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学科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学科建设中,出现了政治经济学主体地位被弱化的趋势.与西方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及主张更加符合中国国情、执政党执政理念以及高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需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学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是促进理论经济学学科的整体建设,完成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客观要求.
关 键 词 ：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理论范式；主体地位；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F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6-080-07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学科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与西方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及主张更加符合中国国情、执政党执政理念以及高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需要,因此,它在我国各经济学科的发展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居于学科建设工作的主体地位.但近年来,在高校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工作中出现了厚“西方经济学”、轻“政治经济学”的倾向,尤其在重点学科的扶持、科研经费的划拨、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导致“政治经济学”主体地位被弱化的趋势.
一、长期以来理论经济学学科建设中“政治经济学”被弱化的原因
从1980年代起,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经济学理论著作大量涌入我国,读者们被西方经济学著作的新颖写作方式、跃然纸上的图表曲线所吸引,长期被前苏联理论经济学范式所禁锢的思想获得了解放,在全国形成了一种学习西方经济学、传播西方经济学的风气,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历史必然性.但是,在后来的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一些学者产生了盲目崇信西方经济学而忽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倾向,他们把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与前苏联有关计划经济的教科书理论等同起来,认为它是一种只研究计划经济而不研究市场经济的传统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是一种专门研究市场经济的现代经济学,因此,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论证,他们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本依据.一些赶潮流的学者甚至羞于提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似乎研究与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知识陈腐与观念落后的标志,导致他们最终抛弃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传统,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致使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拿来主义盛行.这一盲目崇信西方经济学而忽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倾向在全国高校理论经济学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皆有体现.例如,在教学中有些高校大量缩减、甚至取消政治经济学的课时量,在理论经济学的教学中造成了西方经济学一课独占、唯我独尊的局面；又如,在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工作中,重点学科的扶持、科研经费的划拨、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等,都朝着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倾斜,造成了坚持讲授和研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教师与学者无论在教学工作还是在科学研究方面都遭到了被冷落、被忽视甚至是被排挤的局面.
“政治经济学”被弱化的状况,是由独特的客观社会历史条件变化以及研究者的主观思想倾向造成的.客观上,1980年代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低潮,东欧、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挫折,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能否指导社会主义走向胜利产生了疑问,降低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热情；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感到西方经济学中的有关市场经济运行的理论以及对经济现象的量化分析方法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主观上,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理解长期以来受到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缺少兼容并蓄的创造性思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理解公式化、教条化,难以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同时,受教条主义思维习惯的影响,许多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看成是批判性、革命性的理论,而忽视了其对经济建设的指导作用.从这一错误的思维习惯出发产生了许多让人误解的结论：“既然中国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推翻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那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也就失去了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了.一些推崇西方经济学的人也从这个角度轻视乃至贬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革命的理论更是经济建设的理论,尤其是马克思在其伟大著作《资本论》中,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和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历史趋势,更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运行规律进行了研究与探讨.例如,商品价值量决定的规律、货币流通规律、价值规律；劳动力商品价值与工资的决定原理；资本循环与周转理论、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原理、经济危机理论；部门内部竞争必然发展为部门之间的竞争原理、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原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原理等,都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考察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尚未有“市场经济”的概念,马克思也从没使用过“市场经济”一词,但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运行内在规律的揭示,却在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甚至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的市场经济理论都是对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的巧妙继承与变相发展.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就曾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探讨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规律、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建国三十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初步打造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为后来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成熟的历史社会条件；目前,我国正处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历史时期,如果缺少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不仅经济改革难以展开与深化,就是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也将因缺乏理论指导而举步维艰；对于我们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而言,如果缺乏深入地对马克思《资本论》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鲜活的与时俱进的生命力的认识和研究,那将是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的惭愧与遗憾.近年来,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方面也付出了许多努力,促进了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内容、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创新,但这种创新工作还不够深入和全面,不能完全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待学者们继续努力,做进一步深入的、系统化的研究. 二、“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属于两种不同范式的理论体系
在我国,政治经济学特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是以马克思的一系列代表著作《资本论》、《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剩余价值理论》、《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经济思想为依托,以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交换关系的完整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是特指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进行庸俗化而演化而来的经济学理论,早期也叫政治经济学,后来才改名为经济学,其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是以19世纪后半叶的资产阶级边际效用学派的边际效用论、一般均衡等理论为出发点,以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等一系列经济学作品作为奠基著作,后经凯恩斯、萨缪尔森、曼昆等人的不断充实与完善,并在自身的理论中区分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最终发展成为替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不同的经济学理论由于检测设前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以及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指导意义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范式体系.从产生的时间上看,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范式都形成于19世纪末期,都是以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为研究内容,因此,都同属于现代经济学的范畴.但两者在决定理论范式的几点要素上却存在截然不同的特点.
