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近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作为一股主要的社会思潮在全球曾风靡一时,给世界各国的改革与发展带来了不小的震动与影响.同时,在西方沉寂了数百年的市民社会思潮再度兴起.新自由主义的实践给世界各国市民社会的发展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发展给全球各国市民社会的培育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与负面作用.
关 键 词 新自由主义 市民社会 发展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4-0039-44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思潮登上了历史舞台,之后在西方各国大行其道,一时占据了主流地位,并随后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广泛向拉美、东欧及前苏联地区推广.几乎与此同时,在西方沉寂了数个世纪的市民社会研究热潮在80年代又开始再度复兴,“市民社会”一词逐渐为社会大众所知,成为西方乃至全球社会一个颇为流行的时代话语,形成了一股全球性的市民社会思潮.个中缘由复杂多样,但与70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的新自由主义不无重大关系.
一、市民社会及其发展
所谓“市民社会”,译自英文Civil Society（有的也译为“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通常是指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的一个社会相互作用的领域及其相关的价值或原则,突出志愿性社团等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它是一个历史悠久和意涵丰富的话语,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城邦的政治生活,但近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源出于洛克的自由主义学说.从洛克到托克维尔等人的近代自由主义传统看到了国家压制人类权利与自由的危险性,认为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不断扩张的国家干预对人类的权利与自由构成了持久的威胁,声称若无外力制止,国家权力和国家活动范围将无限制地扩张下去,危及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在洛克看来,政府权力如果成为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就会成为专制的,而必然会危害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孟德斯鸠也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因此,自由主义者主张维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分立,依靠一个活跃的强有力的市民社会来制衡国家,限制国家权力的扩张.随着近代自由资本主义逐渐占据了各国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市民社会获得了巨大的空间和活力,在政治革命的推动下,逐步在实践上摆脱了国家权力的束缚,在18世纪变成了现实.20世纪后,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弊端的日益突出,市场无序,社会混乱,凯恩斯主义兴起,国家对社会的干预日渐加深,市民社会的活力日渐衰弱.
20世纪后期,随着凯恩斯主义的衰落,市民社会又获得了蓬勃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在世界各国逐渐兴起,市民社会理念再次获得了广泛的全球认可.当代市民社会理念的再度流行主要是因为“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初显并于二十世纪中叶炽盛的形形色色‘国家主义’,这在现实世界中表征为国家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向度对市民社会的渗透或侵吞.为对此种猖獗的‘国家主义’作出回应,人们开始诉诸市民社会理念,试图对国家与社会间极度的紧张作出检讨、批判和调整,以求透过对市民社会的重塑和捍卫来重构国家与社会间应有的良性关系.”[1] 其目的正是想通过建构一个健康独立的、能够遏制和防止政府专断的市民社会,从而达到保护古典自由主义所追求的个人权利与自由.
二、新自由主义兴起及其对市民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新自自由主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也称为“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主张自由经营和自由贸易、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基本原则是“四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一体化.在70和80年代,其代表性人物有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等经济学家,以及哲学家诺齐克和政治学家萨托利等.这一派早在古典自由主义向现代自由主义转变时就已出现,但由于当时不合潮流,故常被人们冷落.在当代,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思潮,是在20世纪70年代掀起的反凯恩斯主义浪潮中兴起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具体表现在：福利国家长期实施引起的生产停滞和物价上涨危机；国家干预的过分扩展导致行政机构膨胀、社会控制加强、个人自由受限、官僚主义滋长和政府办事效率下降与权威衰落.特别是70年代初期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滞胀”困境.对此,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此时极力反对福利国家与政府干预、倡导自由放任、捍卫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和言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而主张回到古典自由主义政策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家才逐渐走红起来.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多年受冷落的新自由主义在反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逐渐占据了西方社会话语的主流,成为“凯恩斯革命的革命”.
