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提到“三国”,小说家笔下还有着“滚滚长江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赞歌.但是对古代民众而言,此刻的中原大地却是一片“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可谓中国历史上人口丧亡比例最大的时期.汉时期最后一次人口统计,是在公元157年,所得资料是向朝廷交税的户口数为5648万人（作者注：为逃税肯定还有隐漏）.自184年黄巾造反到189年董卓进京,国内出现了空前惨烈的军阀大混战,接着是三国鼎立相互攻伐.220年汉献帝逊位后,魏蜀吴三国人口统计相加只剩下763万.经过董卓、袁绍、袁术、曹操、刘备、孙权这类豪强的可怕厮杀,即便扣除战乱时隐匿的民众,全国人口也丧亡了五分之四!
在中国历史上,造成户口减少过半的战乱有过多次,如王莽引发的战乱、晋代“五胡乱华”、隋末混战、唐末大乱、蒙元征金征宋、明末清初战争和太平天国之战,都曾造成过数以千万的人口死亡.不过,哪一次损失的比例也没有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那场混战惨重.当时,曹操曾留下诗句是“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相信是真实的描写.赤壁之战前的公元207年,曹操统一了北方十二州,据称其人口只相当于战前一州之数.尽管这一州指的是人口最多的一州,但也能看出人口损失触目惊心.造成如此可怕的死亡量,首先便显示出古代冷兵器杀人之众,实在超过使用火器的近现代战争.
在汉末和“三国”时代,知名武器多为长武器,如青龙偃月刀、丈八蛇矛、方天画戟等,还有适于远射的弓箭.在后来历朝的冷兵器战争中,地面交战也主要靠这些武器.冷兵器交锋是人类战争中最古老的作战方式,战场拼杀时导致的伤亡却非常大,因为刀、矛等作为人的体力延伸必须面对面搏杀,交锋时往往要拼个你死我活.相比之下,现代兵器的炮火器是化学能的延伸,虽然的物理爆发力胜于体力延伸的数千倍,却多采取远程射击,加上作战通常利用隐蔽物,因此交战时死伤率往往不算很高.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次战役中,参战部队伤亡超过五分之一的战例只占很少的比例,而古代战争尤其是汉、三国时的征战,交锋中 “死者过半”实属家常便饭.
古代战争死亡率高,除战场交锋外,另一个可怕的杀手是传染病流行.古代的交战者文明程度较低、经常屠城并以斩首报功,从《后汉书》《三国志》的原文中,便可见不少这类记载.如汉大将皇甫嵩镇压黄巾造反时,一战便斩下了30万颗首级,此类惨剧在现代战争中是难以想象的.当时,被斩下的头颅又要被将士用于报功,留下的时间一长便易腐烂并成为疾病传染源.加上当时医疗、卫生水平低下,纵然有华佗这样的神医,也无法挽救众多伤病者.
从当年大战乱的规律看,一般都有“大灾必有大疫”、“战后必有大疫”的现象出现,这使战争的间接死亡量远远多于直接阵亡,而且民众死于兵灾者远多于军人.《三国演义》和《三国》等电视剧侧重于战争描写,而忽略了瘟疫介绍.若是查阅一下汉末年和三国期间的史料,便能看出饥荒和疾病始终伴随着战乱不断蔓延.如袁术的军队就是在淮南大灾后被饿垮的,老百姓更陷入劳动力丧失―饥荒―瘟疫相续横行的灾祸中.
历史上农业耕作主要靠男性青壮年.在汉末和三国初期,因战争频仍,各派军队都要补充大量兵员,多数青壮年劳动力都被征去当兵,其中又有不少人死亡,家中老弱妇孺无力很好耕作,必然导致田地荒芜和大批人饿死.这种“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惨像出现后,尸横遍野又大多无人掩埋,腐烂后也会引发瘟疫.汉末年战乱几乎覆盖全国,没有真正安定的后方,疾病饥荒的范围便扩大到南北各地.当时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便述说,从曹操把汉献帝接许昌立都的建安元年(196年）起不到十年,他的族人病亡三分之二,患伤寒又占其中十分之七.217年曹操征伐吴时,军中又出现大瘟疫并很快蔓延中原.据曹操的儿子曹植当时记述称：家家有死人,室室有哭声.汉末的文豪“建安七子”中,王粲等五人都病死于此疫.相比之下,这些人还算有较好医疗条件的上层士族,普通老百姓病死之多更可想而知.
社会出现大饥荒和瘟疫蔓延的状况,到三国鼎立后才有所缓解,因为曹、刘、孙各方军队毕竟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后方.不过,直至280年晋朝实现了统一,所统计的国内人口也不过1600万,仍不足黄巾战乱前的十分之三.“三国”时期（作者注：其实演义和影视中表现的故事主要发生在汉末年）辈出的战场英雄,应该说都属“一将功成万骨枯”.
今人看《三国》故事,除看到一个鲜活的形象外,也应知道镜头后面惨重的人口损失.再看一下人类的近现代战争史,虽然火器威力比冷兵器时期不知要强大多少倍,却从未造成像汉末至三国时期那样大比例的伤亡.除了火器战争中的防护能力增强外,人类作战的文明程度提高也是重要原因.如今,人们回顾战争是为了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通过反看“三国”那段悲惨的战乱史,世人也更应该珍惜现代社会的安定.
（摘自《世界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