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去冬以来,那个积极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乱“精英”严家其,跨洋过海,东奔西走,到处发表文章和谈话,以研究、法制为幌子,大肆宣扬他设计的“程序”政治,很迷惑了一些善良的青年.
在一篇关于“德先生、赛先生、洛先生与今日中国”的谈话中,严摆出“权威”的架势给下定义：“是一种按预定程序由多数决定的决策过程,也可以说是一种按预定程序的修错机制.”他一面断定我国的政治是“不讲程序、缺乏的政治”,“权力的行使和更迭缺乏程序”,一面又鼓吹他所设计的“预定程序”并要依此修改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政权如何组成,更迭国家领导人.
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果真是关心“遵守程序的政治”建设吗?我们不妨作些分析.
首先,我国现行的政治是“不讲程序,缺乏的政治”吗?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我国的宪法、选举法和各级政府的组织法,对于国家政权、政权组成、选举任命都有明确规定,有法定的“程序”.我国宪法总纲第一条就开宗明义,指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享有参加国家管理、监督国家机关的政治权利；宪法和法律,又规定了实现权利的“程序”.今年5月15日,在湖南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省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并表决通过罢免副省长杨汇泉,就是人民通过宪法和法律程序行使权利的一个明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就在同一天,那些鼓噪“程序”政治的人,却以“非程序方式”挑动人们占据天安门广场,直接干扰了戈尔巴乔夫的访华活动.两相对照,究竟是谁不讲“程序”,是谁破坏政治呢?严家其等人罔顾事实,空谈,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严家其在谈话中说：“对国家来说,与否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国家政权与人民的关系问题.”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的国家政权与人民的关系.宪法说得很明白,我们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我们的政体是按照集中制组织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国体和政体下,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一切,确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形式和行为方式.如果这样一种关系还不能反映真正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呢?
说穿了,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之所以无视这一切而竭力鼓吹他们所谓的“”,无非是要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不可否认,资本主义政治经历了二三百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比较完整的机制.但即使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机制的运行也未必是在严格而合理的程序中进行的.西方国家的竞选活动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可竞选参加者哪一个不是代表垄断资本的利益,又有哪一个不为竞选花费巨款呢?对一个毫无经济实力的平民百姓来说,这套完整的“程序”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一个国家的合法的政治活动,都应该在法定的程序范围内进行,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程序,而在于这程序具有一种什么样的性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绝大多数人享受的,而不是为少数统治者怎么写作的.因此,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正是为了保障绝大多数人充分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和义务.在这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的“金钱政治”根本无法与之同日而语.当然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建设,但这只能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进行.事实已经证明,我们的党和国家,是能够正确运用“修错机制”的.
如果说,过去一些善良的人们对严家其等人鼓吹的“程序”政治还怀有某些幻想的话,那么经过了这场动乱和反革命,回过头去看看那些人在动乱中的言行,就不难看出他们的真正目的究竟何在了.
就在那篇谈话中,严家其认为“动乱往往是因缺乏政治上的造成的”,“人民的意志找不到遵循程序的方式,那么,就只有通过非程序方式来表达,比如诉诸暴力和动乱.”这番话,显得与他提出的“程序”政治如此不协调.而实际上,他所谓的“程序”政治,正是为自己鼓动暴力和动乱这类“非程序”行动作铺垫的.他说得很清楚,中国的政治是“不讲程序、缺乏的政治”,按照他的逻辑,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非程序方式来表达”,“诉诸暴力或动乱”.所以他一方面要按自己的“程序”来修改宪法,更迭国家领导人,一方面用“非程序方式”支持和挑起动乱,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程序”.至此,严家其等人鼓吹“程序”政治的真正目的,就暴露无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