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革命时代的拟革命书写

更新时间:2024-04-02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3083 浏览:8300

摘 要:作为一种后革命时代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现象,拟革命书写以当代社会现实为书写资源,以经典革命文本为拟写对象.在革命发生学之后,这种拟革命书写发生了尴尬的后革命变异,将经典革命文本建构的革命消解殆尽.本文以电影《光荣的愤怒》、《天狗》、《苹果》为例进行解析.

关 键 词 :后革命;拟革命书写;革命发生学;变异

新世纪以来,底层问题和现象备受关注,其中一些电影通过拟仿曾经繁盛的红色革命文艺的方式对底层问题和现象进行了展演,如电影《光荣的愤怒》(导演/编剧:曹保平)、《天狗》(导演:戚健,编剧:郑宏志)、《苹果》(导演:李玉,编剧:方励、李玉),本文姑且称之为“后革命时代的拟革命书写”.

后革命时代的拟革命书写

陶东风在《论后革命时期的革命书写》一文中对“革命叙事”作出描述和界定:“首先,‘革命书写’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革命化的书写/叙事,或站在革命立场上的书写/叙事,二是对革命(包括革命史、革命英雄、革命文化、革命文学,等等)的书写、叙述、再现和表征.”①陶东风此举旨在分别从书写姿态和对象上对中国现代以来关涉中国革命的书写进行概括和归类,然而对于既非“站在革命立场上的书写/叙事”,亦非“对革命(包括革命史、革命英雄、革命文化、革命文学,等等)的书写、叙述、再现和表征”,却禀有“传统的革命叙事”的明显基因又难免发生后革命变异的文艺书写,陶东风此文便显然无涉了.正是基于此,本文提出以“后革命时代的拟革命书写”来指称这种目前尚未被归类的文艺作品及现象,力图补缺.

之所以称上述现象为“后革命时代的拟革命书写”,首先因为这种现象发生的时间属于“后革命时代”.尽管我们已处“后革命时代”,尽管这个时代“告别革命”的现象无处不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时代真的告别了革命,它依然以各种方式确证着革命的延续性.“作为声称与宣言的‘告别革命’并不意味着事实上已经完全告别革命,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准确的时间点把‘革命时期’和‘后革命时期’一刀两断.”②所以“也许我们‘遗忘’那曾经的岁月,可是我们依然生活在革命时代的精神遗产中间,每个个体的生命活动和文化记忆都未能脱离后革命的历史氛围”③.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依然与革命相关,正如对“后革命”问题建树卓著的阿里夫•,德里克所言:“社会主义是我们所熟悉的,革命也是我们所经历的,但这也许属于已经过去的某个历史阶段,因为它或许再也不可能产生出所包含的那种集体认同.另一方面,它们的遗产则依然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它们所造成的氛围依然存在于我们周围,即使由于新的发展和新的问题而复杂起来.”④后革命时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革命时期的政治和文化.因此,本文所用“后革命”的“后”既有时间维度“之后”之意,也有文化逻辑维度“晚期”之意.

其次,既然是“拟革命书写”就应有“拟革命”的语境和现实基础.后革命时代的拟革命书写的内容基本上锁定在当前关涉底层的现实生活、以底层的苦难和抗争为叙事中心.就语境来看,后革命时代张弛适度的政治环境既为这种书写提供了相对宽松自由的创作空间,也或隐或显地设置了一定限制,对此进行规约.这就意味着,底层书写可以适度展示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一些负面的东西,但这种书写也要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性.

