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20世纪60年代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出现了一本特殊的、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小红书,这本小红书在问世后短短的一两年内,便迅速流行起来,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狂热的红色浪潮,风靡全国,遍及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就是当时世界上读者最多、发行量最大的“红宝书”――中国人民解放政治部编印的《语录》.
《语录》产生的历史背景
《语录》是“”时期为制造个人崇拜所产生的一种特殊出版物,它的问世和流行,对掀起狂热的个人崇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语录》的出版、修订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十年动乱中个人崇拜的发展过程.那么,《语录》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呢?
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就对个人崇拜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有些人对反对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
进入60年代后,以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推动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的主张,受到党内一些领导人的抵制.认为“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他为了近合,积极推行了一系列加强个人崇拜的做法,先后提出了“捷径论”、“顶峰论”、“天才论”等.他首先在全军开展了学习著作的运动,这个运动在军队的带动下,迅速铺向全国.1959年9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上发表讲话,他提出了学习著作的“捷径论”,他说：“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那么多,里面有许多人名地名你都搞不清.最好先读同志的著作.”1960年2月,林彪进一步主张“要背一点东西,首先是把同志的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脑子里就是要记住那么几条.”1961年1月,林彪在关于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实用主义的学习著作的方法.他说：学习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学习思想,一定要立竿见影,就是要用思想之‘矢’,来射部队实际之‘的’.”在林彪的倡导下,从部队开始,全国逐渐掀起了“活学活用”的热潮.
林彪在军队大权在握,他频繁地对《解放军报》发出指示,利用军报为个人崇拜大造舆论.1961年4月,林彪在北京部队某部视察时指示：为了使战士学得更好,要从著作中选择一些适合战士学习的文章印成选本,让战士们学习.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有关语录.根据林彪的指示,《解放军报》从1961年5月1日起,在报眼位置天天登“语录”,篇篇文章引“语录”,直到“”结束.
林彪推行个人崇拜的另一个做法,是在领导方法上强调个人负责.1961年11月,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到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的关系时强调：“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结合起来.在实际工作中,这两方面容易发生矛盾.有时集体领导把个人负责削弱了,没有分工专管,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就没有水吃了,你推我,我推你,大家都不负责,这就不好.”“个人负责要加强”.
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林彪更是力排众议,极力为开脱责任.他说：“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的指示去做,如果都听的话,那么,困难就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还说：“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林彪这个不同凡响的讲话,说出了想说而不便说的话,深得赏识,使对林彪更加信任和器重.
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一思想立即得到林彪的拥护和响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政治部编印的《语录》应运而生.
《语录》的出版与修订
1964年5月,《解放军报》编辑部将该报刊载过的的语录汇集起来,加以补充,按语录内容进行分类编排,用总政的名义选编出版了《语录》,在军队内部发行.该书虽在内部发行,但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各方面人士争先恐后向编印单位索取.该书出版第二版时,全国各地纷纷租型大量印刷,达到人手一册,到处成为“红色的海洋”.《语录》在全国发行后,“手不离语录,口不离语录”成了人们忠于革命、忠于领袖的象征.为便于随身携带和随时使用,《语录》被制成可以装在衣服口袋里的袖珍本,在制版、印刷、装订等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书的封面多采用塑料皮,具有防潮、防折、防磨损等优点,并采用大红颜色.后来传遍全球的“红宝书”由此得名.从1964年到1969年,《语录》先后修订过多次,出版了多种版本：
――1964年5月1日出版《语录》第一版.第一版是《解放军报》编辑部根据该报刊载过的语录,按照少而精的原则,力求使所选内容适合基层干部、战士的水平和需要选编的.全书分30个专题：；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群众路线；政治工作；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三大；教育和训练；为人民怎么写作；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勤俭建国,勤俭建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调查研究；思想意识修养；团结；纪律；批评和自我批评；员；干部；青年；文化艺术；学习.共摘编语录366段.
这个版本有两种装帧,一种是纸皮封面,书名套红印刷；另一种是红色塑套装.两种装帧均为52开本,250页,用繁体字印刷,扉页印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字样,书前有肖像、林彪题词“读的书听的话照的指示办事”的手迹和以“总政治部”名义发表的前言.在这个版本中,书前刊印的林彪题词有一个书写笔误,在“听”字最后一竖笔画上多加了一点,“斤”写成了“斥”.这本语录出版后,在军队内部发行,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解放军报》为此发了消息.