虽然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也有不同点,但更多的是相同之处.徐大同先生认为新自由主义一般以洛克、斯密等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为主要师承对象,其主要理论主张与古典自由主义没有多少差异.[2] 因此,新自由主义又称为“新保守主义”.它承继了古典自由主义衣钵,要求减少国家对社会的干预,限制政府权力.诺齐克提倡“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即一种仅限于防止暴力、偷窃、欺骗和强制履行契约等较有限功能的国家”.[3] 这种国家除了保护性功能之外再没有其他功能,实际上就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所提倡的“守夜人”国家.哈耶克认为,他所坚持的自由主义“都是从该术语的原初含义即它在19世纪时的含义上加以使用的.”[4] 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这些主张与市民社会的发展要求不谋而合,在其理论指导下所制定的“四化”政策,有力地扩展了市民社会的自治空间,助长了市民社会脱离国家控制与干预的自主力量,为市民社会在当代的再度流行与发展扫清了障碍,客观上促进了市民社会在西方乃至全球的复兴.比如经济的市场化减少了国家的干预,扩大了市民社会空间,导致国家承认和肯定个人的正当权利,培养了个人的主体意识,造就了市民社会中脱离了政治权力束缚的非政治性主体,塑造了市民社会世俗化和个体化的意识形态,孕育了市民社会以社团组织为根基的自治体制,促进了适合于市民社会的法律理念和制度的形成.因为“市场经济信奉的哲学正是个人有权并且检测设个人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事情,认为纯粹个人的事务完全无须外在的有形或无形力量的支配、指导或管理.”[5] 因此,有学者指出,“市场是公民社会独立于国家而自治的经济基础.破坏市场就意味着破坏公民社会.”[6] 又如经济的私有化使得社会获得了更多的可支配资源,拥有更大的力量去从事自治、维权及制衡国家权力的肆意扩张等.
三、新自由主义在当代的极端发展对市民社会发展的挑战
1. 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发展阻碍了市民社会的健康成长
新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这种古典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自由,极力倡导减少国家对社会的干预、控制,从某种程度上讲有利于当代西方及全球市民社会的复兴与发展.但新自由主义者把这种诉求发展到了极致,他们鼓吹的“四化”政策在世界各地的实践造成了非常消极的影响.诚如某些学者所说：“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倡导者早已公开声称,他们反对瑞典的社会福利国家制度,主张恢复亚当•,斯密时代的资本主义,试想依照这样的反古复辟的理论搞改革,自然只能得到最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7]“它的唯一结果是造就一个个体相互游离、自感道德沦丧、软弱无力的原子化的社会.”[8] 他们所主张的“四化”理论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对本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压迫,保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特别是要保护垄断资产阶级和金融寡头的利益.从实践上看,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逐步强制推行,产生了经济增长迟缓、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以及人民互不信任等许多严重问题,极大地阻碍了各国市民社会的正常有序发展,扭曲了各民族社会的优良文化传统,许多西方的不良因素到处泛滥,犯罪率上升,社会的不安全感大大增强,给各国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提出了巨大挑战.
在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政策,导致消费需求不足、金融投机猖獗、收入差距拉大,引起中下层人民的不满.在美国,1973-1992年间,20%高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增加了20%,而20%的低收入家庭收入则减少了12%；1998年公司高级经理与工人的收入差距由1980年的42倍扩大到419倍.在英国,最富有的20%的人占有的财富是最穷的20%的人的10倍.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指使拉美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拉美国家多次遭到金融危机袭击,付出了高昂代价.80年代初,智利几乎用80%的出口收入来偿还外债,银行业几近崩溃,失业率高达30%.在1998年夏至1999年3月的金融危机中,巴西外汇储备就损失了500亿美元.2001年底,阿根廷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危机.在10年间,阿根廷所欠巨额外债1300多亿美元,巨额财政赤字造成财政崩溃,社会分化、人民穷困,全国近30%人口陷于贫困,失业率超过了20%.
在前苏联及东欧剧变后,也陆续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但经过10多年的改革,人们发现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带来富裕、自由和幸福的天堂,反而造就了一个物价飞涨、失业剧增、收入下降、犯罪活动猖獗的“悲惨世界”.1992-1998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近50%；1992-1995年,物价上涨了近3000倍,居民货币收入下降一半,恶性通货膨胀使人民几十年的积蓄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约有55%的资本和8%的股票落入俄内外犯罪集团手中,形成少数寡头集团和“新俄罗斯贵族”.54%的人口收入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水平,199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9年下降了45.8%.