说“拟革命书写”具有现实基础,就是说后革命时代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与社会结构分化相关的苦难和抗争,存在着非正常的阶层差异和矛盾,存在着游离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平等关系和怨愤,不论时怎么发表生了怎样的变化,“压迫与被压迫所形成的不平等关系并未消失,甚至更为坚固.符号领域肯定会记录这一切,不论记录的意图是维护、反抗还是隐瞒这种结构,或者制造种种合理的解释”⑤.社会学学者孙立平等人以“断裂”描述了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认为中国社会分裂为相互隔绝、差异明显的两个部分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从而导致“断裂社会”的出现.⑥社会现实的巨大裂变令社会公平、正义等愿望尤为迫切,催生了所谓新左翼精神(李云雷、刘继明、旷新年、何言宏,以及作家曹征路等为底层文学辩护,主要指向其中具有新左翼文学性质的部分,他们认为新左翼文学实质上是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阶层甚至阶级话语受到关注.文艺作品以不同的方式捕捉着上述社会生活,并以现实主义精神介入现实,电影《光荣的愤怒》等作品赫立其中.

如果说上述社会现实作为现实基础为“拟革命书写”提供了书写资源,那么作为革命文化“精神后遗症”的政治无意识则为这种书写提供了基因助力.“频繁的政治运动和事件、浓郁的意识形态氛围、政治权威对日常生活的不断侵扰为中国人植入了意愿记忆,培育了对政治的高度敏感,催生了政治无意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频繁的社会政治运动造成的精神后遗症.”⑦因此,负面现象诱发的“政治无意识”,难免使得关涉底层的文艺创作充满意识形态气味,而《光荣的愤怒》等影片的“拟革命书写”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化书写的其中一种情况,即革命化书写.

革命发生学的拟写

后革命时代的拟革命书写主要体现在对革命发生学的模拟,即模拟传统/经典式革命叙事中的革命发生学部分.在传统/经典式革命文本(尤其是书写中国领导的新主义革命的文本,如《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红旗谱》、《苦菜花》、《高玉宝》、《洪湖赤卫队》,等等)中,革命发生学叙事被视为革命叙事链条上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它担负着印证革命必要性、正当性和合法性的重要使命,其功能性价值就是让受众明白并接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寓言式逻辑,旨归在于意识形态宣教.这种叙事的基本套路是二元切分的格式化处理,设置以阶级切分的两个截然相异的群落,用意识形态话语表述即为两个不同的阶级阵营.两个阵营之间具有不可通约的异质性,因此二者的矛盾是必然的,后革命时代的一些文本对这种革命发生学的基本范式进行了富有时代气息的模拟,即拟革命书写.

影片《光荣的愤怒》、《天狗》、《苹果》都将目光锁定在当代社会中弱者及其所代表的群体身上,讲述他们的苦难和抗争(尽管在影片《天狗》中弱势群体的实质性抗争是后补性的).在对苦难和抗争的讲述中,展示了两个迥然相异的世界.《光荣的愤怒》中,熊家兄弟全方位地统治着黑井村.熊老大任会计,熊老二任治保主任,熊老四任村办企业黑井村盐厂厂长(实质上已沦为家族产业),熊老三则任村长.以村长熊老三为首的熊家四兄弟沆瀣一气,手眼通天,并勾结黑恶势力,牢牢掌控着黑井村的方方面面,村支书叶光荣也只是作为挡箭牌被摆设在村委会.熊家四兄弟独霸一方,为非作歹,致使黑井村村民陷入苦难的深渊.黑井村革命前的状况用支书叶光荣的话说就是“被熊家兄弟霸占着已经烂掉根了”;村民大旺也有描述:“黑井村的娃娃听见个‘熊’字,半夜三更会被吓哭的”;村民水根如此评论:“不抓了这帮小,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要不然一村子人都像狼养着的羊一样.”依据革命发生学逻辑,黑井村村民对熊家兄弟的“革命”势在必行.正如黑井村的“革命领袖”叶光荣所说的一样:“掀翻熊家兄弟,把全村人头上的大石头掀翻.”

影片《天狗》也讲述了“革命”之前泮源村村民深受孔家兄弟统治和压迫的不合理现状.孔家三兄弟也是手眼通天,横行乡里,控制着泮源村的大事小情,村长也被孔家兄弟控制而沦为摆设和出气筒,连镇长都不敢惹他们.例如,放盘剥村民、护林员天狗的妻子桃花(未遂)等等,总之,用传统/经典革命话语来说,孔家兄弟就是泮源村万恶的统治者,泮源村也亟待一场“革命”来解救泮源村村民.