――1965年8月1日出版第二版.该版同第一版相比,从前言到正文均作了较大的改动和调整,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1、对前言作了修改.该版根据八届一中全会精神对前言进行了修改：一是增写了一段论述“同志”和“思想”的内容,这段论述带有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并指出“遵照林彪同志的指示,要象发武器一样把《著作选读》和《语录》发给全军每个战士”.二是将原前言中“林彪元帅”的称谓改为“林彪同志”.三是将前言的落款日期由原来的“一九年五月一日”改为“一九六五年八月一日”.
2、更改和增设了部分专题.该版对第一版两个专题的标题作了更改,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改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将“勤俭建国,勤俭建军”改为“勤俭建国”.同时增设了三个专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党委领导”和“妇女”.其中“妇女”专题是根据邓颖超的意见增设的.修订后的第二版,专题由30个增至33个,收录的语录由366段增至427段,页码由250页增至270页,字数增至88000字.
3、删去了若干不是著述的语录.既然题名“语录”,所选取的每一条语录,都应出自的著述.而在第一版中,有若干条语录不是的著述.如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专题中,编者从《中国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和《中国第八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中各选了一条语录,由于《决议》和《公报》不是的著述,第二版删去了这两条语录.第一版中还有个别语录,虽然是的著述,但所依据的文章不是以的名义发表的,这样的语录在第二版中也被删去.如在“政治工作”专题中,有一条语录是依据《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选入的,这个报告是在的授意与主持下由谭政起草的,初稿写出后,作了修改,加写了三千字左右.这条语录虽然是在报告中加写的文字,但报告不是以的名义发表的,因而在第二版中也被删去.
4、补充了新发表和新发现的文献.1964年6月,的《在中国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反对本本主义》四篇文章公开发表.第二版从《在中国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摘录16条语录,分别收进“”、“阶级和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专题；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中摘录4条语录,收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专题；从《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中摘录一条语录,收进“阶级和阶级斗争”专题.《反对本本主义》是特别珍爱的一篇著作,曾一度失散,60年代才重新得到,后经审定,在1964年5月出版的《著作选读》中第一次公开发表,同时出版了单行本.第二版从这篇文章中摘取两条语录,收进“调查研究”专题.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检测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文中引用了新发表的关于“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和“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的两条语录,第二版将这两条语录收进“干部”专题.
5、对个别语录进行了调整.将有的语录从原来的专题调整到另外更加合乎题意的专题.如“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两条语录,原来放在“人民战争”专题,在第二版中,将其调整到“政治工作”专题.
此外,该版还根据群众意见,对书前的林彪题词作了技术处理,将“听”字多写的一点抹掉.
――1967年1月出版《语录》第三版.该版和此后出版的第四版,内容及页码均与第二版相同.主要变化是对前言再次作了修订,题目改为《再版前言》,增加了“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类吹捧性语言和“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之类实用主义语言,使个人崇拜的色彩更加浓厚.由于该书这时的发行范围已不再限于军队,《再版前言》将第二版对“我军全体同志”提出的学习要求,扩展为针对“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学习要求.署名由“总政治部”改为“林彪”,落款日期改为“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1967年4月出版第四版.该版的主要变化是删去了语录中引用刘少奇的一段话.在前三版《语录》中,均在“思想意识修养”专题引用了刘少奇的一段话,这段话是：“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有一种人的手特别长,很会替自己个人打算,至于别人的利益和全党的利益,那是不大关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大笑）”到第四版出版之前,由于“”的矛头已指向刘少奇,刘少奇被剥夺了所有权力,受到批斗,于1967年3月16日对《选集》注释等问题作了六条指示,其中最后一条建议将“《语录》第208页引用刘少奇的一段话也删去；第204页标题‘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根据这一指示,编者对《语录》再次进行了修订,将第三版目录中和第204页的标题“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将第208页引用刘少奇的一段话删去.这段话删去后,该版在排版时对第208页作了技术处理,将该页剩余部分文字的间距和行距排得很松散,以弥补删去文字后留下的空白,使上下文相衔接,页码与第三版仍保持一致.
――1967年7月出版第五版.该版的内容与第四版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为更便于随身携带,将开本和字号缩小了,开本由原来的64开缩小为100开,字号由原来的五号缩小为小五号,页码仍为270页.
――1969年2月出版第六版.在九大召开前夕,人民出版社将总政编的《语录》、的五篇著作（《为人民怎么写作》、《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和诗词三十七首合订成一册,出版了《语录、的五篇著作、诗词》精装合订本,开本进一步缩小为128开.人民出版社将该书的字型发到全国各地,在27个省、市、自治区印制发行.