1.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检测设不同
一切理论体系的构建都需要有逻辑起点.“资源稀缺”与“经济人”检测设,是所有经济学理论的两个最基本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不例外.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这两个基本检测设前提的认识,却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在“资源稀缺”问题上,西方经济学认为,相对于人的无限而言,经济资源永远处于稀缺状态.因此,“资源稀缺”是人类社会的一般现象,是一个无法摆脱的永恒的自然过程,经济学所能做到的就是通过市场机制把稀缺资源配置到社会最需要的领域.而政治经济学则持有不同的观点,认为“资源稀缺,,根本不是人类社会的一般现象,更不是一个自然永恒的过程,而是人类社会的特殊现象,从属于特定的社会制度.这是因为,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人类生产出来的产品就已经能够满足自身正常的生理需要了,意味着人类已经解决了资源的“自然性稀缺”问题.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使人类生产活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数量达到了极大丰富的水平,如果把这些物质财富公平地分配给社会上的每个人,除了满足舒适的生活之外还绰绰有余.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以及与这种私人占有制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却直接造成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少数富人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而大多数穷人占有少量的社会财富是这种社会的存在法则.在这样的社会法则下,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受到资产阶级道德的鼓励以及资产阶级法律的保护,这说明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所面临的已经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之前的“自然性稀缺”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制度性稀缺”问题.这种“制度性稀缺”意味着社会生产的绝大部分产品已经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生理性需要,而是满足社会地位、身份的需要.这种“制度性稀缺”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是永远不会得到解决,而且还会被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竞争法则推向更高的稀缺层次,并重新引起人类的“自然性稀缺”.因此,政治经济学对“资源稀缺”的分析比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更具深刻性.
其次,在“经济人”这一检测设上,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更是具有不同的看法.西方经济学从人的自私本性出发,赋予人以“理性经济人”的称号.认为“利己”和“理性”是人的最本质的属性,人为了个人利益参加经济活动,并在活动中坚持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则,经济研究的重点就是分析作为个体的人在经济活动中是如何做出选择的.这种经济活动中的“理性经济人”是没有任何社会制度背景和阶级之分的“行为经济人”,尤其是个体行为经济人.因此,西方经济学对“经济人”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人的行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技术性选择问题,而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问题.或者说,西方经济学也涉及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但它却把这种关系看成是超时代、超历史、超社会的抽象利己的“经济人”之间的关系.而政治经济学则是把个体“经济人”放到特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中来分析,对此,马克思指出,“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这说明：第一,任何个人都从属于生产关系中特定的阶级和集团,无论是社会生产活动,还是经济利益的划分都是以特定的阶级和集团为主要标志的；第二,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下人的行为是不同的,经济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制约人行为的特定生产关系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上.因此,政治经济学把“经济人”理解为“生产关系人”或“制度经济人”,比西方经济学抽象的“理性经济人”更具客观性.
2.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
与前提检测设的理解相适应,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从经济个体出发,解决一个社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的资源配置问题.而且,这种资源配置是经济个体在追求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活动中所进行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技术选择的结果；而政治经济学则以制约人行为的特定生产关系整体为研究对象.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的意志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因此,个体经济人的行为是受所处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约束的,如果仅仅从人的自私本性出发来研究人的经济行为会使理论丧失其应有的客观性.另外,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版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所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任何一种资源配置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的资源配置,不存在超脱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资源配置.因此,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已经包括了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比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具客观性,而且更具广博的理论包容性. 3.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辩证法进行了多样化、层次化的运用,如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层次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具体与抽象、一般与个别、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方法,分析了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货币的产生、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等问题；在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层次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飞速发展的生产力与其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尖锐化是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的根本原因,并由这一原因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替代；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具体的经济关系,如劳资关系、工资的决定等问题时,运用了劳动者是历史主体的阶级分析方法；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利润的本质、的决定等经济现象时,运用了从抽象至具体的动态平均分析方法,等等.总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分析方法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现实的可行性.
