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 基于企业同质性的产业分布空间非均衡（中心―）仅具有量化“一维性”,即加总的产业份额差异； 但在企业异质性条件下则具有“量”和“质”的“二重性”,即产业份额与生产效率耦合.产业分布轨迹在一维空间中以中心（高梯度）向（低梯度）的“单向迁移”为主,但在二重空间中则呈现出中心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向中心的“双向迁移”特征.除传统集聚或分散力外,异质性企业的竞争和选择行为是二重空间构建的“第四”动力,而异质性劳动投入、组织外部经济、贸易成本和异质性偏好或需求则是影响企业行为的主要因素.基于企业异质性的产业空间分类可能会扩大地区间平均生产效率差异和地区发展差距,故要求产业空间布局政策和发展战略更为精细化、差别化.
[关 键 词 ] 企业异质性； 企业同质性； 产业空间分布； 二重性； 双向迁移； 选择效应
一、 引言
我国当前推行的产业空间发展战略旨在引导沿海传统产业向内陆梯度转移、推进沿海产业转型升级,并为此出台了一系列区域和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科学合理的政策构建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基本前提和依据,但政策的合意性和适用性必须建立在正确把握空间属性和产业分布规律的基础之上.遗憾的是,基于代表性（同质性）企业范式的主流经典理论存在的缺陷使其无法满足政策实践的需要,表现为： 从宏观视角分析产业地区间分布的产值、企业数量等“份额”差异不能完整揭示微观主体空间行为的动态过程及其内在机制,从而无法为政策构建提供理论支撑； 基于传统理论提出的引导产业从中心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单向迁移或转移的政策思路也与现实中产业“双向转移”的现实情况相背离,因而也无法对实践中的新问题和新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 类似研究见： 朱廷、李宏兵《异质性企业国际转移的动力机制与路径选择――HFT 模型和NEG模型的拓展及验证》,载《国际贸易问题》2011年第10期,第4859页.[1]80.因此,迫切需要从新视角对空间属性以及空间格局形成的动力系统进行再认识、再挖掘,以对经济系统本质特征进行理论刻画,对企业成长和产业布局实践进行科学指导.
近年来,“新”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NEG）在空间经济研究中引入一般均衡分析范式,将长期游离于边缘的经济地理融入主流经济学； Baldwin 和Okubo进一步在NEG框架上引入企业异质性（投入产出系数差异）,既验证了传统理论的合理部分,也得出了甚至与传统相反的新观点,比如,集聚过程的连续性和扩散动力的倒U形趋势,因而被Ottiano定义为“新”新经济地理学（NNEG）,以下称BO框架.参见R.E.Baldwin & T.Okubo, ″Heterogeneous Firms, 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Spatial Selection and Sorting,″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Vol.6, No.3（2006）, pp.323346.实际上,从“投入产出比”角度定义企业异质性的研究最早见于新新贸易论文献,主要分析企业差别出口行为,详见 M. Melitz,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Vol.71, No.6（2003）, pp.16951725.突破传统空间研究的“企业同质性”检测设,以“企业异质性”刻画经济系统类生物群的多样性和竞争性特点[2]236,并基于此分析生产效率维度“空间分类”的形成机制,促使理论上对产业分布空间形态的认知从“量”表（产业份额）深化到“质”核（生产效率）.沿着这一思路,本文借鉴META（荟萃）分析法的基本思想,从产业份额和生产效率两个角度分别系统梳理了产业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的国内外最新文献,发现：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的“中心―”空间结构具有耦合“二重性”,且生产效率差异更接近空间非均衡本质； 除基于外部比较优势的集聚力和分散力外,企业竞争与选择行为是产业分布“二重性”空间形成与演化的“第四”动力； 异质性劳动投入、组织外部经济、贸易成本和异质性偏好或需求等因素都通过企业生产效率和市场策略行为发挥作用.拓展分析认为,集聚效应和竞争效应的共同作用可能导致企业对外部环境的反应迥异,从而要求更为精细化、差别化的产业指导政策与之匹配； 而且考虑到企业竞争既是对投入要素资源的争夺,也是对消费市场的竞逐,则在全球化背景下综合考量生产和消费两方面因素对产业空间布局与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十分必要.
