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内容提要 本文分三阶段五时期概述朱熹文学研究的百年历程,试图揭示百年朱熹文学研究的阶段与特点,总结百年朱熹文学研究的主要成就,明确新世纪朱熹文学研究的基本方向.
朱熹是宋写作技巧学的集大成者.在中国文化史上,他的学说被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理论基础,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后半期；在世界文化史上,他与之前的孔子、之后的清王夫之被作为中国三家,而列入世界十大思想家之列,具有极高的地位和影响.他的学说囊括了中国经学,创造性地完成了宋写作技巧学思想理论体系的建构.在理学或经学的盛名之下,自宋以来就极少有人关注他的文学.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代表统治阶级学说理论纲领的程朱理学,也随之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朱熹思想学说也同孔子儒家思想学说一样,从圣殿的宝座走向批判与否定.一百年来,朱熹的思想从被打倒、被批判,到进行客观的、科学的研究,他的文学也逐渐被研究者所关注,现当代学者不再用经学的眼光去看待朱熹的文学,而把他当作宋代的诗人、散文家,深入而客观地研究他的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朱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逐渐得到肯定；朱熹文学研究的历史功绩,也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本文拟对辛亥革命百年以来朱熹文学的研究作一回顾,试图从百年间儒学及朱熹学术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找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以引起研究者的共同关注.
一、一百年朱熹文学研究的阶段与特点
一百年朱熹文学研究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宋明理学作为传统儒学的后期发展,很自然伴随着儒学的兴衰而起落；作为统治阶级学说理论纲领的程朱理学研究,更所不免地随着中国政权的两次交替而显示曲折.明王朝的灭亡,儒学的空疏已受到清初思想家的严厉批判.近代社会的到来,西方列强入侵,太平天国起义,内忧外患的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局面,封闭的国门被打开,近代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引入,洋务派、维新派都对传统儒学提出了挑战,儒学的落后和保守被更多的进步知识分子所认同.这是我们认识百年朱熹文学研究的前提.
百年朱熹文学研究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1911年至1949年为现代研究的开端,1949年至1978年是批判与否定阶段,1979年以后是朱子学全面发展阶段.
（一）现代研究的开端.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代表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地位发生了动摇.1912年建国伊始,教育总长蔡元培便颁行《普通教育暂行办法》, “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孔子儒学从此失去在学校教育中的特殊地位.1915年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创办《青年杂志》,引发青年向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和孔子儒学传统文化的猛攻,并将现代西方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进化论、实用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想介绍到中国,反对封建专制统治,要求政治；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1919年发生了“五四”爱国运动,用近现代西方文化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子儒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新文化运动的持续发展,推动人们对中国新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一部分学者用西方文化为参照,来评价中国文化；一部分学者则冷静地对东西方文化作对比研究.30―40年代,在革命根据地,反孔批儒否定传统文化的观念依然占居主流.
这一时期儒学地位的衰落,自然体现在程朱理学的衰落.但朱熹文学思想的研究却有了良好的开端,学者们开始摆脱传统的经学束缚,而试图用现代学术眼光、新的文学观念来考察朱熹的文学.191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9年,傅斯年发表了《宋朱熹的〈诗集传〉和〈诗序辨〉》,指出,朱熹的《诗集传》包括《诗序辨说》,都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诗集传》,更是《诗经》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1928-1929年间,周予同出版了专著《朱熹》,全书八章,在研究朱熹之哲学、经学、史学之外,也较全面地研究了文学.其一,他认为,朱熹对于文学之根本观念,“不外于由因袭的‘文以载道’之说进而持较深澈的‘文自道出’之论；等可称为人生的艺术派,即以文学出发于哲学,而主张美善一致论也”.其二,谓“其修辞方面之意见,则颇自有其廓清之功,等其指斥当时古文派之矫揉造作,殊可发噱也”.其三,称朱熹在文学史上之所以尚能取得一地位者,在其说理之文与解经之文.