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仅仅涉及经济运行表面现象的资源配置问题,而不涉及经济制度的本质分析,与其相适应的研究方法也多偏重于定量分析的数理模型,并把工程技术领域的“边际分析方法”移植到经济学中来,取代了长期在政治经济学中占主流的“平均分析方法”.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平均分析方法”的现实可行性相比,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仅仅是一种思维游戏,如在现实社会中,商品定价规则都是运用成本加利润的平均方法,边际量决定的边际方法仅仅存在于理论分析中,在现实经济中难以实施.另外,西方经济学常用的“均衡分析方法”也多属于静态分析方法,把多样化的人类经济社会公理化、简洁化,而马克思的基于唯物辨论法和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研究方法则是关于人类社会的多样化和动态化研究.
4.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评价不同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不同,不仅仅是由于两者在理论前提、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存在差别,更重要的是两者的研究内容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评价不同.作为完整的理论范式,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主要有价值理论、理论、货币理论、资本理论、竞争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等.在此仅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例,探讨两种理论范式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评价.
众所周知,《资本论》整个理论大厦的建立,是以劳动价值论为第一块基石的.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英国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发现了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商品价值质和量的规定性,创立了劳动价值论.并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和暂时性；同时,劳动价值论也证明了,劳动不仅是价值的源泉,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创造主体,它的作用是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无法比拟的,它具有一种物质要素所不具备的改造自然、创造财富、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量.正如马克思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他又说：“劳动是非原料,非劳动工具,非原产品,等劳动不是作为对象,而是作为活动存在；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存在.等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由此可见,我们从《资本论》的劳动价值理论当中找到了“以（劳动者）人为本”思想的源泉,充分说明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是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理论,向我们揭示了“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真理.
西方经济学完全抛弃了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把劳动者的劳动同其他生产要素相等同,撇开了对劳动者独具的创造性劳动的研究,提出了生产要素价值论.认为资本、土地都会创造价值,进而提出了荒谬的“四位一体”的分配公式,即劳动创造工资、资本创造利息、土地创造地租、企业家才能创造利润,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在收入分配领域各得其所,不存在谁剥削谁的问题.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最自然、最和谐、最合理的制度.其实,从19世纪末期开始,西方经济学已经完全转变为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庸俗理论了,他们把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因素丢掉或加以改造,通过把劳动拟物化来贬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为己任.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
三、突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地位符合我国执政党的治国理念及国情
1.突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地位符合我国执政党的治国理念
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等思想内容.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虽然借鉴了西方经济学中有关市场经济运行的某些具体理论,但在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上,仍然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西方经济学范式运用边际效用论、一般均衡论企图证明资本主义优胜劣汰、丛林法则的竞争制度是合理的,是体现人人平等、自由和谐的制度.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则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一切不和谐因素,指出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根源,它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脱节,引发了周期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马克思尤其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以及与这种占有制相适应的不合理的分配关系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关系紧张、贫富分化严重的罪魁祸首.这说明经济要发展、社会要和谐,就必须废除这种少数资产者单方控制生产资料及资产阶级政府、广大劳动者受压迫、受剥削的制度,建立能够充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和创造性,公平公正分配劳动果实的社会主义制度. 回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的历程,中国的治国理念丝毫也没有偏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的一贯主张.改革开放初期,正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分析了中国当时低下落后的生产力与超前的生产关系之间不协调的这一国情,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并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准确地概括与界定,即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前两句话是针对我国当时的落后生产力水平而言的,后三句话特指在生产关系方面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即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同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近期目标和努力方向.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在中国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经济持续增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综合国力极大增强.
目前,时代和历史又赋予我们处理“发展”与“稳定”之间关系的新任务.十八大报告着重强调了“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我们永恒的主题；要想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平衡发展,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为了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调整生产关系中的收入分配关系,“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十八大的这一表述强调了收入分配关系是目前解决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其他一切问题如文明、发展、和谐、稳定等都是围绕着收入分配这一中心问题而展开的.