二、 产业空间分布“二重性”： 产业份额与生产效率非均衡
主流文献侧重于从就业密度、企业数量、产值等“数量”层面描述产业在地区间分布的“中心―”非均衡结构.但事实是,相对于,中心地区不仅企业或产业份额占比较大,地区平均生产效率也显著为高,我国城―乡、沿海―内陆都具有上述特点.基于此,本文认为产业空间的分布具有“二重性”,即产业份额非均衡性和生产效率非均衡性.
(一) 基于产业份额的非均衡空间
产业空间分布主要包括集聚（非均衡）和分散（均衡）两种形态.既有相关研究,如区域发展的增长极论、“核心―边缘”或“中心―”论等都认为产业分布是空间非均衡或异质的[3]4.以中国为例,研究形成了三个思路：
（1）传统经济地理侧重于地理中心或重心的测度、探测和描述,以直观观察经济活动的空间景观及宏观演变趋势[4].这些文献研究方法比较接近,主要是借鉴物理学重心模型；结论也基本一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重心经过几次转折,整体以由北向南迁移为主,1980年前向东南、1980―1990年向西南、1990―2003年向东南、2003年后小幅转折向北.
由表1可知,从经济密度看,我国高密度城市都分布在沿海（南部、东部和北部）地区,低密度城市则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从宏观集聚指数看,前三位省份远远高于最后三位省份,产业空间结构呈现出典型的非均衡性或异质性特点. （2）新经济地理模型及实证是较新的主流方法,多采用数量模型或LQ、Gini等系数对各地区产业、市场份额及演变趋势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和统计描述.Wen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产业以持续向沿海集聚为主,但2003年前后出现分散趋势陈秀山和徐瑛也坚持这一观点,见陈秀山、徐瑛《中国区域差距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117129页.也有文献认为,全面走向分散的转折尚未到来,如张公嵬《我国产业集聚的变迁与产业转移的可行性研究》,载《经济地理》2010年第10期,第1674页； 李娅、伏润民《为什么东部产业不向西部转移： 基于空间经济理论的解释》,载《世界经济》2010年第8期,第70页.[5].比较行业集中度前八位本文只选取了集中度前八位的部分产业,但这已经足以论证本文观点.地区后发现,上榜次数较多的江苏、广东、山东、浙江等多为沿海省份且集中度较高,说明沿海地区仍是我国产业中心（表2）.
（3）区域发展差距（如人均GDP等）研究大都采用统计或计量方法描述地区差距水平及其变化情况,以印证产业分布的空间结构形态的形成与演化[6].结果表明,产业空间分布不均衡是区域发展差距的主要来源.
总体而言,这一视角的研究基本认为我国以产业份额衡量的产业分布结构具有显著空间异质性,即在沿海高度集聚,东西部、南北部区域间是非均衡的.
(二) 基于生产效率的非均衡空间
地区之间存在生产效率或投入产出差异是基本经济事实,但主流经济学鲜有文献关注生产效率空间分布问题,空间研究也极少涉及企业配置效率问题.因此,有必要对生产效率空间分布差异进行再认识.NNEG从企业生产效率异质性视角开始了这种尝试,以下从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两方面予以梳理和比较.
（1）劳动生产率.研究发现,我国产业集聚存在典型的“俱乐部”或“分类”特征,而集聚效应等对空间分布的影响都具有显著的行业异质性[7]1226.不同技术密集度的行业技术或生产效率的差异决定其反应弹性不同.
范剑勇的研究表明,中国劳动生产率确实存在空间差异,东部地区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且主要是由产业分布不均衡造成的[8]80.表3表明,1979―2006年期间,东部地区劳动生产率一直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且呈现差距整体扩大、局部缩小的趋势； 从增长率看,2004年以后东部放缓、中西部加速的特征比较明显.
（2）全要素生产率（TFP）.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TFP估算,包括企业或行业层面估算[9]； TFP差距来源与分解,包括交通基础设施[10]； TFP的影响或效应,包括促进市场竞争[11]27等.
石风光的研究结果显示（表4）,我国TFP空间分布高度非均衡,东部地区最高,地区间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梯度递减分布格局.