周予同概括了朱熹《诗经》学之贡献,并提出《诗经》研究的立场问题,如立场于纯粹之文学,则当不论家法,不言学统,惟训释之安而求.“若仍立场于宗教性之经学,则专己守残,为治经者之正轨；而宏意眇指,反成其混淆家法之罪状.”这实际上是反对《诗经》的经学研究,而肯定朱熹接近文学立场的研究.1938年,郭绍虞发表了《朱熹之文学批评》,以为,宋代道学家之文学批评也至朱子而集其大成,他的思想比以前的道学家是有些进步,而他的文学观却不带古文家的意味,就论文一点来讲,始终只是道学家中最极端的主张.1944年,开明书店出版了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这是我国最早提供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较为完整构架、对我国的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作出富于新意的探讨和概括的著作”.朱先生认为,道学家不屑措意文辞,至朱子而略异,朱子论文重义理,论诗重《选》体,论诗家亦首肯《选》学,与江西诗派推重老杜有异.又肯定朱子“《诗集传》推求诗旨,往往突过前人”,“其立论之勇,不易几及也”（同上,169页）.1946年,罗根泽也发表了《朱熹对于文学的批评》,指出朱熹的“道文一贯”论与古文家的韩欧不同,和道学家的周程也不同,当分析清楚,才能理解旨趣,认识他的贡献――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以上论述,尽管还显得粗略,但都已运用现代文学理论观念,对朱熹的文学思想做了开创性的研究.
（二）批判与否定阶段（1949-1978）.这一阶段又可分两个时期：建国17年是沉闷期,“”10年是批判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体政体发生了巨大变化,体现在意识形态上,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孔子儒学、朱子理学受批判理所当然.体现在学术研究上,照搬“老大哥”苏联的经验,对欧美传统存在偏见,学术研究只讲正面,不允许反面,学术问题只许一种看法,一种答案,发生分歧则由党裁决.政治干预学术,导致了学术政治化倾向.
1、建国17年的沉闷期.基本保持彻底批判否定儒学立场、以马克思主义取代孔子儒学的态度,朱子文学研究处于十分冷落沉寂的阶段.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但朱子学并未因此而解冻.50年代经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梁漱溟的批判,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反右运动,学术界对传统学术望而生畏.在一次讲话中说：“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双百”变成以政治斗争取代学术研究的一家争鸣.在这种时代条件下去研究朱子理学,是需要勇气的.一些学者著作出版时,往往在序言中先作自我批评,检查自己马列学得不够,旧观点未能廓清,即可见一斑.
朱东润重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指出“道学家不屑措意文辞”,“至朱子而略异”,又言其“议永叔、东坡之失,其言极深刻”.1957年,罗根泽出版《中国文学批评史》,列理学派诗文道流说为一章,肯定朱熹的贡献――道文一贯说,并就说出的诗文与做出的诗文等五方面作了论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中国文学资料丛刊》,选编了朱熹《论白居易》,1959年6月,《文汇报》报导了“北京发现孤本宋版朱注楚辞”的消息.7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佚名文章《宋版朱注楚辞》.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收录了朱熹《论陶渊明》.1964年以来,陆续编辑出版《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整理收录了朱熹《论杜甫》及论柳宗元、黄庭坚、陈师道、潘大临、洪刍、吕本中、陈与义等语录体资料.1965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全宋词》,收录了《晦庵词》.这一时期的理论文章只有华山《程朱学批判》,分发于《山东大学学报》和《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2期上.
2、10年浩劫批判期.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对传统文化和朱子理学的批判与否定达到顶峰.红卫兵捣毁孔家店,烧毁儒家典籍和古籍书画,砸碎碑刻联匾,一切传统之物都被看作“四旧”遭到毁灭.之后又兴起声势浩大的“评法批儒”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由批孔儒而株连朱子,1974、1975两年,猛然兴起批朱之热,近百篇批判论文在各报刊发表,可概括为四方面：一、对程朱理学的批判.《新江西大学学报》发表署名文章：《朱熹理学的要害在于克己复礼》；《人民日报》发表佚名文章《程朱理学是吃人哲学》；《辽宁大学学报》发表署名文章《朱熹的理学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反动哲学》.二、对朱熹行为的批判.在朱熹活动过的地区,如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湖南,都纷纷撰写文章,揭露朱熹在各地的“罪恶活动”和“反动嘴脸”.三、对朱熹、陈亮论辩的批判.1974年3月,《郑州大学学报》发表校大批判组文章《陈亮反对朱熹的斗争――南宋前期的一场儒法论战》后,紧接着,福建师大、浙江师院、广东师院、江西大学、《文汇报》、《解放日报》、《浙江日报》、《天津日报》、《河南日报》等都发表类似文章,评析陈亮对朱熹投降主义哲学的批判.四、把朱熹待人之道联系林彪的批判.先是《吉林师大学报》发表《林彪鼓吹朱熹待人之道的要害是复礼》一文,随后,《光明日报》发表《伪君子朱熹和两面派林彪》,《人民日报》发表《朱熹的待人哲学与林彪的复辟诡计》两文章,随之各报刊继相仿效.这时期文学研究只有两篇文章,一是王守华《同题唱出异调 新声胜过旧声――评陈亮朱熹的两首咏梅诗》,二是司苑《朱熹诗四首批注》.