在影片《苹果》中,也展示了迥然相异的两个世界.来自农村的打工者安昆、刘苹果衣食住行无不显示出贫寒的印迹,而以洗脚房老板林冬和美容院老板黄梅夫妇为代表的富人群体则过着另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花天酒地,吃喝嫖赌.这两个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也与电影《白毛女》中的阶级关系颇为相似.刘苹果等打工妹为周老板等人洗脚,周老板用脚触摸刘苹果胸脯,而刘苹果只能笑而婉拒.安坤因生计而高空作业为那些吃喝玩乐的富人擦洗楼窗.妻子被雇主,安昆两次进楼讨公道都被轰了出来,并且受到人身威胁.了雇工刘苹果后,林冬甩出两千元钱,盛气凌人地要求对方从他眼前消失.还有片中其他一些情节的表现来看,足以证明影片在贫富弱强两个社会群体差异的处理上已很难用“社会分工不同”的话语范式来解释了,其中所承载的电影《白毛女》式的传统/经典革命叙事的印迹并不模糊.根据革命发生学逻辑,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安坤奋起反抗是必然的.

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也不管是理念先行还是摹写现实,仅就文本而论,上述三部影片都提供了革命发生学意义上的传统/经典式革命文本(电影《白毛女》式)的拟文本书写模式.就是说,从革命发生学的角度看,这几部影片都不约而同地提供了经典红色革命文本中一些基本的革命要件:势不两立的阵营、阵营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等等;于是,按照传统/经典革命文本的书写范式,革命就理所当然地发生了.这样看来,就革命发生学而论,《光荣的愤怒》等几部影片确在拟写革命,即是一种拟革命书写.

后革命的变异

正如陶东风所言,“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化是在一个与革命时代相当不同(但也不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出现的文化现象”,这个新语境的特点是:“后革命时期延续了革命时期建立的基本政体和国体,但是却放弃了革命时期的高度政治动员、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以及禁欲主义的意识形态”⑧.那么在这种语境中现身的革命文化(也就是后革命文化)情况如何呢?“当然不可能是原来革命文化的简单复兴,而是对革命文化的改写和挪用,因此准确地说是‘后革命文化’后革命文化不是原创性的文化,而是原先的革命文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的新形态.”⑨本文所谓“后革命时代的拟革命书写”尽管书写资源为当代现实生活,但是也理所当然属于陶东风所说的“后革命文化”.既然如此,这种拟革命书写也就不可能简单复兴传统的革命文化,而是将后者作为参照系进行与时俱进的拟写和化用.这样一来,后革命时代的拟革命书写既传承着传统/经典革命基因,因袭着左翼精神,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异.


后革命时代革命书写的传承和因袭既有其现实基础,也有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许可甚至支持,和民间社会的舆论及道义偏向(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拟革命本身就是民间社会的舆论及道义偏向).民间社会的舆论及道义偏向与现实基础紧密相连,构成明确的因果关系.那么主流意识形态为何又能对此许可甚至支持呢?这是因为“原因是传统的‘革命文化’并没有完全脱离与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联系,主流意识形态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这个‘革命文化’”⑩.这就是说,后革命拟写在很大程度上也保持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但这种书写也存在着后革命变异的风险.

因为本文所述后革命拟写现象的书写资源为当代现实生活,所以在革命发生学叙事完成以后不可能再沿着传统/经典叙事模式继续下去.因此,后革命时代的拟革命书写对这种尴尬局面的处理有些尴尬,路数凌乱不定,显示出对传统/经典式革命书写的变异性.