(三) 基于市场份额和生产效率耦合的空间“二重性”
（1）空间“二重性”： 理论框架.Baldwin和Okubo在NEG模型中引入企业生产效率异质性,并分析了异质性企业的空间行为模式,得出如下结论： 生产效率决定空间决策异化,即高效率企业向“中心”迁移以获取更大的产品市场和更丰富的高端投入资源,低效率企业被“挤出”市场或迁移到以获取更低的成本投入要素或可赖以生存的贸易障碍[12],进而形成市场份额和生产效率耦合的“中心―”二重空间结构.
（2）空间“二重性”： 实证结果.鉴于从“二重性”角度定义空间属性的理论分析尚处于探索性阶段,难以找到较完美的指标或手段描述企业选择行为,因而目前对上述理论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相对较少.但仅有的文献仍然为上述理论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证据,比如,基于智利、日本和瑞典企业层面数据的研究支持了产业空间分布“二重性”观点相关文献可参见： H.Saito & M.Gopinath, ″Plants Selfselectio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Regional Productivity in Chile,″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Vol.9, No.4（2009）, pp.539558； T.Okubo & E.Tomiura, ″Industrial Relocation Policy, Productivity, and Heterogeneous Plants： Evidence from Japan,″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42, No.12（2012）, pp.230239. [13],并认为学习效应或知识溢出、企业自选择和集聚经济是其形成的主要原因.Okubo和Forslid进一步利用日本企业层面区域和产业数据进行研究,发现： 生产率两端的企业（即较高效率、资本密度和较低效率、资本密度两端）更倾向于在“中心”集聚 参见T.Okubo & R.Forslid, ″Spatial Relo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and Sectors,″ DP 10E56, RIETI, 2010.,这说明效率水平和市场份额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可能是倒U形关系.
理论和实证都表明,技术效率和经济活动存在地区集聚,其地理分布和空间轨迹高度耦合.具体到我国,两者呈现“东―中―西”的耦合性依次递减格局,具有显著的空间二重性特征.遗憾的是,目前国内仍缺乏对此的实证研究.
三、 “一元”非均衡空间： 基于企业同质性的比较优势
企业同质即以代表性企业涵括行业或产业整体特征.因此,产业分布的空间景观只能表现为地区间产业份额的差异,其演化动力源于企业外部： 一是产业外部自然资源禀赋的静态比较优势,由地理第一性外生决定,直接影响区位决策； 二是产业内部、企业外部的规模经济或金融外部性的动态比较优势,由地理第二性内生决定,通过产业关联发生作用[14]19. （一） 外生静态比较优势
早期研究认为,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是解释产业空间分布与演化的关键因素 相关文献请参见： 曹明福、李树民《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利益得失》,载《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6期,第6874页； 鞠建东、林毅夫、《要素禀赋、专业化分工、贸易的理论与实证： 与杨小凯、张永生商榷》,载《经济学（季刊）》2004年第1期,第2754页.,主要包括劳动、自然资源等要素投入及包括地理距离和制度距离在内的贸易成本.（1）要素投入.早期贸易论和区位论强调劳动丰裕度、自然资源等外生比较优势的区位决定作用,且地理因素重要性还在上升[15]75,但规模经济存在集聚和分散动力相互抵消的情况,作用效果不显著[16]76.其内在逻辑是： 资源禀赋比例决定了生产要素比,进而产生商品生产成本和市场差异.（2）贸易成本.地理距离决定的运输成本以加成方式进入成本函数,作用强度可视为给定,若运输成本下降可能导致产业的集体“扩散”[17]63； 制度和政策因素以交易成本方式进入企业成本函数,它可以政策手段将地区比较劣势调节为比较优势[18]29.
