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群体的政治倾向

［摘 要］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在的领导下与各阶层人民联合,在反对国统区黑暗统治、争取上海解放的政治运动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学生群体逐步克服了校际差别,在运动中培塑了正确的斗争理念,善于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形成学生群体联合斗争的进步模式.这一时期上海学生群体在政治认同上分化明显,绝大多数进步学生主动将自身与工农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接受中国的领导,有了时代赋予的新的政治归宿倾向.

［关 键 词 ］ 政治倾向 上海学生群体 解放战争时期 历史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的领导下,学生运动发展到新主义革命时期的最高峰,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1］上海的学生运动是全国学生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海第二条战线的主力军.学生群体以上海学联和各校学生自治会为核心,积极发展党的秘密组织,使学生群体形成有机统一又具有不同层次的组织实体.学生群体根据上海地下党的指示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斗争策略,在反抗国民党对学校的控制及对进步学生的镇压、保护自身合法权利、迎接解放军进城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实际工作,为上海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将1946－1949年上海学生群体作为考察对象,试图通过横向剖析,说明其政治倾向分野的历史性结果,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政治归宿在新的内容上的开端.

一、上海学生群体政治倾向的社会成因

旧上海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窝巢,是百年来发展起来的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复杂的城市”.［2］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学生群体由于其出身及思想认识的不同,具有不同的政治身份,在大学中既有学生党、团员也有国民党学生党员和三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由于国民党控制内部的需要,1947年9月三青团被国民党合并）分子,还有大部分无政治身份的中间学生.1946－1949年上海物价飞涨,导致大学学费随之飙升,1946年2月上海一般的大学学费一年2．3万元,是普通职工一年收入的2－3倍,高昂的学费导致大学生失学者近万名.［3］此后,学费更是如断线的风筝暴涨,使得学生普遍面临严重的失学威胁和生存危机.1947年黄炎培先生曾撰文描述学生的经济困境“学校缴费通融些,还可以欠费上学,不通融,只有失学等关在学校门外的青年,正不知多多少少!在校学生,忙的是募款助学.”［4］生存处境的急剧恶化,使学生群体对国民党肆意搜刮民财造成的通货膨胀现状有了真切感受,在此后的斗争中逐步抛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力图钳制学生思想、控制学生运动,采取了控制高校学生自治会、逮捕乃至屠杀进步学生的反动措施.学生群体在的领导下,积极建立高校的学生组织,适时发展学生党员,同时组建党的秘密组织.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委员会（简称学委）,直属上海局市委的领导,是统一领导上海大中学校的秘密党组织.学委于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初,在各校慎重地吸收了一批新党员.据统计：上海学生党员1946年有2000多人,1948年前后撤退、输送至解放区的党员1000多人,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学生党员发展到约3000人.［5］ 1947年5月31日还成立了学生群体的自治组织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简称上海学联）,选出交大、复旦、圣约翰、暨南、同济、中华工商等七校为主席团,上海学联在促进联系合作、团结上海大、中学校共同斗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1948年末至1949年初,各校还相继建立了一批党支部领导下的以党员为核心、经区委批准的秘密组织,如各校的新主义青年联合会、团契组织等,组织团结了大批非党的学生积极分子.到解放前夕,参加党的秘密组织成员约5000人,参加人民保安队、人民宣传队和医疗队的学生约4万人.［6］这样上海学生群体形成上海学委秘密领导下,以上海学联为主要组织形式及各校的秘密组织相结合的斗争实体.这种层次不同又内部有机结合的领导模式有利于隐蔽学生革命骨干,使学生群体能够在更为安全的组织模式下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二、上海学生群体政治倾向的外在表征

上海学生在斗争中,各高校学生由于相近的现实处境及文化心理,在校内逐步采取集体联合的进步行动模式,在反对国民党控制、争取生存和权利等一系列斗争中团结起来并逐步形成校际联合.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上海物价飞涨,学校供应学生每人每天的菜金只是“两根半油条或一块豆腐,”［7］导致在校学生严重的营养不良.1947年5月上海医学院学生体格检查,约有15％的学生因营养低劣得了肺结核,该事件使得上海学生群情激愤而相继罢课.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学生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上街进行“抢救教育危机”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8］游行相继扩散到杭州、苏州等地,与北平、南京的学生运动相呼应而形成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国民党团部在此次学生大规模游行后,也承认“学生群众比较复杂,性格比较不易捉摸”,表示学潮“很难应付”,“前途非常悲观”.［9］可见,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极大动摇了国民党在国统区的统治根基.对学生群体来说,学生集体行动的胜利增强了学生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同时作为可供借鉴的成功版本也为未来更大规模的斗争提供策略经验.在此后上海学生“反迁校”斗争和1949年声讨南京“四一”惨案斗争中,不但形成进步学生的总联合且团结了大批学校的进步教职工,向社会劳众说明真相,使学生获得了社会舆论和群众的理解支持,扩大了学生运动的社会影响.