就在中国大陆学术界还处在意识形态禁锢时期,在香港和台湾,新儒家学派关于儒学、朱子学研究的成果却不断涌现,文学研究也成果颇丰.1968年,张健先后发表了《朱熹的诗》、《朱熹的诗论》、《朱熹的文论》等文章,1969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1971年以来,钱穆《朱子新学案》由三民书局出版,其中有两章专论《朱子之文学》及《朱子韩文考异》.香港新亚书院学术年刊发表了杨勇《朱子论韩愈文之气势》、《朱子论韩愈文之文理》等文章.而日本的朱子学研究达到了鼎盛阶段.
（三）全面发展时期（1979-今）.这一阶段仍可分两个时期：前10年拨乱反正时期,后18年逐渐成为显学时期.1978年8月12日,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第二年这一天,《光明日报》发表庞朴《孔子思想的再评价》长篇论文,沉寂之中炸响一声春雷,冲开孔子儒学研究禁区的大门.
1、十年拨乱反正期.1978年12月,11届3中全会召开,开始认真纠正“左”倾错误,批评“两个凡是”,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有学者指出,80年代是朱子学研究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称之为“国际朱子学”的时代.这一时代的标志不仅体现于台湾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和旅美学者陈荣捷《朱子新探索》两书的出版、以及夏威夷大学“国际朱子学会议”的召开,更主要体现在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二卷和陈来《朱熹哲学研究》的出版、中华书局“理学丛书”的推出、厦门大学朱子学国际会议的召开、以及上饶师院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合作的《朱子学刊》的创刊.
拨乱反正的步履是缓慢的.1983年中国教育学会、曲阜师院联合发起全国孔子学术讨论会,张岱年先生在会上说：“尊孔的时代过去了,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本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孔子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此提法让人耳目一新.1982年10月,浙江省社科院举办宋明理学研讨会.1987年12月,厦门大学举办厦门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华孔子学会成立两周年纪念座谈会上,张岱年提出“综合创新论”.1989年,国际儒联召开“纪念孔子诞辰25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张岱年在闭幕词中说：“我们应该创造新文化,新型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要超越传统,比传统高明.可首先要理解传统,解传统是怎么回事,哪些传统应该批判,哪些传统应该继承.”指明了文化研究正确的态度.主席接见参会的部分中外学者,作了重要讲话：“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我国的珍贵文化遗产,等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教育我们的后代很好地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为文化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这次会在全国影响很大,标志着朱子学科学研究的春天已经到来,全国各地从大专院校到科研院所,迅速掀起了持续的“文化热”.
禁区一旦打开,朱熹的文学研究便有了长足的发展,表现在研究队伍在扩大、范围在拓展、理论在深入等方面.如果说,夏威夷朱子会议还无文学的涉及,那么,从厦门大学朱子会议起,朱熹的文学研究便呈明显上升的趋势.从成果数量言,几年间论文达一百多篇；从研究范围而言,除了朱熹的诗经学、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继续深入发展,还扩大到朱熹楚辞学、诗论、创作论、文道观、文气论、诗文作品等多方面.如1979年,成复旺发表了《试论朱熹对文与道关系的看法》.1982年,有林维纯的《略论朱熹注楚辞》.1983年,黄发表了《朱熹的文学观》,次年又发表《朱熹谈创作和创作修养》,又在《文史知识》发表《朱熹的滋味说》.莫砺锋发表了《朱熹楚辞学略说》.1987年,张立文发表了《朱子美学思想剖析》.朱熹的诗文作品开始被重视,邱汉生发表了《论朱熹的斋居感兴诗》,霍松林先生在1984至1987年间,连续发表了四篇鉴赏文章.学术大家对朱熹诗文作品的重视,无疑向社科界发出一个信号,很快,胡明在《文学遗产》发表了《关于朱熹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的重头文章,全面深入而细密地分析了朱熹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摆正了朱熹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在宋诗学和宋诗发展史上的地位,当然亦认定了他的“文学”的身份.1989年,缪钺也发表了《宋词与理学家――兼论朱熹诗词》,认为朱熹诗“绝大多数是具有诗的意境韵味的,并且有少数诗特别精彩”,成就“在其他作诗的理论家之上”.