社会学家达伦道夫认为,市民社会之建设必须有一种“精神框架”：一个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必须是civil（意为民间的、非暴力的、文明的）,甚至是civilized（文明的）,而这要求有这样一些男人和女人,他们互相尊重,更重要的是,他们有能力、并且有诚意以这样的方式来自主行事,即鼓励他人、创造必要的行动手段,需要一些毫无畏惧、也没有理由畏惧的充满信心的男人和女人即公民.[9] 查尔斯•,泰勒指出,严格来说,只要整个社会能够通过那些不受国家支配的社团来建构自身并协调行为,且这些社团能够相当有效地决定或影响国家政策方向时,市民社会才存在.[10] 约翰•,霍尔强调市民社会“从反对政治和宗教一体化努力的斗争中获得了自我意识.在所有这一切中,最能发挥作用的是宽容思想的出现.”[11] 而且“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参与以及社会福利,都是公民社会的特征.”[12]
可以看出,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民众的积极参与,需要营造一个社会大众能够相互宽容、平等参与的社会环境,需要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来保证普通大众有机会、有能力平等地参与市民社会的有序建设,尊重彼此的多样性.而新自由主义近20年的英美、拉美及东欧实践由于一味地强调政府的不干预、市场的放任自由,导致下层民众的普遍贫困化,社会等级化,犯罪猖獗,矛盾突显,社会宽容无法生根,维护了极少数大资产阶级和金融寡头的利益,却使处于社会下层的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被边缘化,他们的生存与发展权被无情地剥夺了,无法真正参与.正如美国学者麦克杰斯尼评价的那样：“在美国,在整个世界,新自由主义都是真正参与型的直接的首要的敌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是如此.”[13] 试想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不平等的缺乏宽容的社会环境下,怎能保证广大下层人民对市民社会建设的参与权、尊重他们的多元价值与诉求?没有广大下层人民的参与和支持,又怎能建设一个健康的市民社会?
可见,市民社会不但作为制衡国家、防止国家专断的手段,同时市民社会自身也存在着许多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与缺陷.黑格尔早就说过：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任何地方的市民社会都是良莠不齐,甚至完全怪诞的成分组成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纵队”.[14] 因此,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应该存在某种程度的合作与联结机制,利用国家来消除、避免自身的弱点,为其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只有两者相互支持,才能共同促进、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所以,即使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也认为国家是“必要的邪恶”,也并不完全否定国家存在的合理性.在当代,只有在市民社会、国家以及商业领域之间建立起相互支持、高度合作的关系,世界范围内的和经济增长才有望实现.[15]“那种认为团体――即使是正常类型的团体――应当制约国家的思想是错误的.这种概括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方式还有许多有待改进之处,因为它倾向于完全把国家看作一种威胁.近年来在东欧,这种观点导致许多改革者实际上去寻求废除国家,因为他们相信在国家缺位的情况下公民社会工作得最好.俄罗斯目前的形势――法治的丧失――证明了这种观点的缺陷.”[16] 新自由主义这种过分强调“四化”、片面相信市场功能的主张,最终必将严重恶化市民社会发展的环境,对市民社会的建设与长远健康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挑战.
