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董正伟并非想象中的温文尔雅,扎到人堆里会被淹没,叙述生活中的一件事情有些磕磕巴巴.不过,有些难以置信的是,他在法庭上却能唇舌剑,写的文字还能洋洋洒洒.董正伟用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写下3.6万字,完成了“对于跨行交易通存通兑行政复议申请书”.
这封运用了经济学、法学、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等理论质疑银行通存通兑业务合理性的来函,让国家发改委司负责人读了两天,最终不由感叹,“从没看到过这么长的复议申请书,申请人研究很透彻,留下的印象很深！”
董正伟是近一年来声名鹊起的“刁民”律师,“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押金返还案”、“中国工商银行牡丹卡小额账户管理费撤消案”、“铁路退票费取消案”等等,均出自他之手.律师偶尔打一二件公益官司不足为奇,连续着一年里把七大部委都告全,就有些让人讶异了.
“力挽狂澜”的3篇网文
一开始,董正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法律观点有力挽狂澜的功效.2006年底,在深圳福田警方公开处理事件中,他展露锋芒了.
公开处理事件被报道后,一名上海律师上书全国人大,指责深圳警方这种公开处理的活动违法,侵犯隐私权.这一观点获得了舆论大众的支持,顷刻间所有人都将矛头指向了警方.董正伟却在网上贴出了3篇支持警方做法的文章.
他认为警方的公开处理是合法的,依据有三,“示众是政务公开；卖淫是违法行为；警方给戴上了口罩,已经保护了权利.”
随即,山东齐鲁电视台邀请董正伟和最初上书人大的上海律师上节目,两人各代表正反观点.直播间里,双方正面交锋,4万观众同时观看.在2人论辩之后,观众参与.结果有些出人意料,原本获得多数人支持的反方观点,在后,变成了少数派观点.观众支持警方做法的竟要比反对意见多出1万票.原本即将激化的警民矛盾由此得到平息.
录完节目,董正伟内心激荡起了一股豪情壮志,他觉得自己做到了力挽狂澜,他记得深圳福田区局局长赞许他“伸张了正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意识到自己应该“发挥所长,在重大的突发事件中杰出地表现,运用特有的敏锐观察力找到自己更大的发展空间.”
2007年初,董正伟发现自己的“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不能刷了,他排了一下午的长队去退卡.窗口内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不能退押金20元,理由是“这属于人为损坏.”董正伟觉得很奇怪,“卡面完好无损,以前工作人员说过这种卡不会出现消磁现象,现在不能用属于正常损耗,怎么就被定为人为损坏了”
与工作人员争吵了半天,董正伟怒火冲天,当工作人员要收回废卡,并开据“人为损坏”回执时,董正伟火了,冲着窗口喊道,“你把我的卡还回来！”事没办成,还耽误了一下午时间,回家路上,董正伟越想越不对劲,“一卡通窗口队伍那么长,前前后后退卡的人也不少,每个人都拿不回押金,再乘以市区那么多窗口,累计下来,一个月就好几万进账.不行,我得起诉他们”,董正伟拿起了他擅长的法律武器.
憋足一口气状告七部委
先于他,当时已经有两人状告一卡通收取押金违法,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大二学生林某,一位是普通市民肖先生.前者一审已败诉,后者进入审判程序.立案人员告诉董正伟状告此事前景不乐观,董正伟坚持立案,“我做过多年律师,深知他们劝降的把戏”.
接下来的2个月时间里,林某和肖某均以败诉收场,董正伟却胜诉了.董正伟觉得是自己的辩护技巧帮助了他,他没有像林某和肖某混淆“押金和成本”两个概念,在辩护中,他紧紧围绕“押金”而不是“成本”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林某和肖某没有找到自己观点的核心,自然容易败诉”.
董正伟获得了押金的返还,他感觉自己为众多人出了口“恶气”,同时也发现自己还能做更多“为别人出恶气”的事情.兜里还有一堆磁卡,他拿出跟一卡通对比,“唔,都来自同一家族.”他决定跟“斗”到底.
结束完一卡通的官司还不到一个月,同年5月8日,董正伟又将工商银行告上法庭,要求撤销章程收费条款,取消银行收取小额账户管理费、年费、工本费、取现费、挂失费等七八项费用.
但他一审败诉,接着二审,二审又败诉.痛定思痛,绞尽脑汁的董正伟改变了维权策略,他放弃诉讼的方式,改为通过行政复议的途径.2007年8月16日,他向银监会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列出了4条申请,共计1万字.21日,他又将同样的申请发往国务院,申请理由更充分,字数达到两万.
董正伟的目的达到了.2008年1月,国务院法制办不得不出面进行行政调解,银监会作出了“不确认当事银行的收费行为合法”的表示.董正伟高兴地给每位记者打,“我胜利啦！”
与此同时,董正伟又指出“通存通兑”收费涉嫌违法、北京邮政公司信封“售出概不退换”是霸王条款、退票手续费是欺诈性收费等走到哪里,董正伟就对哪里说“不”.采访时,他掰着指头数着与民生相关的各种垄断问题,一副不一一弄清楚就不收手了的表情.
事情也朝着他希望的方向发展,2008年7月,发改委建议铁道部取消退票手续费,国务院法制办也4次邀请董正伟为 “座上宾”,听取他对银行系统收费问题的建议.
董正伟自小就是一个叛逆心理特强的人,外表看来老实巴交,内心却异常对抗.他不想做的事情,谁都别想说服他去做.上世纪70年代时,大家都觉得照相是件稀奇的事儿,乐意合影,他带着弟弟躲起来,偏不！谁要是跟他争论,他憋足了劲儿也要扳倒你,说服你.
他觉得自己的性格既正直也固执.1988年初中毕业后,他辍学了,因为被关系户挤掉了升高中的资格,这件事对他影响很大,“让我从小就痛恨厚黑学”.辍学后,他什么都做过,跟着基建队探测古墓挖文物,当搬运工等等.
1991年他迈出了“自考专业户”的第一步,接下来的7年时间里,他先后自考专科、本科,甚至是全国律师资格,开始还去学院听听课,后来觉得学校学不到啥,干脆自个在家专攻考试.他相继拿到专科、本科文凭,1997年还通过了号称
“全国第一难”的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拥有了律师资格证.
拿到律师资格证后,1998年他到河南洛阳市某律师事务所任职,成为了一名律师.他的案件量不大,但“质量颇高”,他接手的案件里有2个案件还被河南电视台报道,“因为我接手的案件都很前沿激进”.1998年,“精神赔偿”还未正确界定、立法不完善,民众也不熟悉什么是精神赔偿,董正伟却以“精神赔偿”的名义,替他的当事人拿到了5万精神损失费,这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2002年董正伟到北京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但是北京自2000年以后,律师行业就已变得人满为患,单匹马闯北京的董正伟很难拿到业务.他这种业务量少的状态一直持续到现在,“目前就是勉勉强强度日吧”.
董正伟不认为自己是通过打大量的公益诉讼官司来扩大名气,以此改变目前的状态,“这是不确定的事情,只能等到将来再说.”他不介意别人的质疑,“但凡做大事,都会有人捅刀子、有人质疑,我无所谓.我的想法是,我年轻时做了这么多公益事情,就不用担心年老了还要想着为社会做点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