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汉阳府经历了明朝前中期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灾祸后,社会经济凋敝.到万历年间,户口不断增加,农业和渔业经济逐渐起色,并成为朝廷税收的重要来源地.与此同时,随着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汉阳府的港口贸易和市镇发展开始提速,规模逐渐扩大,影响不断提升,为明清闻名全国的商业中心“汉口镇”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关 键 词 ：府县建制 农渔税赋 港口贸易 市镇发展
20世纪八十年代,海内孤本明万历《汉阳府志》从日本复印回国.2007年,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工作完成,出版成《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一书.该书在明清汉阳府志中有承上启下之功,填补了从明嘉靖到清康熙年间汉阳地方府志的空白,也为研究明清武汉地方史的学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一手资料.笔者通过解读《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从府县建制、户口数额、农渔经济、税赋征收、港口贸易和市镇发展等方面进行研究,以期对明代万历年间汉阳府社会经济形态有一个基本了解.
府县建制：明万历年间（1573―1620）,武汉地区承继嘉靖年间（1522―1566）的行政区划,以长江为界,江南为武昌府,江北为汉阳府.明成化初年（1465）前后,汉水下游连年大水,冲垮堤坝,河流改道,将汉阳一分为二,汉水之北为汉口,汉水之南为汉阳.自此汉口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港口贸易及市镇发展大兴,嘉靖初年（1522）设置汉口镇,逐渐发展成四大名镇之首,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货物集散地.但直到清朝末年,汉口镇一直属于汉阳府管辖.
洪武初年（1390）,汉阳知府程瑞重建汉阳城,嘉靖十五年（1536）,知府樊景麟重建后堂,万历年间（1573―1620）增修.至此,明代汉阳城轮廓基本定型,大体呈方形,周长约两千五百米,设四门：东曰朝宗门,西曰凤山门,南曰南纪门,北曰朝元门.从《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中的汉阳府城郭地图看,汉阳府已成为汉阳地区行政、商业、居住、交通、军事中心,各功能区分布合理,配套齐全.府署在凤栖山南麓,县治在府署西；府儒学在凤栖山麓,县治之西；敬一亭在明伦堂后山上；司狱司,在府治南；通济仓,在府治南；预备仓,在府治西南；僧纲司,在兴国寺；道纪司,在玄庙观；樵楼,在郡治南；教场,在永安桥西；调拨守御武昌卫右千户所,在南纪门内,今复为县学；调拨守御后千户所,在凤山门楼内；分守武昌道,在朝宗门内.除汉阳府外,下辖汉阳县设县儒学,在南纪门内；便民仓,在大禹庙西南侧；养济院,在凤山门内；另有汉口等七镇巡检司,还有长江局等共七所河伯所.下辖汉川县在阳台山东；儒学,在县治东北；敬一亭,在文会堂旧址；预备仓,在县治东；阴阳学、医学俱在县南；便民仓,在县迎恩桥东；布政分司,在县治东；按察分司,在县城隍庙西；教场,在县治东南；另有小里潭等三所河伯所.
汉阳府辖汉阳和汉川两县,其中汉阳县下辖县前铺、十里铺、孟家铺、新店铺、黄连铺、幺铺、蔡店铺、崔家铺、六神铺和高观铺,其它共七乡十九里八坊.汉川县下辖县前铺、甑山铺、养鱼铺、马城铺、白马铺、张家团铺、小龙铺、长兴铺、刘家隔铺和观庄铺,其它共六乡三里.《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评价道：“本朝乡里,前载三十有五,今方二百余年,只存在城等十九里,而逃亡荒芜,又将半之,然则将何所底哉?[1]”表现出方志编纂者深切的忧国忧民之心.综合嘉靖《汉阳府志》和其它史料,可知自明朝开国（1368）以来,汉阳府铺、乡、里、坊总体上是呈现下降趋势的,原因可能有二：其一,自然灾害.通过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明朝中期汉阳府水旱灾害频发,更兼有鼠,蝗之害肆掠,百姓更有易子而食者；其二,官府的强征暴敛.灾害横行,官府不仅不减负安民,反而是变本加厉的搜刮百姓,百姓不堪忍受而逃荒者不计其数.由于以上原因,许多乡里几成废墟,闲置荒芜,官府不得不进行裁撤.
户口数额：如前文所述,明代前中期汉阳府地区常遭水旱之灾,更兼鼠、蝗之祸,再加上官府强征暴敛,百姓饿死逃荒者不计其数.如“弘治二年,旱,人相食”,“正德二年,水、田鼠食稼”,“隆庆五年,大水”[2],导致汉阳府地区自明初到嘉靖初年,人口呈不断减少的趋势.永乐十年,共六千三百四十户,三万两千四百一十八口,到嘉靖十一年,只有五千五百三十一户,三万两千零三十六口.可见,户和口都在下降.从嘉靖初年起,汉阳府户口总数逐渐上升,到万历十九年,总共六千一百六十四户,三万两千九百一十七口.下辖汉阳县户口也从嘉靖元年的三千八百九十户,一万四千九百七十口,增长到万历十九年的四千八百八十户,两万五千四百八口.嘉靖至万历年间汉阳府户口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因为嘉靖和万历之间长达百余年的社会安定,自然灾害减少,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生产发展,人丁兴旺.