2、全面深入发展时期.1990年以后至今,朱子学逐渐成为显学,朱熹文学研究向深度广度大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学术界普遍认识到,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宋明理学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理学对社会思潮、意识形态、文化艺术都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文学艺术领域.研究之盛表现在四个方面：
（1）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不仅从朱熹的经学、哲学、学扩大到文学、史学、教育学、美学、文献学、校勘学、自然科学等多方面,而且,仅以文学论,也由朱熹的诗经学、文学批评方面扩大到文道观、文学史观、文学价值观以及作家论、文体论、文势论、文气论、艺术论、风格论、鉴赏论等多方面.对朱熹文学研究的三大著作――《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也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束景南的《朱子大传》,把朱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后期代表,放到多维文化视野中加以考察,“是一部精心撰写的佳著”（张岱年语）.吴长庚的《朱熹文学思想论》,把朱熹文学思想分为三层次论述,即文道论层次,文体论、文势论、风格论、诗论、文论层次,作品论的比兴、情感、形象,创作论的感物、积学、法度等层次,并就此作了“系统而精到的论述”（张立文语）.潘立勇的《朱子理学美学》,运用现代美学理论,从一个新角度对朱子理学文学思想做了深入分析.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对朱熹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朱熹的诗经学、楚辞学、韩文考异均作了专章论述,又连续发表了《论朱熹的散文创作》、《论朱熹的文学史观》等多篇论文,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这一阶段还发表了数百篇学术论文,涉及朱子文学研究的各方面.
（2）大大完善资料建设.四川大学古籍所郭齐、尹波整理了《朱文公文集》,出版时更名《朱熹集》.华东师大古籍所朱杰人、严佐之主持完成了1800万字的《朱子全书》的整理出版,这是搜集保留最完整的朱熹著作.朱熹在福建各地的题刻行踪,也经高令印收集整理,著为《朱熹事迹考》.福建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将朱熹的书法手稿整理出版,各地陆续发现朱氏家谱、朱熹佚文等史料,束景南作了大量考证,集为《朱熹佚文考》.上饶师院朱子学研究所创建了朱子学研究网站,正致力于朱子学研究大型数据库建设.
（3）研究机构和队伍扩大.90年代以后,各地建立了各级各类研究机构和群众团体.在福建、江西、安徽、广西、广东、浙江、江苏等省,都成立了包含省到地市级的朱熹研究会,创办了《朱子学刊》、《朱子研究》等刊物.一些大学的研究生教育都把朱子学、宋明理学列为方向,指导硕士、博士生撰写学位论文.华东师大朱杰人指导戴从喜撰写了《朱熹与文献整理》.浙江大学束景南指导包丽虹完成了《朱熹诗集传文献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曾志华指导侯长生完成了《朱熹山水诗的渊源与嬗变》,等等.
（4）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出现一批优秀的文学研究专著.继《朱子大传》、《朱熹文学思想论》、《朱子理学美学》和《朱熹文学研究》之后,一些研究朱熹的专著或研究宋代文学的专著,都开始关注朱熹等道学家的文学,都在自己的论著中写进了朱熹文学研究的章节,如1994年张立文修订1981年版《朱熹思想研究》,增加了朱熹《美善、文道、诗理的美学思想》等三章.1995年,张毅出版的《宋代文学思想史》,在第五章即专门介绍了朱熹及理学家的文学思想.2000年,蔡方鹿出版《朱熹与中国文化》,也有专章研究《朱熹的史学思想与文学思想》.2001年许总主编的《理学文艺史纲》出版,综合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写作技巧学家的文学思想、诗古文词、书画艺术等多方面成就,作了深刻而系统的论述.李春青出版《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用两章篇幅讨论《道学与诗学》,其中一章专论朱熹.而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都达百篇以上.
