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古人以为,所谓史家当具三长――史才、史学、史识,这其中的史才,主要是指史家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能力及对史料的组织功夫,《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所以被后人称道,很大程度上即由于作者出神入化的文字功夫.检测使让今天的史家,用今天的学术语言来写项羽、李广、李固、范滂等人的纪传,恐怕很难达到类似的效果.
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好的史才,其文字能令人常读常新、百读不厌.比如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那一代史家,也许在学术规范上不及今天的博导们严整,但纯就文字功夫而言,每每让后人有望尘莫及之恨.大体而言,他们的文字,往往既信、亦达,既美、亦雅,读者看后,不仅能够明了其中的大意,还颇有一种阅读的快感.相比而言,我们今天博士写驴式的学术文章,就很少再能给读者这样的享受.
久闻程应《南北朝史话》（北京出版社,1979年第1版）的大名,据说程先生1963年送部分稿子给吴晗审查,吴晗回信说：“就按这个样子写下去,我们打算把它印出来,作为担任其他各朝史话作者的参考.”
吴晗之所以如此赞许,恐怕主要是由于程先生的稿子深入浅出,富于文采.我近日重读此书,也深为程先生的文字打动,其中一些简洁明快的佳句,今天的文史学者似已很难写出来了.
程先生讲刘宋时期,“士族的势力,日渐衰落,象过午的阳光,逐渐西斜”；他写刘家子孙骨肉相残,“宫廷里密布着疑云暗剑,公开叛乱和平叛的战争几乎没有间歇地进行着”；他讲齐明帝做贼心虚,“在他看来,人世间无处不是陷阱,无地不是网罗,因为他自己便是个惯于设陷阱张网罗的人”；他讲南朝人民垦荒播种,使“绿油油的田畴,代替了过去的丛林茅草等山坡上也出现了一片一片在微风中皱起的青葱”；他写南北开战,“土地被践踏,生命被残害,房屋被焚烧.春天来了,呢喃的燕子找不到旧窠,只好在树上做巢”等等,都几乎令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有亲身穿越回那个时代的现场感.
我们不少人感叹史景迁的文笔活灵活现,其实,程先生与其相比,何尝逊色?只是有时,有人不免数典忘宗,一味沉醉于对西式学术语言的效颦,甘心去当邯郸学步的寿陵余子罢了.
好的史笔,往往简明扼要又耐人回味.程先生的史话里,这样的例句比比皆是,比如他说北魏初期,“战时的掳掠,遭到了各族人民的反抗；平时的贪污,加深了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矛盾”,短短几十字,即概括出北魏当时的情势；他讲宇文泰建立府兵制度,“从此,分散的乡兵逐步纳入了朝廷的军事系统等地方豪强武装力量的首领,成了朝廷的军官”,不过几十字就点明了府兵的由来.这样高屋建瓴、正中肯綮的总结,今天又有几人能够做到?
如何将古代史料翻成白话又不失原有的风味,历来是一大难事.程先生在这方面的努力令人敬佩,比如他翻《神灭论》,将“良由厚我之情深,济物之意浅”,译成“自私的打算过多,救人的意思太少”；将“惑以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译成“用渺茫的谎言迷惑人,用地狱的痛苦吓唬人,用夸大的言辞引诱人,用天堂的快乐招引人”,不仅准确生动,而且能将范缜原文那势不可当的气势一并传递出来,这样的功夫,今天的学者大概不易达到.
程应先生是1916年生人,那一代人,对古籍不仅通晓,自己也多能写一手合乎规矩准绳的旧诗、古文,所以他们阐释古代典籍时总是能做到“不隔”.比如他解读谢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说这两句诗,分别“用彩色的绮来比喻落日余晖渲染着的缤纷云影；用洁白的练来形容江水的平静无波,把人们带入一幅春江日暮的美妙图画中去,心情和景物好像融成了一体”,如此充满诗意的解读,真令读者有如临其境、美不胜收之感.今日有的文史研究者,往往缺乏这样的基础,能写一手合乎规矩的古诗词者更是凤毛麟角,所以在运用或阐释古代材料时,极不易达到融通、浑成之境,无论怎样修饰,总不免给人以“古今两张皮”的感觉.
严耕望先生在《治史经验谈论文体式》中以为：“论文写作,不仅为作者表达意见,尤当考虑读者领受之便利.”今天的一些学者,自己之外,至多再考虑一下编者,至于普通读者能否读明白他们的论文,似乎不在考虑之列.放眼望去,不少著述都实在过分诘屈聱牙,艰深晦涩了.对于这样的文章,一般读者大多是敬鬼神而远之,偶或有几个不信邪的,肯硬着头皮看完,但也往往一头雾水,不能得其要领.如此拿腔作调的文风,实在已经是人文学科的一大公害了.
《南北朝史话》,论性质不过一本普及性质的读物,但这样力求浅显的普及读物,并不易写.窃以为,今天的史学工作者们往往无暇做这样的工作,即使肯做,文字上的功夫也未必就能应付裕如.社会上一些粗通史书的作者,倒是凭一知半解就敢下笔,因为无拘无束,故而很能吸引历史爱好者们追捧,但他们对史料的把握每有粗疏之处,有时候不免错解了历史,误导了读者.比较而言,像《南北朝史话》这样既深入、又浅出,既亲切、又准确的普及读物,今天实在是太少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