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说到“医患”关系,跃入脑海的首先是这样一些经典镜头：要么诚惶诚恐求医问药,要么志得意满收受红包,要么医死了人对簿公堂.可世上偏有这么一种情况：分明已四面漏风八方透气,患者却坚信自己身强体壮举世无双；不但他本人坚信自己没病,而且他身边的亲朋好友也异口同声咬定他没问题,并群起指责那战战兢兢的医生,直欲千刀万剐之而后快.当此际,沉疴在身的,就不是某一两个人,而是整个族群,整个机制了.
话说一两百年前的清代,至少先后有过三个“医生”,不但诊断出这个貌似巨人的王朝已成朽木,而且嗅到这套号称“文明”的意识形态已经病入膏肓,而这三个“医生”的命运却大不相同.
第一个“医生”,是乾隆年间英国的访华使节马戛尔尼.1793年,马戛尔尼奉命率团出使中国,想给当时已经陷入死胡同的中英贸易觅一条生路；清政府却以为是远方的野蛮人来朝贡和效忠.马戛尔尼精心挑选了最能展现西方科技实力的仪器、现代武器,主人却视若敝屣.
这是一面镜子,清晰地照出了大清帝国的舵手和水手们已是重度“视听障碍”.可人家根本不觉得自己有恙,只怪医生没看到自己那强健的肌肉.于是,清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军事操演,试图展示武力、吓退英国人.可马戛尔尼们一看那破败的城墙,原始的装备,立即断定：中国已经是一个“停滞的帝国”,在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登陆,“只消几艘英国战舰便能消灭整个海军,只需半个夏天就可以摧毁中国沿海的所有船只”.五十年后的战争,后世评论者都说英方是因为船坚炮利而获胜,可谁又能否认,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是一场“千里眼”和“睁眼瞎”之间的角斗?
第二、第三个“医生”的故事大同小异.
前者是道光年间的官员徐继.他广泛搜集资料,采访西方官民,写成了《瀛寰志略》,介绍海外形势与各国风土人情,包括西方的科学技术、制度、对列国的比较点评等.该书传到日本后受到广泛重视,一定程度上成为明治维新的指南针；可在自己的祖国却遭到朝野联合围剿,三年后徐被免去巡抚之职.后者是中华首任驻外使节郭嵩焘.1877年起,郭嵩焘任清政府驻英法公使,奉命将沿途的日记编印为《使西纪程》,对西方十几国的基本情况及富强之道详加介绍,包括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西方人新发明的等等,尽可能让国人睁眼看世界.这无疑又是一剂醒脑明目的良药.然而,此书一出,不但朝廷申斥、书稿毁版,官员弹劾他“有二心,欲对英吉利称臣”,而且他家乡湖南湘阴的百姓和士绅们也群情激奋,贴出大字报辱骂他“勾通洋人”,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了郭宅.
“方生”与“未死”之际,先行者的命运,其实大体可以折射出整个族群的兴衰.就像一个病人,是冷静接受医生的忠告还是拔剑暴怒不由分说杀死医生,直接决定了他自己是走向痊愈还是就此毒发身亡.纵观三个“医生”的际遇,同样是出使异域,同样具有国际视野、洞悉敌我优劣、深知本国积弊并且试图开出药方,马戛尔尼回国后,整个使团甚至随行的跟班都成了出版商的宠儿,马氏自己更是成为外交名人,他们的日记、回忆录等畅销一空；而徐继、郭嵩焘则被自己的同胞众口交骂,官民共讨.犹如一个人派老婆去邻居家做客,老婆回来后说了声他们家媳妇做的菜好吃,这人立即认定老婆与邻家男人有奸情,不由分说将她沉了潭.这样一个生理不全、心理扭曲而又讳疾仇医的机体,不挨打、不溃亡,更待如何?
可悲的是,这一怪症并未随着清王朝一道覆亡.这,又何尝不是整个机体“寡人有疾”的缘故?
【原载2011年5月26日《北海晚报南珠》】
插图／诊断／小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