二、朱熹文学思想研究的理论发展
朱熹文学研究,从开端期到批判期,再到发展期,历百年曲折而终于走上科学研究之路,这是值得庆幸的.经过百年努力,特别是20世纪80―90年代的拨乱反正,我们对朱熹文学思想研究的宏观把握和微观考察都有了更多的积累,再来总结得失,客观评价,应当是适时的.
1、朱熹的文道观.自1928年周予同提出,朱熹文学之根本观念是“由因袭的‘文以载道’之说进而持较深澈的‘文自道出’之论”,后之研究者均把文道关系看成朱熹文学思想的核心与根本,展开深入的研讨.而所持观点则大略以80年代为界,前后不同.前期多以朱熹为道学家文论代表,以其重道轻文,而持基本否定态度.郭绍虞说：“周敦颐的载道说,还是把文辞与道德看作是两个不同的事物的,而朱熹则因强调唯心的先验论,所以说理在气中,这是朱熹在唯心观点上比周氏作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至于以道为本,以文为末,则是一样的.”程千帆说：朱熹“跟吕祖谦不一样,仍然恪守北宋道学家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说,斤斤计较道统与文统,明确地显露出重道轻文的倾向”.
80年代以后,学术上也出现拨乱反正的生机,朱熹的文道观得到更深入的研究,学者们相继提出了矛盾说、修正说、一体说、本体说、折衷说、调和说,而肯定朱熹文道观的进步意义.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肯定：“朱熹的贡献――道文一贯说”,“朱熹站在道的立场,但不反对诗文,而包举诗文,说道文是一贯的.”黄发表《朱熹的文学观》,用朱熹的理气关系来论述他的文道观,文与道固然不可分,但不防碍二者各自的相对独立地位.朱熹关于文和艺的论述背离了道学家,却与苏轼的观点相近.成复旺说：“朱熹修正和完善了程颐等人的观点,把道学家的文学理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影响到整个南宋.”又说,“文道合一,是道学家文学理论的宗旨,也是朱熹文学理论的核心,他等从道学思想出发刷新了以往文道关系上的各种提法,使文道合一的观点得到了详明的论证和恰当的表述.”吴长庚说：“朱熹打破了千百年来论文道关系旧的思维模式,不再置文道于两端,重复在或重道轻文、或重文轻道、或文道并重等方面兜圈子.他合文道为一体,把文看成是从道的泉源中流出来的水,这样,他便将人们的注意从‘文与道应该是什么关系’的思维模式中超脱出来,而引导到‘文与道原本就是这个关系’的新的思维模式之中.”李春青说,朱熹以体用模式而前人以工具论模式来观察文道关系,道作为超验之理不可见,需有人使道变成可以理解把握的形态,这形态就是文.所以,朱熹的意思是：文是使存在者之存在之光显露的方式,真理即以文的形式呈现于人们面前.朱熹与前人在文与道的关系上之根本差异即在于此.潘立勇说,朱熹对传统文道说的突破有二：一是对唐宋古文家文道论的突破,二是对理学前辈文道观的修正.他对传统文道说的发展则主要体现在第一次将文道关系明确上升到本体论的角度.束景南提出折衷说,认为朱熹“折衷于古文家的文道兼重说与道学家的重道弃文之间,从自己的理学思想出发,提出了文道相即的文学思想”莫砺锋提出调和说,认为朱熹的文道观实际上是调和了韩柳欧苏等古文家和周程等理学家两派的理论而形成的.张毅赞同其说,并认为：“这种既强调文学的道德的社会功用价值,又不完全排除文学创作自身的审美价值,而是主张美善合一的价值观,不仅较易为作家所接受,而且也符合中国人重的民族性格和审美心理,其影响也就更为深远”.