(二) 内生动态比较优势
马歇尔认为产业集聚的动力源于外部性或动态比较优势,即基于产业关联（投入产出的前后向关系）的金融外部性[19]373和基于知识关联（特定地理空间的制度、文化、关系等广义知识联系）的技术外部性[20]340346.（1）金融外部性.偶然因素使某区域（如沿海）的人口大于其他区域（如内陆）,使其获得相对更大的市场规模、更低的指数,从而吸引其他区域人口和企业向该区域集聚,并最终形成“中心―”空间格局.其中,代表性企业迁移的动力源于初始条件下上下游的和市场规模等金融外部性优势,并经过正反馈机制不断强化为区域的动态比较优势[21]125.既有文献从不同视角对此进行了实证包括内资或外资区位决策、中间投入等,相关文献参见： 刘修岩、张学良《集聚经济与企业区位选择――基于中国地级区域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载《财经研究》2010年第11期,第8392页； 余、孙永平《集聚效应对跨国公司在华区位选择的影响》,载《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第7182页； 范剑勇、谢强强《地区间产业分布的本地市场效应及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启示》,载《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第107119页..（2）技术外部性.产业空间演化本质上是生产网络空间和社会网络空间重构的耦合过程[22]6,特定地区的地方性知识（如制度、文化、关系等）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创新水平和知识溢出促进集聚参见林承亮《技术外部性与集群企业创新》,浙江大学产业经济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作用路径有二：一是地方性知识通过促进原子企业或个体不断被网络化整合,并共享中间投入、公共平台浙江很多中小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成长都是依托某一专业市场,比如义乌小商品市场推动了小商品制造业的繁荣,绍兴轻纺城促进了轻纺产业集聚等.以优化生产组织过程,降低交易或协作成本[23]87； 二是地方性知识利于个体间关系构建与关系质量提升,通过增加交流频度和知识溢出强度来发挥组织间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作用,也即技术外部性可通过本地知识（社会关系）发挥组织经济或社会网络经济效应[24]385393.
(三) 综合比较优势
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对我国产业动态分布具有同样重要的解释力,比如,我国区域间产业梯度格局中,中部、西北、西南地区静态比较优势更显著,而沿海及京津地区动态比较优势更显著[25]1403.
上述研究对空间差异的判别只能从企业数量、产值等宏观产业份额层面展开,而对其演化动力只能从外部、静态等层面予以宏观笼统把握,难以洞察内在微观驱动机制.
四、 “二重”非均衡空间： 基于企业异质性的竞争与选择
(一) 企业异质性与需求竞争
OTT框架尝试在延续企业同质性检测设的同时修正竞争促进（propetitive）效应,即产业空间集聚过程中,市场参与者的增加加剧市场竞争[26]423.与NEG范式不同,空间竞争模型侧重于探讨基于市场需求的企业竞争与博弈如何引致产业空间均衡,并发现企业竞争策略对实现集聚均衡的重要性[27].企业异质性与竞争策略动态互动,即核心能力差异决定企业竞争和博弈的策略选择的同时,竞争机制反过来促进企业能力提升[28],如在多企业（超过双寡头）市场中,品牌差异化等往往是企业取得市场优势的主要策略选择品牌或产品差别化是企业主要市场策略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过度差异化可能也是不经济的,详见： K.Behrens & Y.Murata, ″Trade, Competition, and Efficienc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87, No.1（2012）, pp.117； T.Tabuchi, ″Multiproduct Firms in Hotellings Spatial Competition,″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 Vol.21, No.2（2012）, pp.445467.[29]949.因此,市场需求限制或消费价值竞争都将影响企业行为策略和空间分布模式.
