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在数字化时代,口述历史的纸媒出版似乎并不具有明显的传播优势,如何在坚守住口述历史作品品质的同时,突破小众传播局限,成为优质的出版物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口述历史作品水平的优劣、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呈现过程,要保证口述历史纸媒作品的质量,需要处理好三种关系.
[关 键 词 ]口述历史 出版物 传播
口述史是普通民众参与书写和表述历史的方式,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口述史成为了大陆史学界和出版界关注的热点.当下中国的口述史学及其实践呈现出一派繁荣和喜人景象,成为了学术界和大众传媒的关注热点.但是,在一个数字化时代,和电视、电影、网络、手机等大众媒体或新媒体相比,口述历史的纸媒出版似乎并不具有明显的传播优势,那么,在传播载体日益多样化的今天,口述历史的纸媒传播是否还有必要?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如何继续发挥口述历史纸媒传播的优势,在坚守住口述历史作品品质的同时,进一步突破小众传播局限,成为大众青睐的对象呢?
口述历史需要文本出版物作为载体,这不仅符合口述历史能将“物传、言传、文传、音传、像传等多种形式聚焦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的传播特色,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以纸媒出版物为载体的口述历史作品,在口述访谈结束之后,不可避免地需要将录音或影像资料转换为文字.可以说,口述历史作品在文字呈现过程中的工作量一点也不少于进行访谈这一环节,口述历史作品水平的优劣、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呈现过程.那么,怎样才能确保口述历史纸媒作品的质量呢?这就需要处理好以下三种类型的关系.
一、真实与规范的关系
口述语言转化为文字的过程和难度,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访谈过程中并非所有声音都适合转化成文字.一些用语言难以表达出来的副语言,如语气词、表情、肢体动作等等,更是如此,而且,即使口述文稿经反复推敲整理完毕后,也有可能出现受访者不仅要修改,还要增添内容的额外要求,这就涉及口述历史如何保真的问题；另外,口述历史也面临着如何进行规范表达的问题.这些难题都是口述历史从业者们必须要面对的.
可贵的是,我国的学者们通过实践与理论研究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在关于如何处理口述历史真与美的张力问题上,可以说各有高招,但将“真实”作为首要因素这一点是共通的.在这一前提下,有的学者主张要对文字“进行一定程度的美学加工”.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样的处理方式有太多后天修饰色彩,不能反映出口述历史在特定情境之下的特殊之处,而主张尽量不要删改,“宁留语法十句错,不让风格一扫无.对于半截话,宁可留下半截话让人猜,也不能让句子补完整了遭人骂”.这种尽可能保留原汁原味访谈内容的做法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不过,笔者认为,做口述历史绝不是为了口述而口述,口述历史的本质还在于揭示历史,澄清问题.访谈史料整理过程中在不违背受访者意愿的情况下进行的文字调整乃至修饰,是可以接受的.刘小萌先生回忆他在整理《中国知青口述史》访谈稿的时候,也谈到了要面临文字的调整、修饰、润色等工作,他的做法是删去了主访人的插话与问话.
口述史料在整理过程中必须时刻有一种整体的把握与评估,如“口述访谈所涉及的一些具有时代背景的历史事件,其年代与背景的叙述是否正确?某些词语的用法,在整个口述访谈中,其前后是否具有一致性?如果访谈内容出现前后的矛盾,那么,这些矛盾是如何产生的,原因何在?”
这种对于口述史料的总体性把握的基础就是尊重.温州大学的王海晨先生是正在策划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全集》一书的编委会成员,据他介绍,在整理张学良口述历史的过程中,经多位知名学者、资深编辑及整理组成员会商,将“尊重”作为基本原则之一确定了下来.“尊重”原则最首要的就是“尊重历史,求真复原”：一是求“口述之真”,以“确保口述历史的原风原貌、‘原汁原味’、‘原生态’”；二是求“史实之真”,“吸纳海内外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以注释方式对记忆性错误提供正说,对模糊问题进行考辨,对重大遗漏进行补充,但坚持张学良的话和整理者的话截然分开,不混为一谈,整理者的话只能在注释中表述.”