2、朱熹的古文论.朱熹的文论很丰富,近百年对朱熹文论的研究也成果丰厚,涉及到文学本质论、文体论、文势论、文气论、文风论、文法论等方面.成复旺说：“朱熹的文学理论,不是道与文学的捏合,而是道学与文学的融合.”“（他）以成熟的发展形式反映了道学家文学理论的两大基本特征,一是加强教化主义,一是提倡自然之美.”程千帆说： “朱熹本人的理论和实践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尽管他在理论上重道轻文,并且对古文家进行了批判,但他无法否认从《诗》与《楚辞》以降的古典文学的价值与韩柳欧苏等人文章的艺术成就.等他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仍然讲求文辞技巧,他的散文与诗歌仍然不乏佳作.”莫砺锋考察了朱熹对“道”的体认,是以内心观照和德性涵泳为主要途径,这种体认影响了他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文学创作的终极目的是明心见性,涵泳人生,体认道理,兴发情志.一句话,文学的本质应是抒情性的,审美的.这种认识,使朱熹能深入文学的内部规律,来分析评价和批评文学.
研究者指出,朱熹论文论诗,都讲求识体,要求“识得古今体制雅俗向背”,他历述先秦以下至宋的文体演变,提出“文三世”“诗三变”说.“文三世”说以世运联系文运,显示出从世运兴衰考察文体风格的思维定势.“诗三变”说体现他对文体流变实持衰变说,推尊古体,而批评近世俗体.他把文体论运用于《韩文考异》中,在准确把握韩文体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基础上,分析韩文的义理、文势、风格,区分体格、韵例、语助位置,为异文材料的判定提供依据 .
朱熹也以气论文,如批评五代文气衰弱,三国两晋文气日卑,司马迁文雄豪,有战国文气象.又说前辈文字壮浪有气骨,刘病翁诗气韵高古等等.李士金认为,朱熹以气论文,具有广泛深刻的意义,气有盛衰、高下、正邪、强弱、色彩、质地之不同,气与文章之内容形式的表达有关,气与艺术真实和生活逻辑在文学中的实现有关,气贯穿文章文学的始终.但朱熹的文气论是感觉式的,未成系统.其深刻意蕴的本质在于提倡文学为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怎么写作 .
刘大云：“论气不论势,文法总不备”（《论文偶记》）.文势概念,最早见于刘勰《文心雕龙》,其《定势》篇涉及文体和风格两方面.朱熹论韩愈文,也较多地使用了“文势”的概念,以分析文章语意脉络发展变化的趋势.《考异》文字中,大量精辟的分析说明了“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的道理,体现出朱熹从文学角度认识韩文的深邃目光 .
学者认为,为了传道的需要,朱熹推崇平淡自然的文章风格,创作中强调品德的涵养,其间自有“天生成腔子”,也就是行文之法.他强调法度,也不反对自出新意,自铸伟词,只是要求“变而不失其正”.他标举平淡,却也不主张淡而无味,而是希望“枯淡中有意思”.
出于“文道合一”和“文自道出”的观点,朱熹对唐宋古文作家进行过广泛的评论.他的批评极为中肯,有敏锐的洞察力和鉴赏力.
3、朱熹的诗论.不少研究者都碍于朱熹所言“以多言害道绝不作诗”,而对其诗论评价不高,或仅以“理学家诗人”、“理学家诗论”目之.但能较早认识朱子诗论价值的也大有人在.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朱东润先生就指出了朱熹之诗迥异于道学诗人和论诗不同于江西诗派之处：一、晦庵论诗,推重选体,重在情真语真,故晦庵之诗,亦多可读,与后代道学诗人迥不相同.二、论诗与江西派不同.“晦庵之时,适当江西派盛行之余.江西派推重老杜,尤推其夔州以后诗.晦庵之论,显然与之立异.”郭绍虞更指出朱熹“道学家兼诗人”的双重身份,说：朱子以道学家而兼诗人,故也论作诗,也论用诗,也长于知诗,“他可以本于道学家的见地,也可以本于诗人的见地,以论昔人之诗.是则朱子论诗不惟集道学家之大成,也且兼诗人之诗论而有之了.” “他对于用诗,不仅限于功利的教化主义,而在于得古人之高风远韵；对于作诗,也不仅属于言志载道,而重在其发萧散冲淡之趣；于是,对于知诗,也不会拘泥其内容,而遂能体会其风格.” 王运熙也认同朱熹的“文学修养”,承认他“也是一位诗人”的身份：朱熹论文重道,论诗主志,主张不以工拙论诗,故对形式强调质朴自然.朱熹较富于文学修养,他在评价作家作品时,有时也表现出一些较好的见解 .前辈学者所论,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进入90年代,学者们对朱熹诗歌理论有了更新更系统的认识.吴长庚考察了朱熹思想上学道与作诗的矛盾、理论提倡与创作实践之间的矛盾演变,认为朱熹从“以多言害道绝不作诗”到“不能不作”,继而到“真味发溢不能自已”,再到诗道对立消除,感悟到 “未觉诗情与道妨”,表现为三个不同阶段.这种矛盾最终由对立冲突走向和谐融合.