2. 新自由主义在当代泛意识形态化对市民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历届政府为迎合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美国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需要,积极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最终于1990年在华盛顿炮制了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从此,新自由主义由学术理论而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范式化.美国此后利用经济援助、贷款的附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特别是向拉美和东欧国家,致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出现严重倒退,民族经济遭致毁灭性打击,频繁出现经济危机,日益处于对国际垄断资本的依附地位,经济安全、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国际垄断资本在“华盛顿共识”的推行过程中利用金融自由化进行金融投机,攫取了这些国家几十年创造的财富.对此,鲍勃•,库格曼评论道：总有人不断提出缺乏根据的结论并为有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华盛顿共识”就是一个鲜明例证.回顾历史,大家普遍认为,经济发展政策并没有“达到它们的预定目的”,而且是建立在“坏主意”基础上的.人们经常认为,坏主意之所以盛行,是因为他们符合权力集团的利益.毫无疑问,事实的确如此.[17] 汤普森也指出,美国从来就不像它所声称的那样有道德.[18]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社会越来越等级化、分裂化,各国之间越来越趋向分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中心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地位的两个等级明显的阶层.处于边缘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其人民将长期处于发达国家的剥削与奴役之下,不得不处于依附地位,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发展与生存权利.在这样等级化越来越明显的国际社会中,边缘国家无力也无暇去建设一个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市民社会,他们追求一个平等的市民社会的愿望与理想被无情的残酷现实粉碎了.日益意识形态化的新自由主义必将对人类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美好社会的建设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我们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四、全球市民社会的发展远景
1. 在当代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下,全球市民社会到来的必然性
世纪之交,全球化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它正迅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使人类超越了原先区域性存在的时空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巨大变革.这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和必然趋势.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一变革中.新自由主义是垄断资本国际扩张的理论,它同经济全球化密切结合,鼓吹全球一体化.伴随新自由主义在国际社会的不断推广,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往,使全球各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进一步增进了全球化发展的步伐.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今天全球流动和相互联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跨越了几乎完全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几乎覆盖世界的民族国家与几乎涉及所有领域的全球化同时并存.”[19]“人们的社会生活将越来越不是以国家为中心,而是越来越在单一的社会中来进行,社会关系将在以地球为单位的基础展开并被组织化.国界对人们的生活而言已不再是一个重要的存在,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无国界的社会领域.”[20] 因而,在这样的全球化巨大进程的推动下,世界人民必将越来越相互了解、相互融合,一个多元化、多样性的世界市民社会的出现将是可以预期的.
2. 新自由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对全球市民社会发展的挑战
但是,今天的全球化,正如法国“马克思园地协会”主席科恩•,塞阿所说,有两种：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即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另一种是公民世界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21] 它本质上是维护国际垄断大资产阶级利益和西方发达国家对广大日益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的剥削与压迫.这种全球化“已经远超出了经济全球化,而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一体化’,即美国化.”其结果,绝不可能使世界经济变成一个自由竞争的体系.恰恰相反,它将仍然处于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下.[22] 导致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加剧,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和人民被掠夺得愈加严重,全球环境恶化,经济不稳定,以及富人财富获得前所未有的暴涨.这一趋势如不及时得到扭转,将使国际社会逐步等级化、贫富悬殊、国际矛盾加剧,使建设一个平等的、各国人民都能自主自立的、多元文化与价值并存且得到尊重的世界性市民社会设想的实现面临巨大的挑战,使这样一个梦想离人类越来越远,最终威胁到大多数世界公民的长远利益.
总之,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全球各地市民社会的发展以及世界性市民社会的发展既有促进作用,也带来了巨大的威胁,是挑战与机遇并存.我们应正确分析、全面把握新自由主义在全球传播对市民社会发展的正负面效应,而不应失之偏颇.
注释：
[1] 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北京：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2] 徐大同：《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
[3] [美]罗伯特•,诺齐克著,何怀宏等译：《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4] [英]哈耶克著,邓正来译：《哈耶克论文集》,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9页.
[5] 孙晓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页.
[6] [意]卢恰诺•,佩利卡尼:《未来的社会主义》,北京：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3页.
[7] 杨斌：“海外归来谈新自由主义的危害”,载何秉孟主编：《新自由主义评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
[8] [美]诺姆•,乔姆斯基著,徐海铭等译：《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9] 转引自童世骏：“1989年以后的欧洲人文思想界”,载《欧洲》1995年第1期.
[10] 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第27页.
[11] 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12] 赵黎青：《非政府组织与可持续发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13] [美]诺姆•,乔姆斯基著,徐海铭等译：《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第5页.
[14] 托马斯•,卡罗瑟斯：“市民社会”,载《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7期.
[15] 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第8页.
[16] 同上,第41页.
[17] [美]诺姆•,乔姆斯基著,徐海铭等译：《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第10页.
[18] 韦正翔：《国际政治中的强权与道德》,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页.
[19] [英]戴维•,赫尔德等著,杨雪冬等译：《全球大变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20] [日]星野昭吉：《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4页.
[21] 李其庆、刘元淇：《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9-376页.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及其本质”,载何秉孟主编：《新自由主义评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作者简介：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法学硕士,上海,200062）
收稿日期：200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