(二) 企业异质性与选择行为
企业异质性包括多个维度,既有文献多侧重宏观“量”层面的分析,未能把握个体行为“质”的特征,如企业规模与产业集聚研究[30]89.BO框架引入生产效率异质性以刻画经济系统中企业间类生物“个体群”的竞合关系和群落特征企业本质上具有生物特征或生命周期,其行为可在群落分析中理解,异质性表达借鉴演化经济学的“企业技术系数”或“惯例”,参见R.R.Nelson, ″Recent Evolutionary Theorizing about Economic Chang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3, No.1（1995）, pp.4890； 杨虎涛《什么是演化经济学： 基于学科类比的说明》,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7378页..生产效率处于技术链和竞合关系链最核心和关键的交叉节点： 各种投入要素经过“技术黑箱”决定企业生产效率,而基于生产效率的核心能力是企业所有竞争行为的依据.检测定企业生产效率为连续分布产业的技术连续性检测设的理论依据来源于多恩布什理论,如果按照边际成本或技术水平排序,可以将所有产业视作连续区间.且单个企业无市场势力,则存在一个外生的竞争机制或市场进入的最低生产效率门槛水平： 只有生产效率（边际成本）高于（低于）这一门槛的企业才能生存,其他企业要么退出市场,要么空间区位重置.面对竞争门槛,企业进行选择选择（selection）和拣选（sorting）是演化经济学中企业演化的两个重要机制,选择是最基本拣选路径,拣选可视为选择结果.： 基于对自身效率水平的预期和评估,通过空间自我匹配和区位优化重置获取市场存续.这一过程的决定因素包括自身生产效率（即边际成本）和应对竞争的策略选择（空间、品牌等）.空间策略即选择竞争门槛较低或资源禀赋更优的地区定址.由此,生产效率作为企业能力内核,决定了其竞争行为和竞争优势的内生性[31]94. 竞争的门槛效应挤压了低效率（高成本）企业市场存在的空间,并推动其向要素投入成本更低或竞争程度更弱（产品边际定价容忍度更高）的“市场”迁移； 同时吸引高效率（低成本）企业向市场较大的“市场中心”迁移,获取最优市场规模与高端要素投入.这一过程的空间轨迹呈现出低效率企业向“空间”、高效率企业向“空间中心”的动态双向迁移,并形成生产效率的“中心―”空间分布也有研究从区域产业结构视角得出类似结论,见王方方、陈恩《产业转移中的企业自我选择效应分析――基于区域产业结构理论的演变》,载《经济与管理》2011年第5期,第3540页..企业“选择”的共振成为产业空间分布演化的内生动力[2].
企业效率差异决定其选择与分类,并使产业在空间上演化为产业份额和生产效率耦合的分类结构,其形成动力和“内核”应包括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及选择与竞争行为.
五、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产业空间分布动力与影响因素
生产效率是技术和行为决策的交叉点,既受技术链上各种投入因素的影响,也会影响企业竞争策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旨在获取更大消费市场,故其区位决策必然以整个生产、运输、消费过程链为背景,既要考虑影响生产效率的劳动、资源、知识和组织等内部因素其中,除劳动投入外,其他原料和中间投入也是重要因素,但两者本身也是金融外部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前文已做分析.,也要考虑影响产品消费的技术水平、贸易成本、需求分布等外部因素（图1）.
(一) 异质性劳动投入
异质性劳动钟陆文在《人的异质性检测设及其经济学阐释》（载《求索》2006年第2期,第912页）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解释.是企业最核心的投入,通过劳动生产率直接或结合其他因素间接地影响产业空间结构.经验研究表明,劳动异质性是导致集聚经济被高估的重要原因[32]736.具体路径有三： 一是“劳动―工作”匹配与搜索机制,即集聚区或城市发挥劳动池效应吸引人口集聚,人口的集中反过来又通过“资本追逐劳动”王舒鸿认为,高技能劳动一般与资本结合得更为紧密,则劳动流动必然带动投资和产业转移.参见王舒鸿《FDI、劳动异质性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载《财经研究》2012年第4期,第5968页.、劳动池效应等促进产业集聚类似研究还包括： M.Amiti & C.A.Pissarides, ″Trade and Industrial Lo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Labo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67, No.2（2005）, pp.392412.[33]898； 二是选择与分类机制,即高技能劳动者自我选择进入中心区域获取高收入,低技能者反之,从而形成劳动技能和效率的空间分类[34]； 三是企业家迁移引领,即企业家资源的分布与迁移将改变企业和区域的竞争态势,从而引导劳动者和企业调整空间分布[35]154.
