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在网络信息化背景下,网络政治参与已经成为我国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民族地区,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利用网络参与政治,并对当地的网络政治生态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网络政治参与是一把双刃剑,运用不当则会严重影响政治生态文明.本文结合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特征等,分析了影响民族地区网络政治生态建设的特殊因素,并对如何构建和谐的民族地区网络政治生态环境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
关 键 词 ：互联网网络政治生态网络政治参与政治互动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政治参与日益成为社会公众参与政治的重要渠道,公众通过网络了解最新的社会政治信息,发表政治言论,并迅速通过网络互动,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影响政府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马克斯劳卡就曾预言：“那些有可能永远地模糊真实的和虚拟之间的界限的技术,将对政治带来影响”.[1] 在我国网络政治参与影响日渐显著的情况下,国家对这一社会政治现象也越来越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地方政府官员曾通过网络与社会公众在线交流,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催动了网络政治参与的纵横发展,也给我国的网络政治生态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民族地区由于其历史、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原因,网络政治参与更具有复杂性和敏感性,也使得民族地区的网络政治生态环境风云变幻,处理不慎,将会引起大规模的社会矛盾冲突.这种形势下,到底如何把握网络政治参与,如何去构建和谐的民族地区网络政治生态已成为十分重大而迫切的现实问题.
一、 何谓网络政治生态
“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意思是指家或者我们的环境.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筝赋》中有：“丹荑成叶,翠阴如黛.佳人采掇,动容生态”,用“生态”一词表示美好的姿态.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9年给生态学下了一个定义：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简单的说,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如今,“生态”一词涉及的范畴也越来越广,人们常常用它来表达非生物领域诸如健康的、好的、和谐的事物.在我国政治界,无论是学者还是政府官员,纷纷用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各种政治现象,分析政府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王沪宁认为,行政生态学是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主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社会圈的相互关系,即通过生态系统的模拟来研究行政生态系统.[2] 贵州省委书记贾战书指出：“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核心是领导干部的党性问题、觉悟问题、作风问题.”[3]
近年来,随着我国政治建设的深入普及化和互联网技术的普遍化,公众纷纷利用互联网平台,发表意见,交流看法,对于某一社会政治现象的观点在网络领域形成了一种网上舆论、网上民意,日益成为影响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深刻改变着政治生态环境.在互联网上,公众谈是论非,提出建议,零距离、低成本的政治互动参与是政府、公众了解民情的一条便捷途径.与此同时,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和公众自身素质等方面的原因,虚检测消息、谣言很容易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常常由于其现实空间上的间隔比较大而使公众容易相信,对现实政治场域带来一些干扰破坏.如果政府处理不谨慎,过于情绪化的舆论和冲动性的行为容易酝酿成现实社会政治冲突,影响社会的健康发展.网络互动信息良莠不齐,如何防范别有用心者利用互联网进行煽动破坏,是摆在政府与公众面前的问题.也是在这种形势下,网络政治生态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认为,网络政治生态是指在网络信息化背景下,以互联网为平台,虚拟推定政治系统中的诸要素在运行中所形成的整体状态,并能反映政府与公众之间相互关系.简单地说,主要就是由政府与社会公众通过网络政治互动,而在互联网上形成的一种整体关系状态.从形式看,它依托于网络,存在于虚拟空间；从实质上看,它基于现实,并反映现实社会政治情况；从影响来看,它往往对现实政治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从定义来看,网络政治生态境的形成离不开网络政治参与,在互联网上,社会公众以网络空间为平台参与政治生活,以网络民意形成的舆论压力影响政治决策.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就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4] 网络政治参与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便捷、低成本、自由地表达公众的政治态度,在促进政治发展的同时,也蕴含着新的挑战.民族地区网络政治生态是国家网络政治生态的组成部分,是民族地区政治生活及其政治发展状况在网络上的直观反映.由于地域的特殊性,民族地区网络政治生态常常表现出复杂性和敏感性,如果不加以分析、引导和控制,则会严重污染区域政治生态环境.例如：西藏3.14事件、新疆7.5事件、内蒙古5.11事件等,都是通过网络参与煽动和扩大,造成网络政治生态失衡而对其失去控制,给社会造成了重大影响.因此,加强网络政治生态研究是互联网时代民族地区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二、 影响民族地区网络政治生态文明的因素分析
从近年来由网络政治参与频频引发的件来看,网络交流似乎已经成为人们情感宣泄、观念交汇、利益诉求的场所,是理性思考和非理性表达的公共空间,极易成为被各种反社会势力所利用的政治工具.面对地方政治生态环境被污染情况,我国学者们从干部作风、政府网站角色、网络政治资源利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然而,民族地区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除一般性因素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影响民族地区网络政治生态文明建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狭隘的网络民族主义观念.民族主义是人们对本民族的一种特殊情感,体现着人们对本民族的认同、信仰、忠诚和热爱.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很多少数民族聚居于边疆大漠、戈壁草原、偏僻山区,那里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受环境和技术条件的制约,即使民族聚居地有大量的矿藏资源,也很难得到有效的利用,没有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而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使得人们更加世俗化、功利化,对利益的关注日渐强烈.现实和的差距使原本朴素的民族意识上升为一种只谋求本民族强大的狭隘民族主义.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互联网在我国的发展又使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冲破地域空间的限制获得了一个更加便捷、广阔的施展平台.一方面,由于互联网具有开放性、自由性、虚拟性、隐蔽性、便捷性、低成本性,使得公众更加愿意选择它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另一方面,由于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知识、阅历以及认知能力、宗教情感上的差异,极易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挑拨,诸如“汉族欺负少数民族”、“蛮夷之地”等话语借助于网络迅速传播,使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从少数人逐渐扩展到更大的群体,导致公众参与网络议政的一种无政府状态,进而在现实领域滋生民族问题.这种网络舆论给实体政治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使政府一开始就陷入“一口对众口”的不利地位,影响政府决策.
