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必须继续创造繁荣

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开始反英独立斗争的同一年,英国人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从那时起,经济学家就一直试图了解,是哪些因素让一个国家的经济更具竞争力.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一个国家的繁荣,以及一国民众物质上的满足,都依赖于经济生产率的提升.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生产率的提升,是因为使用了更多的机器和劳动力,还是同时有别的原因.这些“别的原因”叫做“全要素生产率”（TFP）,就是通过新的、更好的方式将机器和工人结合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升.新的方式来源于科技的进步.

1997年以来的每年夏天,世界经济论坛都会发布各国竞争力的报告,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和商业竞争力进行排名.从2000年开始,中国在“全球竞争力指数”（GCI）中的排名上升速度超过任何其他国家.2002年,中国排在第47位,位于乌拉圭之后,巴拿马之前.2012年,中国已排到第29位,后于新西兰和文莱,前于爱尔兰和波多黎各.但值得一提的是,在2012年,中国在GCI中的排名却比2011年下降了三位,和2009年相同.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竞争力在2009年之后就停止上升,中国的国家繁荣提升速度将会放慢?

如果从中国在1980年的处境来说,很显然,这个有着庞大贫穷农业人口的国家,能在不到30年时间里跻身GCI排名最高的30个国家之列,确实是了不起.但中国的任务并未完成,这里仍有数亿人口需要脱离贫困,而众所周知的、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的人口结构问题,让这个任务变得更为复杂.因此,中国必须继续创造繁荣.

当然,你可以说GCI只是一个相对的衡量标准,在我们把中国的国家繁荣程度和其他国家比较时,其他国家并不是静止不动,它们也在不断前进的.但是,中国在2012年的成绩确实比前两年有所逊色.

中国之所以能在GCI排名中位列第29,是因为在一些衡量标准,例如飞机座位数量、铁路基础设施质量和初等教育入学人数上,中国的表现很好.

然而,中国的经商环境仍然落在发达国家后面,而且在一些指标上的得分很差.例如企业承担的总体税率、贸易壁垒、创办企业的难度、进口渗透等方面.此外,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规范比较落后,金融市场发展的严重不足束缚了中小企业,让它们难以获得经营资金.而最需要中国实现巨大改变的是科技的完善度、企业经营的精细度和创新方面.低水平的竞争优势,本地供应商、生产流程、市场营销和管理的低质量,都在拖中国经济的后腿.中国在创新潜力方面的得分很高,但在科学研究质量、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储备等方面,表现要差得多.

2012年GCI报告所传递的讯息是,如果中国希望自身的繁荣程度继续提升,它就必须继续对外开放,并改革国内经济.今年2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合作发布《2030年中国发展战略》,该报告指出了中国要继续改善自身境况所需走的道路.这条道路并不好走,但至少它是清晰的,它包括实施基于市场的改革来增强经济活力；加速创新,走向“绿色经济”；为所有中国公民提供更多的机会和社会保障；增强税基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改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并进一步对外开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2030年中国发展战略》公布时,在中国的一些政府部门激起了强烈的负面情绪,也引起了中国一些主宰性的、垄断性的国有企业的不满.中国最有才能的学生中,有太多把自己毕业之后的雄心寄托在进入政府或大型国有企业上.

中国固然需要把一些最好的学生送进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但更多的中国优秀大学的优秀毕业学生需要被吸引到中小型企业里,需要让他们看到令人激动的、有价值的职业前景,以及不俗的经济回报.中国必须改善创业企业和小企业的成长环境.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它们能通过更好的渠道来获取利息合理的贷款,并提供一个能保护个人企业所有权、品牌所有权的法律环境.要实现给所有中国人带来有尊严生活的目标,中国必须鼓励和支持私人企业.

《2030年中国发展战略》所制定的一系列方案,需要执行的决心和毅力.如果不执行,中国就必然面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中国在“全球竞争力指数”中的排名,为考察中国的国家繁荣程度提供了一个年度的切入点,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

现在已经有人在问：到2022年,中国的GCI排名是会比2012年的前,还是后退?很显然,中国自身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将决定这个问题的答案.

贾尔斯·钱斯

曾就读于伊顿公学,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塔克商学院以及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专注中国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