(二) 组织外部经济
企业技术差异和有效组织是分工实现的前提.产品内分工呈现全球网络化、模块化特征,生产网络组织优化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创新直接或间接通过生产效率而影响产业空间分布[36]159.组织的外部经济效应作用机制有二： 一是企业持续对内部模块进行组织整合和动态调整以适应高度精细化的产品内分工需要 模块化可视为产品内分工的结果,是企业对高度专业化和规模经济的权衡,相关研究可参见： 庞春《一体化、外包与经济演进： 超边际―新兴古典一般均衡分析》,载《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第114128页； 沈于、安同良《再集成： 一种“模块化陷阱”――基于演化视角的分析》,载《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2期,第8997页.,比如对生产组织进行模块化切割,使各部门高度专注于产业链或价值链的某一环节、价值点或价值模块,通过提高知识技能熟练度获取生产效率溢出[37]39； 二是搭建与企业协作的外部平台,即企业通过技术模块化和集群网络化“锁定”个体间关系以降低交易风险、提高地理或交流的邻近性[38]197,而城市应成为淘汰低效率个体的“过滤网”和培育创新“空气”的知识“孵化器”最新文献也从计量上给予证据支持,见P.P.Combes, G.Duranton & L.Gobillon et al., ″The Productivity Advantages of Large Cities： Distinguishing Agglomeration from Firm Selection,″ Econometrica, Vol.80, No.6（2012）, pp.25432594.以提升整体生产率[39]247,政府则通过法律和政策对市场秩序和宏观环境的管制作用影响企业行为参见蔡玉胜《地方政府竞争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吉林大学政治经济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三) 贸易成本
贸易成本源于地理摩擦（基础设施、运输技术）和非地理摩擦（文化、关税、标准、法规、补贴）等[40].区域特殊文化和制度、地理距离等都是外生贸易成本因素,市场壁垒或税收政策可能因改变国家间比较优势动态对比等推动企业区位调整[41]60.但各企业对此存在不同反应： 高效率企业因成本容忍度高而选择本地和出口两个市场,参与全球分工； 低效率企业则只能在本地销售,参与地方分工[42]993.补贴作为“”地区改善福利水平的主要手段,通过帮助企业克服贸易障碍向迁移,但因机会成本更小的低效率企业和面对给定税收的大企业更倾向于迁移,必须以有针对性的差别化、精细化措施应对相关研究请参见T.Okubo, ″Antiagglomeration Subsides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DP201111, Kobe University, 2011； T.Okubo,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Agglomeration with Firm Heterogeneity： Forward and Backward Linkage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35, No.5（2009）, pp.530541.[43]563.税收政策也可能影响企业区位决策： 低税率、高工资竞争时,企业可能过度进入[44].随着贸易成本降低（一体化程度提高）,产业空间分布呈现“集聚→分散→集聚”的变化特点： 高效率企业首先向中心迁移引发集聚,继而集聚加剧“拥挤效应”,推动高成本企业“逃离竞争”而走向分散,最后竞争保护门槛继续降低从而引发高成本企业重新迁入中心市场而集聚[45]235. （四） 异质性偏好或需求分布
理论研究表明,偏好异质性是我国“市场获得”不收敛的原因之一,具有较强的分散动力[46]174； 但在消费者居住选址过程中,伴随着运输成本的降低,报酬递增技术和垄断竞争可能促使产业集聚[47]318.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验证了本地市场效应促进中间投入品或最终消费品生产的集聚[48]80.显然,关于异质性需求和偏好对产业空间分布的作用方向并没有取得共识,高效率企业通过集聚获取规模经济的同时,加剧了市场竞争对低效率企业的“挤出”,从而使整体效应不确定 结论得到微观数据支持,参见C.Syverson, ″Market Structure and Productivity： A Concrete Example,″ NBER Working Paper, No.10501（2004）, pp.148..由此可见,偏好异质性本身可能并非集聚或分散的动力,而是更多地发挥了对现有分散或集聚程度的弱化作用[49].
六、 拓展性分析： 集聚空间还是竞争空间?
产业空间分布演化中,规模经济（即报酬递增）和竞争经济发挥了怎样的作用?NEG认为,规模报酬递增是解释产业集聚正反馈机制的关键,主要源于外部经济： NEG强调了金融外部性,而NIS（New Industrial Space, 新产业空间论）则更重视技术外部性.这两个学派已具有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理论范式与框架,但整体上都侧重生产端的研究,强调企业外部因素的影响,将市场结构视为给定,要么是完全竞争,要么是垄断竞争.全球化时代,“生产―消费”系统的天平日益偏向消费偏好或消费者价值,企业也早就意识到这一点,配置资源的出发点不再局限于内部生产行为,而是更紧密地结合自身技术能力和消费者价值.因而,对产业空间分布的认识不能停留在代表性企业加总的“数量”层面以及将集聚效应归因于“外部经济”黑箱的解释,必须进一步从微观视角考虑异质性企业基于消费者需求偏好、市场分布、竞争策略等因素的空间行为模式.顺应这一趋势,全球价值链理论认为,从价值的生产到消费的完整流动链条中,只有掌握核心环节的企业才能占据主导地位、获取超额利润,企业的空间行为也必须服从于其基于价值创造的竞争战略[50].显然,尽管不同理论的分析范式有别,但其内在逻辑仍具有一致性.产业链是技术链、知识链、行为链、价值链等多链的融合,异质性企业是其基本构成单元,链上主导企业直接影响全产业链的空间布局.
