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导读：社会管理主要是针对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而提出来的化解矛盾的理念.它的目的是建构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公民自律基础上的市民社会,形成一种“小社会、大政府”的运行格局.我国当前尚缺乏形成这种格局的完备的基础,为此,理应从公共信任、市民自律、和谐关系资本诸方面开展社会培育、制度固化的途径探索,真正形成“公共理性”、“公共自觉”、“公共利益”为应然目的的社会主体价值观.
关 键 词 ：社会管理；社会关系网络；社会信任
社会管理主要是针对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诸如环境破坏、贫富分化差距加大、核心社会价值缺失导致的市场经济行为方式,因侵蚀人们的生活世界以及人本身日益商品化的思想倾向等社会问题而提出来的一种解决问题的理念.在这种理念之下,上世纪末提出的“小政府、大社会”思想,又在诸多社会管理研究中被重新提起.但是,在我国还无法实行国家与社会完全分离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思想显然还不具备变为现实的条件.因为按照市民社会的理论,市民社会形成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是否有“自律性极高的市民”,只有具备了这一条件才能讨论“小政府、大社会”,也即“市民社会”是否具备条件的问题.所以,今天讨论社会管理的时候,首先应该讨论的关键问题是：目前在我国,自律性市民阶层是否形成?
判断自律性市民是否形成主要应该考查人的“自发关联”以及“公共行为”这两个基本要素.前者指“市民创造的连带、归属感、相互信赖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资本’,即市民社会在一个社会共同体内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共同分担的规则、规范、价值等的信赖性,即对国家制度的信赖性”；后者指“市民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应持有高度的‘公共性自觉意识’.如果具有这种意识,那么部分利益的追求行为往往会以‘公共利益’作为主要的应然目的得以实现,而这种个人利益实现过程中所获得的幸福正是市民社会提倡的共同目的——文明社会”①.本文将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考察,分析我国目前社会管理的基本条件.
一、市民社会概念与“自律市民”
众所周知,市民社会概念历史久远,但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又迎来了“世界规模的争论”,被称为市民社会的“再造期”,这种讨论的兴起主要是因为亚洲后发型国家开始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所引起的,在这个波次的讨论中,关于社会建设过程中如何理解“自律市民”展开了讨论.
(一)自律市民的经济理性与自发关联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市民社会的讨论主要以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的相关论述作为基本的出发点.而从这一时期开始直到19世纪末期,以弗格森、黑格尔和马克思为代表的思想家都在激烈地讨论在当时欧洲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市场经济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人们如何从绝对王政的统治下获得自由,特别是经济自由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对王政体制下的经济自由获得运动开始兴起使然.而随着这种自由主义运动的持续展开,作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体人在强调利己主义合理性的同时,也开始从家族、家庭为纽带的社会关联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人格的“私人”.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背景下,市民如何从国家统治获得个体人所需要的“自律”,市民社会的活动范围比较集中在经济领域,与政治划分了明显的界线.从这些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内容来看,主要围绕着个体人的经济理性和自发的社会关联而展开.简而言之,这种讨论更多地集中在“我是谁”的问题上,在确立“私我”的同时,人们开始思考社会成员应该如何在一个共同体内建立一种理性的、规范化的、信任度高的社会关系的问题.当然,这种讨论也开启了后来市民社会讨论中的关于如何建立公共性的研究视角.
(二)自律市民的自发应对与公共目标
1.市民社会的讨论“复活”
18世纪以来关于市民社会的“质的讨论”,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到19世纪末期已经悄无声息.但是,随着后发型新兴国家在亚洲的兴起,20世纪后半叶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又开始“复活”,这一时期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已经与之前的讨论内容出现较大的差异——集中在行动领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以资本主义工业化为代表的“现代化”再认识.在“现代化”这一美好愿景逐步变为现实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其不但没有很好地解决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反而给社会带来了诸如环境污染、性别不平等、贫富分化等各种更加难以解决的新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民大众”开始自发探讨应对办法,而这一大众自发结合的过程成为了20世纪后期市民社会进展的主要表现形式.二是针对八十年代后期东欧诸国政治变革过程中市民团体在政治革命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这成为市民社会“复活”的又一主要形式.
2.市民社会的两大特征
这一时期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更加纷繁复杂,总体可以认为具有如下两个基本特征：
（1）市民范围扩大,追求目标大众化
如前所述,与近代市民社会更趋向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认识不同,20世纪以来的讨论更倾向于认为市民社会开始“回归生活世界的大众型市民”②——大众自律型的生活世界.这种大众型市民社会不再认为结社型组织及其对抗性是市民社会的必然要求,而是开始把围绕着生活本身的市民活动也纳入到市民社会的范畴,但是却对市民活动提出了较高的自律性及公共性要求.对此,费希（Fish）认为“市民社会是在‘公域’中的一种追求目标的自发和自律领域”.
（2）市民社会定位,公共功能清晰化
如前所述,市民社会如果只考虑组织因素和对抗性这两个“规范”要求,那么在解释现实世界的具体问题时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而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就是公共领域——“形成公众集会的自认空间,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了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协会、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③.因此,公共领域活动的“公共性”的具体内容又成为了讨论的另一个焦点问题.