在学生群体走向联合的大气候下,各种校园或监狱的“小气候”也能影响学生的思想乃至产生不同的行为走向.所谓“小气候”效应,即是同一相近社区人们由于生活空间的接近,或心理环境的共性而产生的趋近心理.国民党的监狱是进步学生的聚集地和进步思潮的汇集地,各种进步书籍被学生偷偷传阅,学生群体针对狱警及国民党游说分子的斗争更是影响到个体学生的思想转变,一部分学生中间派甚至学生国民党员政治倾向逐渐发生变化,转向拥护的进步政策.曾是国民党学生党员的上海法学院学生陈明德回忆说,监狱生活使我第一次受到革命人生观的启蒙教育,使我重新认识了什么是真正的三义,认识了与国民党的区别.国民党的监狱,倒成了教育我认识真理的学校,成了我倒向人民的起点.［10］可见,监狱中相近的生存环境及进步学生的斗争效应使部分学生思想发生进步转向,在内心层面接受的政策,从而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方向.当然,学生的主要时间在校园中度过,校园内的“小气候”对学生主体的思想认识和行为走向有极大影响,在1946－1949年的上海大学校园中,既有革命倾向鲜明的交大、复旦、同济等校也有思想保守的震旦、圣约翰等大学,这些不同思想倾向的大学学生受校内“小气候”的影响亦表现出极为不同的思想和行为趋向.如交大学生除印刷革命性的报纸《每日新闻社》、《交大生活》、《每日文摘》和《每日报道》外,还采取积极的宣传策略,吸引本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乃至大量校外群众阅读,后来发展到用扩音器广播消息.实践中,交大学生在多次进步学生运动中都有突出表现且团结了上海大批高校学生,当时群众都称“交大像个小解放区”.［11］

与这些具有革命传统的校园相比,私立教会大学的多数学生受制于校规或校内主体舆情的束缚,思想倾向于保守.当时震旦大学办学方针强调“严格”校规,规定学生“不得过问政治”、“不得看‘革命’书报”,“未得院长许可不得集会”.［12］使该校形成“三多（天主教徒多、三青团员多、富户子女多）、三严（教会控制严,教徒要汇报思想等；功课严,不问校外事；校规严,不得过问政治等）、一少（缺少进步力量）”的局面.在这样保守校园环境中,经过的努力虽发展了一些学生党员也不足影响震旦学生思想的整体落后倾向.1947－1949年上海进步学潮不断的情况下,震旦仍是“未辍弦歌”,国民党《日报》曾公布“在的间谍组织的学潮案中,震旦是从未有过罢课中的一个”.［13］可见,学校的“小气候”与学生的思想倾向有一定的正向关系,进步学校与保守学校的学生思想有一定的分野.即使在同一学校,政见不同的学生组成不同派别的政治小团体,双方相互争夺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保守派学生抵制、排斥进步学生的行动也屡屡得见.1948年6月圣约翰大学以“违反校规”为由,将两名进步学生干部作出停学一学期的决定,学生自治会为校方的无礼处分,在校园内举行集会.当时校内的反对派学生与暨南、大同等大学的少数学生相勾结,在校内殴打进步同学,致使五、六人受伤.［14］这也是不同内心政治倾向的学生产生的外在行为冲突的表征.

国民党和部分学校还对学生群体采取“导”、“吓”、“压”等方式控制学生行动.“导” 即引导学生转移对现实的注意力.有些学校利用舆论“引导”方式,宣扬教育应遵循所谓的超然、中立态度,企图迫使学生忙于繁重的学习任务而疏于关注外界现实政治.沪江大学是美国控制的教会大学,1948年其校长凌宪杨在开学演讲时强调：“拒绝政治的活动等学生进学校需要读书不要盲从走到政治的路线上,学生要爱国就要用功读书”.［15］某些学校则举办一些文艺活动,刻意营造校园小环境以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在1949年4月6、8、9日上海交大、复旦、同济等校纷纷举办为南京“四一”惨案遇难学生的追悼会和募捐活动时,圣约翰大学却于4月9日召开全校学生田径赛,［16］企图以此举来防止本校学潮.“吓”即通过舆论恫吓学生.针对上海诸多学校开展的进步学生活动,国民党警部将学生的“诉苦晚会”、“争生存会”等组织定为非法组织,将“学生自治会选举时,以共军首领名字作竞选号召,例如‘复旦的’等”活动称为“越轨行动”,［17］并威吓“如有越轨行为决严于惩处”.［18］“压”即逮捕、镇压学生运动,国民党在上海于1948年制造“一二九”惨案和“八二六”大逮捕,1949年又制造“四二六”逮捕,企图通过逮捕来镇压进步学生,扼杀学生运动.这种“导”、“吓”、“压”的方式也使学生思想认识呈分化状态,多数学生经过现实磨炼和思想甄别最终选择支持的政策.在“八二六”逮捕的同济大学学生段泽回忆：我不是地下党员,也不是党的积极分子.被捕后几个月的监狱生活,我亲身感受了反动政府的罪恶,决心推翻专制统治.第一次读到秘密传阅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雨所诞生的》的书籍,思想上开辟了一个新天地.［19］也有少数学生在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下,走入自我封闭的小圈子,对现实政治的判断极为偏差.如在1950年一位震旦毕业生的论文中就有这样的判断：“过早地承认一个尚未全部掌握政权的局部政府,是对合法政府（笔者注：指国民党政府）的极大污辱,目前中国的情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