二、口述与文献的关系
对于从事口述历史的历史学者们来说,不经文献稽核过的口述史料总是令人不能完全放心的.正如定宜庄研究员所说,“口述因人而异,它是流动的,一次性的,即使是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采访者,他的口述也会衍化出不同的版本.文献却是稳定的,一旦形诸文字,便很难再修改、再推翻”.史家总以求真为目的,当一部口述历史作品中频繁出现史实性错误的时候,不管它立意多么深刻、取材多么难得、人物多么重要,那它作为一部史学作品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了.以《口述自传》一书为例,作为文天祥的23世孙,的表弟,曾经加入,不久退党加入国民党军统,官至国民党中将,后又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老人,在94岁高龄的口述应该是极具价值的.然而这部口述历史作品却遭到了海内外的诸多质疑,原因就在于其中存在较多史实错误.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沈国凡先生为王文正先生采写的《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一书.沈先生“每写一段文字,我都要反复地查看王老提供的原始资料.为了史料的真实性,一些重要的地方,我都请王老以亲历者的身份提供了书面的文字.书稿完成后,又打印出来请王老核对,逐一地过目,并得到他的确认和肯定”.这种艰苦而严肃的写作过程,打造了一本禁得住当下学界考证的口述历史力作,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
可见,在口述历史的呈现过程中,要注意结合文本资料和访谈资料.整理者不仅需要收集、阅读、甄别相关的传记、回忆录、档案等,也要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另外,还要充分注意与受访者有关的物品,包括相册、日记、家谱、纪念品等,这些可能帮助挖掘记忆中更多的信息,也可以帮助证明口述史料的可信度.
文献与口述史料互证的要求来源于史学求真的需要,但绝不仅仅局限于这一层次.口述历史的兴起在于学界对于传统历史叙事的反省,借助于文献与口述的同与异,学者可以进一步考察其中蕴含的深意.为什么口述者会出现记忆偏差?除了生理意义上的功能衰退以外,是否也有心理学视阈中的自我暗示?人的社会属性在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影响着人类的记忆功能?对于中国来说,老人们的回忆又体现出哪些特殊的历史背景与时代特性?所以,“对于口述而言,文献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参照物.没有比较和参照,就谈不上研究,更谈不上研究的深入.其他学科的学者面对浩如烟海的古籍,很难有进行艰苦繁琐的爬梳考据的耐心和能力,而这正是史家最见功力的长处”. 三、补遗与建构的关系
我们会遗憾地发现,当下的许多口述历史作品绝大多数还没有进入到上述“最见功力”、也最令人兴味盎然的层次,更多的还只是将口述历史视为一种拾遗补漏的方法.也就是说,当下中国的口述历史还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提供史料的工具状态,而没有进入到更新学术理念、转换学术视角的口述史学的建构层次.
角色定位的高低影响着口述历史作品的优劣.当下口述历史的出版物市场的混乱局面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此,口述实录的出版领域就非常典型.口述实录萌生于美国史学界,渐次影响到全球的史学、新闻和文学领域,中国也深受影响.在美国,口述实录的兴起,同口述历史一样,是话语权转移的表现.在中国,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是其中的优秀之作,但是,在近些年新涌现出的口述实录作品,许多既缺乏文化历史的长久积淀,也缺乏时代精神的深度开掘,贬损了口述实录的价值.
如果从更深层次的时代精神层面来进行反思,我们会发现,低质量口述实录作品的大量涌现,是整个社会都陶醉于其中的感性至上、理性缺失的文化氛围造成的.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口述实录的创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更应该对于这种文体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理想”进行深入思考与探索,发挥出口述历史作品的真正价值.
当然,口述实录在运作机制上的成功经验也非常值得借鉴.有学者为口述实录类栏目的改革提供了不同的模式选择,对于口述历史文本作品的呈现与传播都很有借鉴意义.如“华尔街日报模式”,该模式对读者获取信息采用免费与收费相结合的方式.即刊载于网络的事件性新闻报道免费开放,而有深度、有分析、有见解的财经报道必须通过网上付费方式或购写报纸获得.可见,即便在数字化时代,口述历史文本的传播,不必纠结于某一固定的形式,而应该多方借鉴,在互相对比中取长补短,从而形成良性发展局面.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思想政治课理论教研部）
[1]刘祖斌.口述历史的传播学分析[J].学习与实践,2007（6）.
[2]熊卫民.试论口述史文章的仿真度[J].中国科技史杂志,2009（3）.
[3]王海晨,杜国庆.影响口述史真实性的几个因素——以张学良口述历史为例[J].史学理论研究,2010.
[4]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8-9.
[5]李向平,魏扬波.口述史研究方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41.
[6]郭俊胜,胡玉海.张学良口述历史研究[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335.
[7]定宜庄.“天子脚下”的百姓生涯——关于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J].博览群书,2010（2）.
[8]沈国凡,王文正.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317.
[9]孙春旻.口述实录：话语权的挑战[J].当代文坛,2010（2）.
[10]马庆.口述实录类栏目的困境与选择[J].新闻前哨,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