我们看到,“自律性市民”的形成大体经历了“独立理性”与“公共理性”两个基本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为了防止各种利己主义的泛滥,对于个体行为提出了公共性的要求,而这一发展过程中的个体人,正是通过对不同社会关系的再认识才开始进入了真正的“公共关系社会”.
二、社会关系资本与社会信任
众所周知,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市场经济建构过程中,随着货币交换的价值观深入人心以及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传统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正在日益萎缩,随之而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传统信任关系体系也正在土崩瓦解.在这种背景下讨论社会管理应该重新思考如何重建信任的问题,而重建社会信任的关键可能正是要重新思考如何构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在市场经济日益进展的中国,应该如何建构社会关系是一个难题,市民社会显然是一个合适的视角.
(一)市民社会与社会关系资本
1.“私域”情境下的社会关系网络
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那些实际的或潜在的、与对某种持久网络的占有密切相关的资源的集合体”④.也就是说,在布迪厄看来,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⑤.社会资本赋予关系网络中的每一个人一种集体拥有的资本.当一个人拥有某种持久性的关系网络时,这个由相互熟悉的人组成的关系网络就意味着他实际或潜在所拥有的资本.一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量,既取决于他可以有效调动关系网络的规模,也取决于与这些网络相关联的各种人拥有的（经济、文化、符号）资本的数量.因此,社会资本实际上是由彼此之间有“来往”（connections）的人们之间的社会义务构成的⑥.这里的“来往”形式多样,既包括那些以实践状态存在,旨在维持关系网络的各种物质交换和符号交换,也包括了各种发展成为社会制度的关系形式,诸如家庭、部落、结社等.但是总体上看主要是一种“私域”情境下的社会关系网络,而这种关系网络的存在“动力”是一种“义务集合”.
2、自发组织下的理性政治参与
按照2002年德国联邦议会调查委员会《市民参加的未来》报告书所描述的市民社会概念,这种“具有自发组织性特征的市民社会关系资本”正是未来型市民社会所具备的基本特征.但是,报告书却对这种社会关系进行了界定:“市民应该创造具有连带性、归属感以及相互信赖的环境,使‘社会关系资本’持续增加,并使市民参与成为一种政治道德.”而此处所指的政治道德已经不再是传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参与过程”,而是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参与过程”.对此,比勒菲尔德大学的Kocka认为,“在充满危机的20世纪,已经有太多打着市民社会旗号的社会动员,例如魏玛共和国时代的以‘国民性・,人种性・,反犹太’为方针的各种运动、同盟、工会、俱乐部、敌对共和国的右翼斗争组织等等,都是彻头彻尾的以市民社会为借口的政治参与动员.而真正的市民参与应该是非限制国家的、非私利的、为了一般事情解决而进行的共同体内参与活动”,“按照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应该强调强大的市民社会是强大国家的必要条件,反之亦然”.
综上所述,这里所讲的市民基于“私域”社会交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资本应该是一种理性的社会交往行动,是市民社会真正的表现形态.在这种市民社会成立的过程中,对市民参与过程中的“义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这种义务得以被履行,要求参与其中的市民不但要有很强的公共意识,更需要市民之间有极强的信任关系.
(二)社会信任与社会关系资本
1.长期磨合下的稳定信任网络
在关于社会关系资本理论的一些研究中,对于处在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个人经由长期磨合、交往建立起来的相互之间的信赖关系,往往用“信任”这个词来定义.信任,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定义,“以人类互动关系的立场来看,其可简单定义为‘信任个人’,即意味着相信对方在出现损人利己的机会时并不会去实现它”.信任是关系网络中的关键因素,它可以保持关系网络的稳定和“产出”.
2.镶嵌结构下的人际信任网络
格兰诺维特指出：经济行为之所以发生,经济交易之所以遂顺,信任是很重要的基础.在格兰诺维特有名的镶嵌观点中,他主张任何交易都是镶嵌在社会网络中的,而藉由人际互动产生的信任有助于抑制投机行为.直接写卖在商业世界是罕见的,契约在商业关系下并不总是适合或有效,对于一项交易而言信任是必须的⑦.“镶嵌问题”认为：行为和制度深深受到社会关系的限制,把它们视为相互独立的东西是极大的错误⑧.镶嵌的观点强调,具体的关系以及关系结构（或称“网络”）能产生信任,防止欺诈.显然,格兰诺维特较好地论证了是社会关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通道德,能在经济生活中产生信任这一观点,也清楚地界定了社会关系资本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
3.资源增值下的个人信任网络
波兰著名社会学家彼得・,什托姆普卡认为,社会网络或“关系”是一种与信任相关的社会资源,他的研究表明那些与他人联系紧密的人形成个人的资本,一个人周围的关系网络以多种方式帮助发展可信性.在这种网络中的互动常常渗透着信任,而且这种信任常常得到实现、归还或被回报以信任,因此为普遍信任倾向提供了良好的、茂盛生长的土地.这种网络可以激励确定、安全、团结和潜在的支持感,它们的存在使基于外在于他们自己网络的参与者或社会客体的信任更加容易.这种网络在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的增值作用增加了信任文化出现的机会⑨.