如《光荣的愤怒》中充满了戏仿和消解式的变异.影片中,尽管像思想动员、发动群众、革命行动代号(“抓熊计划”)、暗语(“打倒,黑井村有希望”)、宣誓、卧底、叛徒等等传统/经典式革命叙事中的革命元素也算丰富,但由于拟革命书写变异的副作用,使得这些元素本来的革命意义和崇高价值荡然无存,被消解于戏仿的滑稽与嬉笑之中.影片中,“革命领导者”叶光荣发动群众“革命”时,请客拉拢(请酒、献烟),遭遇尴尬,没能得到群众的支持时,又哄骗群众说这次行动是“上头指示”的,属于“绝密”,还花钱雇佣“二流子”狗卵作为“革命骨干”(“二路总指挥”),连水根都“感觉总不是那么回事”.如此一番折腾,便将传统/经典式的革命变异为“请客送礼”的游戏.这种变异显然迎合了后革命时代人们对传统/经典式革命书写的反省、重审甚至解构趋势,富有时代特色.但是如果一味如此消解革命又有亵渎之嫌,也有违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规约,于是,便将代表国家意志的力量请出,安排警方暗访并于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惩治个别恶人(不再是阶级敌人),保护人民利益;影片的最后还安排一场旨在宣扬政治的选举活动.这样一来,该片就将本该对时代、社会等的拷问草草置换为个别恶人的滑稽表演,并以突兀的方式匆忙结束.

影片《天狗》对传统/经典式革命书写的变异动作比《光荣的愤怒》要大得多.尽管泮源村的“革命”迫在眉睫,但泮源村遭受凌辱的村民不但不愿对抗孔家兄弟,还千方百计地为虎作伥,帮着革命“敌人”孔家兄弟迫害泮源村唯一的“革命者”李天狗,“革命”时缺位的这些潜在“革命者”却错位地成为“敌人”的帮凶.泮源村潜在的村民在“革命”成功之后才展露久违的革命面目而表现为在场的“革命人民”.这样一来,泮源村本该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便蜕变为孤胆英雄本能化的悲壮仪式.

影片《苹果》的拟革命书写对传统/经典式革命书写的变异颇为凌乱和尴尬,基本上可以说变异为一种关于身体的政治经济学演绎.如果以传统/经典式革命叙事来看,受凌辱、受损害的安坤夫妇对于“敌人”的反抗未免太令人失望了,无论如何也上不了革命的台面.老婆被雇主林老板了,安坤先是设法报复,两厢情愿地“干”了林老板老婆黄梅(实际上是被后者“干”了);发现刘苹果怀孕后,又千方百计讹诈林老板钱财.在革命发生学阶段被设置为“白毛女”角色的刘苹果对“敌人”林老板的态度实在难与传统、经典的革命叙事牵连,等于在拆革命的台,消解之意昭然若揭.刘苹果被林老板后试图息事宁人,她先是死皮赖脸地缠着安昆,以身体补偿丈夫亏空却被认为肮脏而遭其辱骂和性报复,致使身体成为丈夫宣泄仇恨的工具,沦为残存夫权的祭品,承载着性政治的文化涵义;后来又协同丈夫将身体作为生殖工具租借给“敌人”林老板繁殖后代,以换取钱财.当分属不同阵营的两对夫妻举杯共庆合作愉快时,传统/经典式革命文本建构的崇高的革命意义已被消解殆尽,只演绎出市场经济时代身体的政治经济学作用.

在后革命时代的拟革命书写中,基于书写语境的凌乱而尴尬的后革命变异书写,使得传统/经典式革命文本中建构于革命发生学之上关于革命和解放的崇高意义被消解殆尽,成为一定阈限内茫然失措的游戏.

注释:

①陶东风:《论后革命时期的革命书写》,《当代文坛》2008年第1期.

②③⑧⑨⑩陶东风:《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化》,《当代文坛》2006年第3期.

④[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⑤南帆:《后革命的转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⑥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

⑦韩琛:《后革命时代的失忆与记忆》,《天涯》2008年第3期.

(作者单位: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中国当代‘红色经典’的跨媒介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0sk237;安徽省哲社规划项目“凡圣之维:中国当代‘革命历史小说’及其影像化改编之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AHSK09-10D152;安徽省研究生精品课程“美学研究”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