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从改革的阶段来看,我觉得应该有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是放开搞活,开放开发阶段.实际上,八十年代的改革充满了理想主义情怀,拨乱反正,开始放开搞活,九十年代的改革是大规模的放开搞活.这个阶段付出的代价非常大,比如环境污染,贪污腐化,道德沦丧,信用危机等等.第二个阶段应该是经济转型,第三个阶段是社会转型,第四个阶段是政治转型.改革从经济开始符合人的本性,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符合国家的外部变化,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而不是由哪个人决定的.从经济改革走向社会改革再走向政治改革,这就是改革的逻辑.那么,我们现在是处于什么阶段呢我觉得搞三十年改革,不可能还滞留在开放开发阶段,应当是处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交叉进行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就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必须有个明确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从认识上说,经过了三十年改革开放,此岸和彼岸大体是明确的,改革的目标是经济市场化、社会多元化、政治化.关键是如何从此岸到彼岸.(据袁绪程 文)
中国经济减速的真正风险所在
中国长期发展的忧虑是制度失衡问题.当代中国具有强烈的物质主义精神,倾向于追求国家对物质财富的控制.上世纪80年代以前,这体现为国家对物质的直接占有,此后则表现为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迷恋,由此形成了以GDP为核心的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各级官员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政府权力的运作就偏离了常态政府的合理职能,从而导致经济活动过程中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的制度性失衡.地方政府也采取“亲商”政策,在企业与消费者、投资一经营者与劳工的关系中,本能地倾向前者.为了经济增长牺牲民众福利,牺牲生态环境.在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失衡、不同人的权利得不到平等保障的制度环境下的繁荣,必然呈现为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值得重视的是,经济繁荣的过程也正是部分民众不满和怨恨积累的过程,一旦繁荣结束,这些怨恨就会以某种破坏性方式宣泄出来.这正是中国经济减速的真正风险所在.(据邹恒甫 文)
我们为什么需要
全球性刺激计划
全球性的危机,需要全球性地应对措施.但不幸的是,目前大多数措施仍然停留在国家层面,而非国际层面.每个国家在努力规划其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追求的是对本国的最大效用.在评估经济刺激计划的规模时,每个国家都会在预算的成本和收益之间保持平衡,而这一收益是以本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增幅来计算的.由于一些收益(主要是在小的开放型经济体里)会给其他国家带来收益,因此刺激计划就比原本应当的规模更小,也更逊色一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全球性、相互协作的一揽子刺激计划.(据斯蒂格利茨 文)
制不是解决
腐败问题的灵丹妙药
腐败在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已成为社会公害,为国民所深恶痛绝.近期的这轮制浪潮虽然基本实现了西方对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改朝换制”目标,但却没有实现通过推行制而消除其腐败的“誓言”.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不少经历所谓转型的国家,目前恰处在腐败的高发阶段.透明国际公布的数据表明,那些实行制的发展中国家与未推行制的国家,在腐败程度上不仅没有显著差异,而且更有意思的是,2008年世界上最腐败的十个国家与地区中,9个是实行制的国家.这就以事实击穿了西方关于实行制能够解决腐败问题的谬论.(据钟廉岩 文)
该相信克鲁格曼,还是索罗斯
当前世界最关心的话题是,中国经济能否率先走出困境与一边倒的意见不同,克鲁格曼似乎有些“看空”.他认为,美国经济、欧元区经济和中国经济,各有千秋,谁能先走出低谷,不好判断.确实,如果不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居民永久性收入,不给予民营企业平等的待遇,不消除就业中的制度性歧视,只靠“短期性的刺激”(克鲁格曼语),我们哪里能高枕无忧.有意思的是,在克鲁格曼说这些话的同时,索罗斯却表示,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下滑趋势正在缓解,他预言,亚洲将最早从危机中走出来,而中国更有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克鲁格曼讲话一向不怎么中听,不管是小布什,还是奥巴马,他概不奉迎.经济形势如此严峻,至少我更愿意相信克鲁格曼的话,而不是索罗斯,我们需要克鲁格曼式的冷峻.(据王福重 文)