以上分析充分说明了,我党三十年的改革所走的道路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劳动人民）为本”的理论范式,而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以资为本”的理论范式.今后,我们还要沿着这一理论范式继续前进,建立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2.突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地位符合我国国情
与体现西方制度和文化特点的“西方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学”更符合东方民族文化和中国国情.“与西方经济学抽象的‘理性经济人’检测设前提出发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资源配置相比较,政治经济学以社会生产关系这一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与我们重视国家、民族和家庭这种强调整体而忽视个体的儒家文化比较一致,与中国传统中的强调局部要服从整体、局部与整体之间是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关系的辩证思维方式更加一致；在研究内容上,中国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制度变革过程中,各种社会关系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因此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的分析为主的内容,显然要比行为和技术选择分析为主的西方经济学更加适应我国经济学建设的需要；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制度的相对批评态度,对要克服转型过程中的弊端,建立和谐社会的我国来说,显然比盲目崇信市场机制作用的西方经济学更加符合社会政治需要,所以说,重视政治经济学为主的研究方法、对象和内容等更符合我国的需要.”
3.突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地位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需要
经济理论无论貌似多么公正无私,工具方法的使用多么中性,本质上还是一种意识形态,为特定的阶级和社会制度怎么写作.世界上只要还有国家、民族、集团和个人的划分,就永远有国家、民族、集团和个人的利益之争,经济学就不可能中立.我国高校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重任,在理论经济学的教育中就不能抹杀“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别.伦敦大学的奇克教授曾说过,在西方国家,不仅“宏观经济学难与政治分开”,而且“在微观经济学中充满了意识形态的东西”.我国一位对价值判断与经济学的关系相当有研究的经济学家说：“价值判断经常在经济学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等它们影响着经济学家所做出的政策建议以及他们对不同经济组织体制的优缺点所做出的判断.”凯恩斯也曾指出,“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等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在当今时代主要表现为：在国家范围内的阶级、集团领域,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国家领域,维护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宣扬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近些年来,在学习与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由于一些学者被其“理论检测设前提的中立性、某些理论模型的貌似完美性、数学化论证手段的先进性”所迷惑,产生了对西方经济学这种貌似“世界主义经济学”的盲目推崇,从而在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中淡化了对经济理论背后的阶级性、价值判断、意识形态等问题的关注,致使我们年轻一代的大学生对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自由、平等、人权”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善恶是非不明、精华糟粕不辨”的全盘吸收,而忽视了对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之间关系等相关问题的深入思考.西方国家对前苏联的“和平演变”是我们的前车之鉴,西方国家把“自由、、人权”等华丽辞藻包装下的各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和文化理念贯输给前苏联的青年一代,占领了前苏联的主流思想文化阵地,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发起了一场革命,进而引发了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变革.前苏联在经济领域的全面私有化、自由化的激进式改革,造成了国有企业倒闭、大量公民失业、物价飞速上涨、腐败贪污横行、黑帮团体泛滥,使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美国没有付出一一炮就打垮了冷战时期的最强劲对手,使俄罗斯经济短时期内退回到十几年前的水平.虽然,经过普京政府的二十多年的努力恢复,至今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军事领域仍然难以同美国相抗衡.由此可见,意识形态是一国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思想前线,对一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极端重要.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中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关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经验总结,但对于它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为资产阶级利益和发达国家利益怎么写作的本质,我们要有深刻的认识,并且把这种深刻的认识通过教学与科研的手段贯彻到青年一代的头脑中去,培养能够肩负起国家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四、突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地位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客观需要
目前,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时代赋予理论工作者的新的历史任务.在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过程中,必须突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地位.
从狭义上说,政治经济学是以研究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关系为主的理论经济学；但从广义政治经济学来看,当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已经逐步渗透到其他经济学科当中,已经发展成为包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等多个分支学科在内的庞大的基础学科体系.“作为一门基础学科,政治经济学必须担负起为经济学的所有其他分支学科提供理论基础的责任,这就要求政治经济学对一种经济制度下的所有经济现象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研究,从最基本理论的层次上揭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般规律性,为其他各门具体学科提供综合的基本理论指导.”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本身的特点以及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促使“政治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学科建设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突出与显化.
在人类社会正处于现代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特殊历史时期,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界面临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新任务.“作为研究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有必要研究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及与这一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就要求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既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把这些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找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的诸多不和谐因素；又要借鉴和吸取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中某些科学成分,诸如管理和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实行宏观调控等正确反映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经济思想与理论,找出并借鉴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的方法.要坚持继承与借鉴相结合,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与时俱进的发展与创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与怎么写作.
总之,“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在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主导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学科建设中必须改正长期以来厚“西经”、薄“政经,,的倾向,恢复和还原“政治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学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促进理论经济学学科的整体建设,完成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时代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