(二)民族信仰
我国少数民族基本上都有各自共同信奉的宗教,这种共同的宗教信仰往往同该民族的民族意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截止2003年底,西藏自治区共有1700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有清真寺23788座；宁夏回族自治区共有清真寺3500多座.[5] 由于宗教存在时间长,分布广,活动频繁,与民族地区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民族政治生活中地位显著.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让宗教也搭上了网络快车,各种宗教网站纷纷建立,网络宗教活动广泛开展.社会学家布伦达布拉什指出,互联网一定会开启一项新的“宗教改革”,正如几世纪前的印刷术一样.互联网信息的高速传递性、匿名性、跨空间性,为境外宗教及其他邪教组织蛊惑、渗透提供了一个便利渠道,一旦社会上出现形似侮辱宗教或损害宗教的情况,放大的、虚检测的信息就会在网络上疯狂传播而形成“信息”,或攻击政府或在现实生活中集群,给社会带来一定的混乱.
（三）民族政策
民族政策不仅包括国家层面颁布的宏观的民族政策,也包括各自治地区制定的诸如少数民族免费教育、免费食宿、考试加分等区域、行业、部门优惠政策.由于考虑到各个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甚至各个民族发展差距很大,如果不采取优惠的政策,各方面差距拉大可能会引发民族社会问题.党和国家考虑到各种因素,所以制定各种优惠的民族政策来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这非常有利于我国的民族团结和进步.特别是近年来,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政治开明、文化繁荣,大量的少数民族学生开始走进学校,成为各行各业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社会上少数人不理解这种优惠的民族政策,特别是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在网络上建论坛、发帖子,声称是民族歧视、是在造就新的社会弱势群体,使得相当数量的人跟帖、追捧,使原本就敏感的民族问题升级,严重影响民族地区的生态政治文明.
(四)复杂的国际形势
我国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绝大部分是边疆地区,有30多个少数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解放以后,我国实行平等互助、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政策,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各民族关系融洽.但是,我们看到民族关系不断巩固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境外敌对势力从来都没有放弃对我国进行颠覆和分裂的图谋,他们通过在我国境内扶植分裂势力、尤其是与国内民族分裂势力相互勾结,通过各种手段对我国进行渗透、颠覆和破坏活动.网络信息化的不断发展,为深谙政治操纵之道的策划者、敌对分子利用互联网在境外遥控指挥、煽动,“创造有效的政治机会”提供了平台.他们通过网络动员、散布谣言、制造矛盾,真相的群众组织实施有预谋、有组织的民族分裂活动,诸如西藏“3.14”和新疆“7.5”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给我国正常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破坏.这些“网络暴力”现象的出现,严重打破了民族地区网络政治生态系统的平衡.
三、构建民族地区和谐网络政治生态文明的路径
网络政治生态领域的问题,除单纯的技术手段外,还得从人们生活的现实生活中寻求解决之道,我们不能期望一个食不果腹的人在网络上盛赞社会.为此,本文认为,构建民族地区和谐的网络政治生态文明,不单要头痛医头,更不能仅仅头痛医头,要标本兼治,双管齐下,不仅在网络领域有作为,而且在非网络领域更要有所建树.