中国公共事业民营化：第三条路径选择
虽然我国的公共事业改革还存在许多问题,但不可否认：与拉美等国的民营化改革相比,我们的公共事业改革在实现经济的飞速发展的同时,保证了社会稳定；与欧美相比,我们的公共事业改革虽然不能完全达到人民的预期,但经济发展速度和稳定性则是它们只能望其项背的.我国在公共事业改革中采取的渐进的,民间试行,政府鼓励,但又不强制推行单一的模式,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保持重要部门公有制主体地位模式,尽管不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减轻了改革的阵痛,保证了社会秩序的平稳.最重要的是：我国的公共事业改革是在经济迅猛发展,且国民经济形势良好的情况下进行的,以此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滞涨和拉美国家的通膨状态,使我们的公共事业改革具有足够的物质支撑和时间安排.因此,奉行民营化的实质,而不贸然追求民营化形式的中国公共事业改革未尝不会成为一种新的成功的范式.(据王海祥 吴东民 文)
新中产阶级的内部割裂造成的影响
总体而言,新中产阶级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力量.不过,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新中产阶级内部发出的声音有时是不一致的,新中产阶级的上层与中下层之间的割裂现象日益凸显,新中产阶级的上层越来越向企业主阶级和特殊利益集团靠拢,而新中产阶级中一部分中下层成员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极端情绪却进一步发展,这两种相对立的声音都能形成广泛的舆论声势而试图对政府决策者施加影响,有时导致政策左右摇摆而难以决策.新中产阶级的内部割裂可能影响到新中产阶级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平衡.它可能带来的另外一个后果是,新中产阶级通过制造舆论来影响决策的策略公开化了不同阶级或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而进一步导致对立双方的冲突情绪加剧,从而激化利益争夺或引发社会冲突.(据李春玲 文)
新官念
文化是城市的“根”与“魂”,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应在文化方面加大投入,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兴国
真诚欢迎大侠们“打好铁、抢沙发、盖高楼”,积极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及时反映社会各界的呼声.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推动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关键在人,核心靠基层组织.
――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
着力打造有利于金融发展的人才环境、创新环境、信用环境、监管环境、法治环境和制度环境,真正让上海成为中外金融机构纷至沓来、各类金融人才施展才华的舞台.
――上海市市长韩正
社会道德底线是如何被突破的
当代中国面临着社会道德滑坡及失范的困境.按照“为仁由己”及“为政在人”的儒家思维,社会道德滑坡的根源自然而然地归结于个体心性涵养及内在信仰的贫乏；而社会道德的重建之途,亦应以提升个体道德素质、重建道德信仰为起点.然而,社会道德集体滑坡的背后是否还存在更为复杂的政治因素及道德心理呢
社会道德整体滑坡的内在机制根本不在于社会个体道德素质的低下,而在于合理且正义规则与非合理非正义的另类规则的并存所导致社会道德意愿的贫乏,“不敢清白”与“不愿清白”则为此症结的突出表现.“不敢清白”与“不愿清白”之间的距离,仅一步之遥.当政治领域盛行一种因当权重臣设定的“逆者必有祸,而顺者必有福”的例外规则而迫使那些原本具有道德意愿的政治参与者“不敢清白”时,置身事外的“局外人”、“旁观者”就会慢慢由“不谙世事”变为“人情练达”,逐渐领悟到为了很好地实现、维护自己的利益有时哪怕是正当的利益,也必须按照例外规则的逻辑行事.(据宋洪兵 文)
用什么来启蒙中国更有效
90年前中国的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们,我也是要仰视的,但读了他们用来启蒙的东西,再去读西方的启蒙理论,我就感到有些不安了,因为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发现90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类启蒙的理论有什么新的贡献.他们只是把西方启蒙的理论照搬到中国,要说服大众,这个理论能够把我们国家带向光明.问题在于,欧洲人自己悟出的道理,也坚信这个道理,而照搬过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是否真认为这些理论可行如果说有实践支持他们的信念,那就是已经开始把这些理念变成现实的西方国家把大炮战船开到了中国的大门口.用什么来启蒙中国更有效我的结论是：用理论、讲道理固然不能少,但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国际的大环境,中国的启蒙应该是以事实和实践为主,讲真相说真话,也说每个人都听得懂的大白话.