农渔经济：按《禹贡》的说法,荆州“厥田惟中、下”,万历《汉阳府志校注》也说：“汉阳虽附郭乎,然清丈图籍班班具焉,上田则无几,中、下最多.”[3]可见汉阳府的土壤条件并不突出.汉阳府夹两江之流,属于川县泽邑.农业生产完全依靠江堤来保护,特别在夏秋暴雨之时,洪涝灾害便在所难免.然而事有两面,利弊皆存.洪水并非年年爆发,每爆发一次之后,江堤边洪水带来的泥沙使土壤更加肥沃,更适合种植庄稼.即便洪水过后毁了农作物,亦增加了很多湖塘,可供养渔业养殖.正如“不知湖多田少,割彼以充此,不必出于田,故两县无顽民”所言,汉阳府的田地和湖泊池塘总是彼此增减.据记载,从永乐十年到万历十九年,汉阳府田地山塘从三千三百八十一顷三十四亩五分五厘增加到三千五百七十七顷三十八亩一分九厘.在一百八十年里,增加了一百九十六顷左右.在明朝前中期,整个湖广地区渔业人口仅次于农业人口,特别在沿江沿河及湖泊分布较多的乡里,渔业人口甚至超过农业人口.
税赋征收：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汉阳府赋税主要包括农业税和渔业税,还有少量的商税.税粮方面,一年内夏税,固定二麦折米四千四百三十四石四斗九升八合六抄六圭；秋粮,固定官民米两万四千六百二十石九斗六升九合五勺；两京丝绢,六百八十九匹八尺一寸一分.拨运本府仓,楚王府各类禄米及另外各类饷米共计九千五百三余斗.额办丁粮实派银,一千一百四十四两有余.盐钞,南京库折银九十一两有余,存留本府库钞银一百三十二两有余.出了农业税外,渔税也是汉阳府税收组成的重要部分.明代朝廷设置了河伯所,负责管理渔民和征收鱼税.万历年间汉阳府河伯所经常保持在十一所左右,视情裁设.鱼课年征数额固定为银两千三百六十八两,遇闰年铁和胶料等课钞,计银八十四两.另外,商税起运银二十两.明代汉阳府地区税收最大特点就是渔业税的比重.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不止汉阳府,整个湖广地区的渔业税所占比重都是较高的.这也从另一个方向证明了渔业经济的发展对湖广地区经济的重要性. 港口贸易和市镇发展：明代汉阳府所辖疆域,面朝长江,背靠大别.《禹贡》将天下划分为九州,荆州居其腹,而汉阳府又据荆州之腹,夹长江汉水,北上可直抵中原,南下可直达两广,往东可顺流直驱苏湖,往西可借水直入川蜀,水陆之交通,不可谓不便利.明万历年间汉阳府所辖长江北岸已是港口林立,最著名的要数“汉阳渡”,位于汉阳城东南江边,它是万历年间汉阳府最大的渡口,也是连接长江对面武昌府的主要渡口.其次是平塘渡,位于县治西二十五里,汉水改道前,平塘渡也是汉阳重要港口之一,位列明代“汉阳十景”之一.明成化年间（1465―1487）汉水改道后,汉口渡逐渐崛起,并日益发展壮大,成为华中地区货物的重要集散地,汉口镇也随之声名鹊起,明末清初更是位列全国四大名镇之首,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商贸中心.其它较大的港口还有龙潭渡、沌口渡、张大渡、蒲潭渡、龚家渡等.
除此之外,长江上一些较大的沙洲也成为贸易聚集之所,“江中有大洲,洲上多芦荻,中有大河套,客舟蚁集,两岸贸易,居民为市,民乐其利,城隍亦赖以巩固.[4]”比较著名的如位于县治南江中的刘公洲和鹦鹉洲.刘公洲在宋代既已浮出江面,后来面积逐渐扩大,至万历年间已成重要的水运商市,包括鱼市,菜市等.“冬春水落,四方舟楫聚焉.郡人一渔一薪,朝夕为市,公室之输,私家之养,多赖于此”,且说“盖郡土瘠而势,耕渔失利,业在贸易”[5],由此足见刘公洲商贸地位之重要.鹦鹉洲则成名较早,早在唐朝,就有很多诗文名篇提及到它.鹦鹉洲在明前中期是远近有名的竹木集散地,但在明末逐渐沉没.
除港口商贸外,陆上的市镇贸易也是汉阳商业发展的重要一环.明代汉阳府的市镇贸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以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前后分界.第一个时期,汉阳府的市镇贸易主要集中在汉阳府内的主要街道,“显正街、西大街、双街、高公街、鹦鹉洲一带多为经营铁器、木器、竹篾、食品的店铺和作坊,尤其是显正街和西大街是汉阳城内有名的闹市”[6]；第二个时期,汉口渡开始兴起,约在正德年间（1506―1521）汉口市场发展提速,商贸经营活动大多从汉阳转移至汉口.万历年间政府规定湖广大部的漕粮改由汉口交兑,不久,汉口也成为盐商新口岸[7].适时,汉口南岸崇信坊最为繁华,汉口巡检司也设置于此处.嘉靖初年（1522）设置汉口镇,汉口的集市和街坊在港口商贸的推动下快速发展,市镇规模不断扩大.嘉靖二十四年（1545）,汉口镇户数已达一千三百九十五户,人口近七千人.
总结
通过对《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的研究,笔者认为明万历年间汉阳府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明朝初年有很大提升.汉阳府经历了明朝前中期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灾祸导致的经济社会凋敝,到万历年间,户口不断增加,农业和渔业经济逐渐起色,并成为朝廷税收的重要来源地.与此同时,随着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汉阳的港口贸易和市镇发展开始提速,规模逐渐扩大,影响不断提升,为明清闻名全国的商业中心“汉口镇”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作者单位：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