上述可知,当时上海的大部分先进学生对的政策和国统区的腐败现状有理性认识,积极加入组织及秘密组织,成为反蒋第二条战线的积极战斗力量；学生群体在运动中逐步形成拥共反蒋的共同信念和斗争意识,校际联合的斗争方式得到广泛采用,接受领导、与并肩作战成为一种明显的群体行为倾向.但领导的学生运动并非一呼百应,上海学生群体的政治倾向也是很不平衡的.也有少部分学生对国民党的反动腐败还缺乏切身感受或囿于校规等束缚,政治认同上对国民党有种正统观念,思想状况还处在中间落后状态.在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大学与中学、国民党控制的学校与开明派掌权的学校之间,学生群体的政治觉悟程度相对来说还有一定的差距.

三、上海学生群体无产阶级归属倾向的历史作用

学生群体较为热情、单纯,有正义感,见闻较多,政治敏感性较强,上海学生对国民党的种种倒行逆施行为,如贪污腐败、物价飞涨,镇压学生运动、严重的失学失业威胁等,有更深刻的感受,对国民党一般经历了从失望、不满再到寻找国家民族前途、转向的心路历程.严酷的生存现实与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愿望使上海学生群体选择与工农群众连为一体、结成同盟的方式来争取革命的成功.

上海学生群体的阶级归属意识在这一时期沿着较为清晰的轨迹演化.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委根据指示结合上海学生实际状况,提出学生要“与群众打成一片”、充分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将学生党组织隐蔽在群众中的学生运动方针.进步学生贯彻“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方针,通过持久、深入、个别三三两两广交朋友的方式,将自身融入到群众中,使得学生党员的身份得以保护,动员群众的能力也大大提高.为迎接解放军进入上海,1949年春季上海学生以学生联合会的方式组织了多种宣传队、纠察队、歌咏队、戏剧队等,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把学生活动深入到职工中,广泛到各弄堂公共场所中.通过学生有力的宣传动员,使民众积极采取措施护厂、护校,以利于解放军接管上海,反对国民党撤退前的破坏行为.学生群体还在学委指导下,推行棚户区民教,与民众合建教室,举办职工补习学校及工人夜校,还广泛带领学生深入到普通居民家庭中访贫问苦,这一实践过程加深学生与上海劳众的感情,促进学生对不平等社会现状的认识.上海解放后,学生群体继续怎么写作工农的思想得到自然延伸,进步学生参与接管上海的各项具体工作,随解放军参加南下怎么写作团和西南怎么写作团的学生约达四千余人.［21］

上海学生作为一群战斗在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进步群体,其自身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灵活的斗争策略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为上海解放做出重要功绩,为新上海的建设积蓄了大批青年人才.纵观上海学生群体的巨大成就,的有力领导和学生群体理性的无产阶级政治归属意识是根本原因.从深层文化心理审视上海学生群体的无产阶级政治归属意识,我们发现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对政策的理性认同是这种政治归属感的内在驱动力.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群体的政治、心理素质在革命中得到带有未来走向的历史性改造,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归宿在新的内容上的开端.研究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群体逐渐形成的无产阶级政治归属倾向,解读该历史倾向的社会成因和积极作用对今天和谐社会视阈下如何做好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实现当代青年的科学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

注 释：

［1］《选集》［M］.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4页.同志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

［2］《上海解放》［A］.档案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68页.

［3］［8］夏东元主编《二十世纪上海大博览》［M］.文汇出版社1995年版,第587页,第604页.

［4］《文汇丛刊 青年运动与教育改造》［J］. 1947年3期.

［5］［6］［7］《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M］.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79页,第182页,第108页.

［9］《学运问题座谈会讨论纲要》［A］.上海市档案馆藏.

［10］［19］《红岩儿女1945－1949》［M］.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510页,第509页.

［11］上海地方志网站.shtong.省略.

［12］《青春的步伐――解放前上海大中学校学生运动史专辑》［M］.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 第242页.

［13］［20］《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M］.第9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第77页.

［14］《上海学生运动大事记1919－1949》［A］.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290页.

［15］《上海教育》［J］. 1948年第11期.

［16］［18］《申报》［N］.1949年4月9日.

［17］《申报》［N］.1949年4月2日.

［21］《青年报》［N］.1949年6月28日.

责任编辑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