(一)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满足人民现实生活的需要
要始终树立“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念.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区域差距、分配差距、收入差距使得底层社会群体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如果不及时消解,“尘世的无望”很容易被“天国的希望”所取代,正如基督教早期的产生一样,人们总是幻想着来世的“天上之城”, 希望通过自己对宗教世界的符号信仰来实现自我生命的超越.网络的出现和发展恰好为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既不得志而又处世消极的人们提供了一种足不出户的消解平台.吉登斯认为：电视、收音机和其他电子通讯形式构成了当今世界的主要影响力量,这注定会继续促进宗教事物的发展.[6] 处于底层社会的人们在网络上诉说、发表看法时能够获得一种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取的满足,因为现实生活里他没有话语权,而网络上匿名性并由此而带来的平等公民身份使他们实现了个体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张扬.于是越来越多的“边缘人”躲进网络,走入飘渺的符号世界,希望实现自我的永恒救赎,其结果是神学被再次拉进政治,并影响政治生态的健康发展.由此可见,构筑和谐的网络政治生态不单纯是网络领域和政治领域的任务,更应该从现实出发,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给民族地区的人们以更多的尘世幸福来平衡对来世的奢求.
(二)处理好政治主文化和民族亚文化之间的关系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要实现各民族之间的长久融合,应该处理好政治主文化的整体价值诉求与民族亚文化的局部价值诉求之间的关系.主文化是指在一定族群中占主导或统治地位的文化,也称主流文化；相对地,亚文化是指在这一范围内处于次要地位的文化.即在这一范围内,大多数成员认同的价值观、采取的行为方式即为主文化,而只有少数成员认同的价值观及所采取的行为方式则为亚文化.与此相对应,所谓政治主文化,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是政治意识形态或者共同体文化.它规定政治制度规范,要求全社会成员的认同,并指导政治社会化的方向、内容和方法,它所承载的主体是国家.所谓民族亚文化是指基于民族(种族)基础上的文化,强调文化原初情感的重要性,力图保持民族共同的基本文化特质.[7] 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统一历来是我国政治建设的主流价值,一直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关系,落实民族政策,关心民族地区发展,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同时由于民族系谱发展的复杂性,境内与境外同一民族族源上的同根性,宗教信仰上的趋同性,加上少数别有用心者利用网络的隐蔽性,大肆制造网络谣言挑拨、煽动,使得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常常停留在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之上,容易发展为极端的民族主义,严重威胁国家的民族统一.所以说,要处理好政治主文化和民族亚文化之间的关系,构建政治主文化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性,要统一不强求同一,民族亚文化的发展要始终遵循政治主文化,要多元更要有中心.
(三)要加强对少数民族学生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疏导
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38亿人,较2008年底增长13.4%,上网普及率达到25.5%.有81.7%的网民表示上网以后,比以前更加关注社会事件,较2008年提升了4.8个百分点.[8] 另一数字显示：网民群体的主要特征结构为：男性、未婚、35岁以下、大学本科以下、月收入在2000元及以下(含无收入)的网民依然在网民中占据主要地位.[9] 这两组数字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网络政治生态建设必须关注少数民族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学生常常是运动的先头兵,也是一个容易接受新事物的群体,互联网发展一日千里的今天,学生参与网络政治互动的形式紧跟时代潮流,诸如BBS、博客、群、新闻组等参与方式让人应接不暇.少数民族青年学生在这种参与方式中,出于民族、宗教等各方面原因,往往以本民族利益为己任,尤其关心本民族所出现的个别性政治问题,并以极大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投身其中.由于互联网的强大影响力,这类由民间个别力量发起的参与方式,其表现形式、作用机制和产生的社会影响力不容小视,加之青年学生有着较强兴趣和意愿去体验游行.[10] 所以,加强对少数民族学生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疏导很重要.
(四)积极探索政府网络政治参与的新方式
长期以来,政府在加强网络管理方面非常重视制度建设,常常把加强网络法制建设,推动网络建设的规范化、法制化、程序化作为解决网络政治问题的有效途径,其结果是制度建设总是滞后于网络政治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对网络政治生态建设认识不足,低估网络民意,或认为是“异端”思想而对网络采取封堵等错误做法,其结果是人为的制造“秘密”, 把积极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推向对立面,人为的制造无序和混乱.当前,网络参与政治已经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一个新渠道,且有日益加强的趋势,网络的便捷性也为政府及时了解民意提供了一条捷径.但是,传统的信息自下而上和决策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已经跟不上网络时代的步伐,网络信息传递快,民意凝聚也快,留给政府的反应时间较短,它要求政府要有快速处理问题的能力.如果政府拖得时间过长,尤其是敏感的政治社会事件,面对网络上群情激昂的帖子、言论,政府的公信力就会大加折扣.在少数民族地区,一方面是政府处理问题需要时间,尤其是遇到涉及既敏感又复杂棘手的民族问题,按照既定的程序处理往往花费的时间更长；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却在网络上快捷的发表看法、传递信息,这个时间很短.前后时间上的错位,使得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互动变成了社会公众单方面的“独角戏”,什么“政府玩猫腻”、“不公正”、“不代表人民”之类的言词开始在网络上泛滥,严重破坏民族地区的网络政治生态文明.因此,在网络信息化背景下,政府应主动参与网络政治互动,不断探索政府参与网络政治的新方式,并寻求政府与公众互动规则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