(三)市民社会-社会关系资本-社会信任
1.社会管理的三元前提
市民社会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是是否有“自律性极高的市民”,这种自律性形成的基础是在市民之间存在较好的信任关系,而这种信任的形成却是通过良好的社会参与行动建立起的社会关系来维护的（如图1）.当一个社会拥有了基于社会信任而具有的社会关系资本时,这个社会就具备了市民社会的基本条件,也就具备了社会管理的基础.但是所有这些条件的最为基本的前提条件是这个社会应该具有基于公共性为目的市民参与过程,在这种以公共性为目的的参与过程中,通过市民间的互动,才能建立起最为至关重要的信任,而这种信任过程的建立过程也正是自律市民的形成过程.如前文所述,拥有了自律性市民这个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本,那么这个社会就具备了市民社会的基本条件,而在这种社会资本丰厚的条件下进行社会管理将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2.社会管理的自律纽带
市民社会、社会关系资本与社会信任这三者之间关系交织的最终结果,按照《市民参加的未来》的观点来看：第一,良好的市民社会和优质的社会资本的形成,应具有多样性的特质和类型；第二,市民进入社会关系网络及association（自律市民通过自发关联而形成的非对象行为）的过程不自动与政治治理相结合；第三,对政治治理来说,各种各样的社会关联关系虽然不与政治直接发生关系但是作为一种纽带对促进association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这种association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是一个良性（信任并且具公共性）的过程,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互相支援、自愿行为、信任形成、制度化）就会得到最大化的发挥,而消极作用（党派及利益集团的形成、腐败）会相应地被抑制在最小化的范畴内.简而言之,当自律性强的市民及良好社会关系资本在一个社会中存在,那么这个社会就具备了较强的自我管理、自我调整的能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就会大大减少.
三、重构社会信任与社会管理
(一)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
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这几个方面.目前,围绕社会管理的讨论也在积极地展开,学术界更多地关注对社会管理理念的解读,政府等管理部门在探索如何推动社会管理的具体实施,目前看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社会组织孵化园”之类的机构,目的是通过社会组织的建设来实现社会管理.但是,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发现,实现社会管理的一个根本的任务应该关注新型社会关系的建构及如何重建信任这两个方面.
(二)社会关系的目的重塑
应该重塑具有“公共利益”为目的的社会关系,因为社会关系是社会管理的环境基础.社会关系的建构总体上看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我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急剧城市化以及商业社会价值模式的泛化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化及社会交往的“利益化”.显然,中国人的社会交往系统正在呈现多元化趋势,传统的以家族为中心的血缘交往系统已经退居中国人社会交往系统的第四位,取而代之的是以地缘和业缘为基础的社会交往程度的提高.这一数据符合我国目前社会发展的趋势,说明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和社会专业化程度的提高⑩.
(三)公共事件的道德漠视
我国目前社会发展的交往系统与传统的血缘为中心的交往系统不同,它对中国人精神层面可能产生如下影响：第一,随着交往系统的多元化,会带来中国人对价值判断的多元,这使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的同时,可能会产生对社会关系认识“广而不深”的冷漠判断.第二,社会性社会关系在个人交往系统中的增强,会带来一种全新的基于“能力”为象征的竞争关系,其在正面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可能会带来个人精神上的紧张感.第三,中国社会传统的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交往的减少在促进社会管理制度化的同时,可能会导致社会管理中的某种道德缺失,而对这种背景下的道德缺失进行矫正显然是一个难题.出现这种状况的具体原因是市民自发的公共性活动日益减少,传媒对公共事件的漠视等造成的.
(四)社会信任的价值再建
应该再建社会信任,因为社会信任是进行社会管理的价值前提.换言之,中国人的心灵生活情境体现了一种多元化的态势（或者说很杂乱）,他们对有些事情的判断还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可以说处于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之中.但是一个显然的倾向是：中国人对现有社会的诚信状况不满,却找不到一个合理的选择阐释自己心灵状况的基本准则.在推进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必须建设以社会信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和培育自律性极高的市民,只有具备了这两个关键要素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管理这个目标.
说明：本文的部分观点基于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一般项目（2007BSH002）《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市民社会的形成：内发发展主义视角下的上海农村》和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44038430）《大都市近郊农村的在地城市化与农村市民社会的形成——以上海和为例》的相关研究成果.
注释：
① 村上俊介:《市民社会-社会関係資本-市民文化－近代のプロェクト》,社会関係資本研究集（第１号）,2010年3月.
② 山口定：《市民社会論：歴史的遺産と新展開》,有斐閣,2004年版,第163页.
③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④ 薛晓源、曹荣湘：《全球化与文化资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⑤ 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⑥ 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286页.
⑦ 罗家德、叶勇助：《中国人的信任游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⑧ 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⑨ 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程胜利译,上海・,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3-174页.
⑩ 张文明：《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的数据与分析》（选自童世骏等著《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
责任编辑：张 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