《语录》的发行与传播
《语录》出版后,林彪为了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在军队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学习著作的运动.1964年12月,他提出“突出政治”的口号,要求“大抓著作的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学习著作的,把著作当作最根本的必修课.”1965年11月,林彪提出：“活学活用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1966年1月,林彪提出了“顶峰论”.他说：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说,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林彪关于学习著作的一系列讲话和文章,把学习和出版著作引入了歧途.
1966年8月,作出“加速大量出版著作”的决定,号召全国出版、印刷、发行部门“立即行动起来,全力以赴,把出版著作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8月19日,向全国出版部门发出特级通知,要求各地根据指示,又快又好地坚决完成1966年、1967年印制《选集》、《著作选读》和《语录》等“这一光荣的政治任务”.接着,有关部门对著作的定价、税收、运输以及纸张供应、银行贷款等具体事项纷纷采取优惠政策,表示对出版著作的支持.
9月18日,林彪接见解放军高等军事院校、政治学院和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人时,发表《关于把学习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这个指示是林彪推行个人崇拜的代表作之一,他在这个指示中提出了后来受到痛斥的“天才论”,把吹捧为“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他说：“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那一个人能够比得上的水平.”“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指出：林彪的这个指示“不仅对全军、而且对全党、全国人民都完全适用,都极为重要,极为适时”.12月17日,林彪利用《语录》再版的机会,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发表了著名的《〈语录〉再版前言》.这个前言反映了林彪对和思想的无原则的吹捧,充满了极“左”语言,是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又一代表作.
随着对个人的崇拜和迷信的急剧升温,全国各地对《语录》的需求量也急剧增长,各地纷纷打破过去由指定印刷厂包印的规定,凡是有一定条件的印刷厂,都开足马力印刷《语录》,各省、市、自治区均出版了《语录》的翻印本.据统计,仅1967年一年,《语录》的印数就达3.5亿册.
《语录》中文版发行后,我国出版了大量外文版的《语录》,向国外发行.1966年10月,经批准,外文出版社根据第三版《语录》翻译出版了俄文版的《语录》,这是第一个外文版的《语录》.据不完全统计,至1967年5月,仅8个月时间,中国国际书店已向世界117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俄、英、日等14种文字的《语录》.截至1967年9月,《语录》在日本已经出售15万册,在德国出售6万册,在罗马出售4万册,在美国也出售了几千册.截至1977年,外文出版社用37种文字出版了《语录》.北京东方红出版社还出版了英汉、日汉对照等版本.
此外,有的国家,根据本国情况出版了当地文种的《语录》.较早翻译出版的国家是日本.1966年11月,宫川书房出版了日本社会党“语录研究会”翻译的《语录》,在发行.这本语录是根据总政编印的《语录》中文版翻译的,297页,64开,也采用红色塑料封面,书前印有肖像、林彪照片和林彪题词“读的书听的话照的指示办事”的手迹.语录出版后的短短几天,第一版的五万册便被日本数千家书店一空.至1969年12月,日本先后有6家出版机构出版了11种日文版本的《语录》.瑞典从1967年至1969年翻译出版了6种版本.日本、英国、法国、瑞典等国用24种文字翻译出版了40多种版本的《语录》.
在“”开始后的几年内,著作在拉美地区的革命者中得到广泛传播.巴西、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智利、厄瓜多尔、秘鲁、阿根廷、乌拉圭、墨西哥、多米尼亚、委内瑞拉、海地等国的革命者,用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英文翻译出版了一百多种版本的著作.
在南亚,马来亚及其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军,在根据地和游击区普遍开展了学习著作的群众运动,翻印和翻译了大量的著作.他们还特别组织收听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语录》,每抄收到一百条后,就出版一本袖珍本的《语录》.1967年4月,他们收到第一本中国出版的总政编的《语录》后,在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立即翻印出版,分发给战士和群众.
在北加里曼丹,1967年7、8月间,《语录》开始在这里广泛发行.在城市,在农村,许多工人、农民、学生和战士都得到了北加里曼丹翻译的《语录》.各地还纷纷开办了思想学习班,根据的许多基本观点,探讨北加里曼丹的社会情况,研究北加里曼丹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对象、革命的目的、革命的手段和革命的前途等基本问题.
在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者）机关报《先锋报》于1966年12月1日发表文章赞扬《语录》,说:在“这本举世闻名的红书”中,“有今天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那就是思想”,“这本书将大大有助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原理,并有助于根据这些原理来研究澳大利亚的现实.”
此外,北京民族出版社从1966年4月起,用不同装帧和开本出版了7种少数民族文字版的《语录》,在少数民族地区发行.1966年11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语录》的托忒蒙古文版.1967年,北京盲文月刊出版了《语录》的盲文版,供盲人学习.(责任编辑：晓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