中国需要一场启蒙运动,但用来启蒙的内容却有别于几百年前的欧美和90年前的中国,当时用来启蒙大众的理论和理念绝大多数变成了现实,也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中国今天需要的启蒙不一定要从那些尘封的理论入手,更简单也更容易让大众接受的方式是睁眼看世界,用事实和实践来启蒙o(据杨恒均 文)
正确理解“民族主义”和
“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主要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它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升华和凝结；而民族主义则是一种融民族’隋感、民族思想和民族运动于一体的社会思潮和行动准则.在二者关系上,一方面,民族主义渗透着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运动又是民族精神展示的舞台.由于民族主义常常是一把双刃剑,因而积极的、健康的民族主义可以振兴一个民族,消极的、病态的民族主义则会葬送一个民族.这样,在民族精神建设问题上,不能无原则地强调民族主义,应当坚持和发展有利于民族进步和人类进步的民族主义.(据丰子义 文)
双周聚集
“奶奶村官”的欣喜与尴尬
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黄河桥村七组进行换届选举,73岁的郑秀兰以239票当选.如何看待“奶奶村官”
观点一：我国党政干部实行退休制度,很多岗位和级别的干部在60岁就退休了.村一级虽然是自治组织,村官也不是官,但是,73岁老人也应该安享晚年了,即使她本人愿意,也会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况.
观点二：当地竟然没有年轻人在选举中胜出.是他们没有这个能力,还是缺乏一份责任,答案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一种悲哀.
点评：如何培养、选拔合适的接班人,村官制度的难题还有待.
中国要成救世主还早得很
中国成为世界的救世主,还早得很.从经济规模看,中国GDP还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按人均收入算,中国就相差得更大；从金融角度看,虽然这次美国金融危机非常严重,但那是一种“富贵病”,是金融相对制度所能支持的容量过快发展的结果,而中国的问题是金融发展严重不足,金融发展还没有足够深化,金融体系还没有足够的开放.这些现实加在一起,使中国在将来的发展仍然以国内改革为主,而不是去过度追求国际主导权,练好内功、做好自己的事仍是重点.比如说,为了维系世界贸易秩序、维系世界和平,美国每年的军事开支巨大,2008年达近70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政府全年的预算内财政税收.所以,主导世界秩序不只是说说就行,要付出真金白银.如果有美国或者其他国家花钱为中国、为世界保驾护航,未尝不可中国还有近亿人生活处于贫困线或低收入水平,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障、教育保障等都还没有到位,这些民生内容当然比做救世主重要.(据陈志武 文)
全民免费医疗的政府尴尬
在酝酿了一年之久后,陕西省神木县的《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实施办法(试行)》如期推行.两个多月以来,让全体神木人民真正体会到了“看得起病”的前所未有的实惠,同时,公众道德风险却又把政府推上了一个尴尬的位置.
正方：支持全民免费医疗.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财政总收入不断增长,国人应该在医疗上得到更多的福利.
反方：应该只对退休老人、穷人免费医疗,其他人实行医疗保险制度.国家财力有限,毕竟是13亿人.
点评：与其为其能在免费医疗的道路上坚持多久而担忧,倒不如切实地关注神木此举积累下来的经验与教训.
中国应比西方有更宽大胸怀
对于西方社会来讲,如果引进中国的价值观,可能会比较不适,因为以“关系价值”去削弱“个人价值”,要比以“个人价值”去冲淡“关系价值”痛苦得多.中西两种价值观的混合配方虽然是一样的,都是自由、平等加和谐、仁义,但是何种价值在先,会有很大区别.中国学西方容易,西方学中国难.西方是否愿意接受中国价值,这是西方自己的事情.现在中国要考虑的事情是,怎么把自己的混合配方做好,想好做好自己的事情要远比批评西方重要.如果中国配好自己的价值配方、做好自己的事情,从客观上来说,就起到了一个榜样的效果.别人愿意不愿意学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主动非要给别人做榜样,就成了输出价值观,这和西方输出如出一辙,这个模式源于传教,非要让别人信.对于文化价值,中国古代的原则是：别人来学,我们就让学,但我们绝不强加于人,所谓“礼不往教”.(据赵汀阳 文)
“罚酒费”与“酒管局”
河北省海兴县个体工商户中流传着一个新名词：“罚酒费”,它是指全县凡卖酒的商户,即使没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也必须上缴给县酒类监督管理局的罚款.
观点一：“罚酒费”在海兴县持续了六年,已经搞得经营户民怨沸腾,虽然人见人恨,但大家却又敢怒不敢言.“罚”了全县卖酒商户六年,没有见到有谁敢于站出来维护自己合法的权利.
观点二：真是欲收之费,何患无辞！从海兴县酒类监管局收取“罚酒费”之中,不仅看到了公权力的乱用,看到了个别行政机关乱收费、乱罚款的大胆与顽固,还看到了权力匪化的影子.
点评：不准收费就“创造性收费”,不能不说“罚酒费”是以权谋利下产生的一个“怪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