企业主要面临三个链条或网络： 横向或纵向技术链、投入要素空间链、消费者价值链.不同效率水平或技术结构所决定的技术链的空间可分性是有差别的.上游、下游企业受特殊资源（高端人才和需求）地理分布的限制,空间分离性较小,而随着产品内分工的深化,标准化、模块化生产使中间部分具有较高的可分离性.如果将技术水平或生产效率与价值含量对应起来,则价值链 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看,全球化时代价值链呈现出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大区域分散、小区域集聚”的空间格局,本质上即产业链在发达国家分解并在全球重组的过程.和技术链存在“同向耦合”关系,而两者与空间链存在“反向耦合”关系： 生产效率高（技术含量高）的企业,其产品（环节）附加值高,空间可分离性低； 反之,亦然.
可见,必须将基于产业份额的空间集聚与基于生产效率或核心能力的竞争行为结合起来,才能完整洞察产业空间分布的本质和企业空间行为的动力以及两者的互动.
七、 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国际理论前沿和现有文献,借鉴META（荟萃）分析法的基本思想,梳理比较了企业异质性视角下产业空间分布结构的性质以及构建影响因素,并得出以下结论：
对产业空间分布的非均衡（“中心―”）结构的认识为：（1）基于企业异质性的空间具有产业份额和生产效率的“二重”非均衡性,是“质核”意义上的,更接近空间差异的本质属性； 相比而言,基于企业同质性的传统空间则仅把握其产值等“数量”意义上的“一维性”,只是代表性企业指标宏观的简单加总,不能反映微观动态过程与特征.（2）企业异质性视野下,空间构建与演化的动力既包括传统的集聚力（本地市场效应和指数效应）和分散力（拥挤效应）,也包括微观企业的内生性竞争与选择行为； 而异质性劳动投入、组织外部经济、贸易成本和异质性偏好或需求都是直接或间接影响这一过程的因素； 相较而言,基于企业同质性的产业空间结构演化的动力根本上源于比较优势,具有企业外在依赖性.（3）就企业行为与产业（链）分布关系而言,企业是产业（链）的微观组织载体,产业（链）是微观个体的外部环境,单个企业的效率差异影响其空间决策,进而塑造整个产业（链）空间分布； 企业在产业链上的位置和能力（效率）决定其主导全链的能力和策略,集聚效应和竞争效应共同发挥作用意味着其面临的技术链、空间链和价值链具有耦合互动关系.
对旨在优化资源空间配置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政策导向而言,基于企业同质性的传统理论主张引导产业梯度转移,即从中心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单向迁移”.显然,理论与产业空间转移实践中的行业异质性、国际或国内的转移双向性并不一致[51],但若不能正确把握企业异质性的影响,可能得到与预期完全相反的结果： 沿海地区作为产业集聚的中心区,将低效率企业挤压出去的同时,获得高效率企业迁入,使中心地区获得更高效率优势,扩大与内陆差距.这一过程中,传统集聚和扩散效应发挥作用的同时,企业的选择效应也发挥着主要作用[52].由此,更为精细化和差别化的产业政策、综合考虑技术关联和消费市场竞争的产业布局战略显得必要而迫切.
因此,从空间二重性角度出发,在制定企业和产业成长、产业空间分布等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企业异质性特征,以及基于此的选择行为,从而结合各个区域静态和动态比较优势,出台不同的指导政策,否则,一刀切的政策非但不能达到缩小地区差距的目标,反而可能扩大发展差距,造成资源配置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