻的弱点分析
由上述论述可知,新闻专业主义视野中的新闻业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新闻业作为一种“职业”或“专业”而存在；二是有关这一存在的专业意识形态,即其核心理念和基本精神.而用这两点来考察公民新闻,就会发现公民新闻有其生之即来且无可回避的弱点.
首先,新闻业作为一种“职业”存在的前提条件便是它须是正式的全日制的职业,但公民新闻的发布者是普通公民而非全职的新闻记者,其信息发布行为往往只是因为恰恰在新闻现场或只是道听途说等等情况而偶尔为之,不具有深入性和可持续性.而对新闻事件尤其是大事件的持续报道和挖掘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这些条件显然不是一般公民所具备的,只有拥有政治、经济、法律等等资源的新闻专业组织才有可能做到.美国学者伦纳德唐尼（Leonard Downie）和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在那篇颇有影响的《重建美国新闻业》文章中指出：“很多报道、分析和调查都须具备稳固的组织支持,包括资金、后勤和法律怎么写作作为强大的后援,有经验的专业记者才能完成,只有他们才能把高质量的报道成果展示给大众.组织的权威性或重要性经常能保证编辑部的工作不被忽视.”
其次,就公民新闻的实践主体而言,由于他们没有经受过专门的新闻职业训练,因此既无法通晓这一职业所需的专业技能,更无法理解新闻业的核心内涵和基本理念.就专业技能而言,它需要具有新闻专业素养的新闻记者作大量细致的调查,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做到平衡、公正、不存偏见、准确、中立.然而,公民新闻显然难以做到这一点,且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这不仅和其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有关,更与公民新闻的实践主体――普通公民很难践行新闻业的核心内涵和基本精神有关.一般而言,普通公民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往往会从自身或者所处团体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从托克维尔到克尔凯郭尔再到李普曼,许多哲学家和学者都曾指出过民众的这种局限性：喜欢沉溺于自己的私利当中,但对公共利益却缺乏兴趣.虽然可将其观点视为社会精英阶层蔑视草根阶层的“罪证”,但在现实生活中,普通公民的确有可能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恶意发布、炒作不实的新闻信息,从而造成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害,这些都已为很多公民新闻的实践所反复验证了.
因此,公民新闻由于自身的弱点可能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与专业的新闻组织形成以下对立.
1. 化与全职化
公民新闻一般由社会上从事各行各业的普通公民所发现并刊播,对于这些普通公民而言,发布新闻的行为多是偶然.而对于专业的传媒组织来说,新闻是一种全日制的职业,新闻信息的采集、制作与发布就是他们的谋生手段.因此,可把公民新闻与专业新闻的区别看成是一种化和全职化的区别.
2. 个体化与组织化
公民新闻的实践主体一般是个体化的公民,但职业新闻的生产者是具有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等资源的组织化媒体.同个体化的公民新闻相比,组织化的职业新闻往往意味着对新闻生产的多重把关,可相对保证新闻的真实性.
3. 表层化与深入化
普通公民由于以化、个人化的身份进行新闻生产,同全职化、组织化的新闻专业组织相比,往往会缺乏相应的时间、精力、专业知识以及政治、经济、法律资源去深入挖掘新闻,看到的一般是表层化的新闻表象,而无法像专业媒介组织那样进行深入化的新闻生产. 4. 定格化与延展化
新闻事件往往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普通公民由于各种原因一般只能发布定格化的新闻信息,而无法像专业的媒介组织那样追踪报道不断发生变动的新闻事实,因此公民新闻多数无法给予受众相关新闻事件的延展性信息.
5.零散化与系统化
概而言之,化、个体化的普通公民在进行新闻信息的生产时,具有明显的表层化和定格化特征,因而所进行的也只能是零散化的新闻信息传播,而无法像全职化、组织化的新闻专业组织那样,根据其组织目标进行深入化和延展化的系统新闻生产.
四、两种相互补充的新闻业
无可否认,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现代新闻业已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新闻生产机制,应当说,这一机制是成熟的,但同时也是僵化的,它往往使新闻生产带有一种无可避免的精英化色彩,公民新闻的兴起则能够改变这一现状,使得新闻生产可在精英与草根的互动中进行,从而为整个社会提供更为丰富的新闻资讯和建立更为健康的媒介生态奠定了基础.无疑,这是辨析公民新闻的价值时所应首先注意到的问题.
不过,也恰如前文所述,公民新闻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除可信度存疑以及难以保证新闻的客观性之外,化、个体化状态下所生产的表层化、定格化、零散化的新闻往往也无法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这也就意味着公民新闻并不会像某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完全取代专业化、组织化的专业新闻.
因此,或许更应换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公民新闻与专业新闻二者之间的关系――既然公民新闻与专业新闻都各有其优缺点,那么它们之间可以是一种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的关系.公民新闻可利用其草根性、互动性的特点生产快速、海量的新闻信息,但其可信度、延展性、客观性则需专业新闻来加以证实和补充.关于这一点,国内曾有学者作过较为详细的阐述：“其一是以公民新闻作为信息源头而引发的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其二是传统媒体的信息失实而引发的公民新闻集体监督和声讨,其三是公民新闻的信息失实和流言传播引发的传统媒体的核实和监督,其四是不同新闻来源的相互补充等两者的正常关系应该是专业新闻为主导,公民新闻为补充,互相核实,互相印证.”[8]
此外,专业新闻还可利用自身的专业性优势帮助受众从海量的信息中选择有价值的信息并加以阐述,使之能够更有针对性以及更好地满足受众需求.对此,美国学者科瓦齐（Bill Kovach）和罗森斯蒂尔（Tom Rosenstiel）曾指出,“新型的新闻工作者不再决定公众知道什么――这是古典的把关人的角色.他或它应帮助受众从信息中理出头绪.这并不意味着只是简单地在新闻报道中加入解释或分析.相反,这种新型的新闻工作者（或意义赋予者）须核实信息的可靠性,然后加以整理,使之能够被人迅速有效地理解”.[9]
由此而言,随着公民新闻的兴起,一种新的且更为健康的媒介生态必然会随之建立.这一媒介生态中,公民新闻与专业新闻必然会在不断博弈的过程中又相互补充,共同推进新闻生产的完成,从而也能为整个社会及其公众提供更为丰富和多样性的新闻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