学者们注意到,作为理学家的朱熹,他对诗歌所抒情感的内容,自然是和他的道德观念一致的,这往往成为研究者的口实和微词.而张毅作了很好的概括,他认为,朱熹对诗歌创作的要求是以情寓理和以理节情,将出自个体的情感体验与群体的社会规范结合起来,从而赋予儒家中和之美的文学思想以新的时代内容.
4、此外,朱熹的作家论、风格论、鉴赏论以及文学史观等方面,都有研究者涉及.如莫砺锋先后发表过多篇论文,讨论朱熹关于作家人品的观点、朱熹文学家身份的历史性消解、朱熹的文学史观等.他从考察文学技巧的演进与文学评价的矛盾来分析朱熹的文学史观,并发掘它针砭时弊的进步意义,又由此进而探讨朱熹关于文学盛衰与国家盛衰关系的学说,都大大推进了研究的广度.
三、对朱熹文学研究成果的评述
朱熹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代表作有《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三大著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诗集传》因属于经学研究范畴而历久不衰,《楚》、《韩》 研究则远不及其盛.对朱子文学研究之三大著述进行现代研究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
1、对《诗集传》研究的评述.一百年来,对《诗集传》研究大体围绕成果贡献、“六艺”说解、美刺序诗、“淫诗” 辨析、注音研究、地位影响诸论题而发展.在上世纪20年代,周予同就概括朱熹《诗经》学之贡献为三方面.一,反对《诗序》,以为不足凭信；二,不专主毛郑,而间采今文《诗》说；三,提出新解,以《诗经》中二十四篇为男女淫佚之作.30年代,龚书发表《朱子攻击毛诗序的检讨》,卢超翔发表《诗序与集传之研究.70年代,钱穆《朱子新学案》在台北出版,对朱子从文学角度认识《诗经》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朱子《诗集传》“实是兼会经学、文学、理学之三者而始有此成就.等朱子《诗集传》之所以能卓古,尽翻前人窠臼,无复遗恨者,盖以其得力于文学修养方面者为大”.许世英对朱熹《诗集传》之声韵进行了系列研究.王力也发表了《朱熹反切考》.80年代初,曾伯藩撰《论朱熹对诗经研究的功过》,于贡献于错误各列了七个方面,但又认为错误为毛传郑笺孔疏所共有,而新贡献却是前所未有的.
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诗集传》的肯定逐渐增多.吴长庚认为,朱熹诗经研究的最大功绩,是打破了汉唐诸儒陈旧的框架,让《诗》从经学的附庸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文学的本来面目.他求诗意于文辞之内,破诗小序,破美刺说诗,使诗三百此次进入文学的殿堂.
莫砺锋特别标举其“淫诗说解读”,认为,《诗集传》最引人注目的突破,在于对维持权威地位达千余年的《诗序》进行了批判与修正；最为惊世骇俗、同时也最具文学批评性质的莫过于他对所谓“淫诗”的解读.他把历千余年,家喻户晓,具有严肃意义的“刺诗”解说成“淫奔者之辞”,使恪守《诗序》成说的儒生们如雷轰顶!所以,自南宋直到清代,《诗经》学的整体水平已有突飞猛进,而学界对所谓“淫诗”的理解却仍落在朱熹之后.汪大白说：朱熹的《诗集传》标志着传统《诗经》学由“以史证诗”、“以序解诗”走向“以《诗》言《诗》”的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包丽虹则全面考察了朱熹《诗经》学思想的演进,指出：朱熹的《诗经》学思想是发展的《诗经》学,这不仅体现在他对前代与同代学者的超越,还体现在对自己《诗经》学的不断反思和批判；她还详考朱熹《诗集传》历代版本注音,指出《四部丛刊三编》影宋本的学术价值最高.
郝桂敏对朱熹诗旨的说解作了区分,有取《小序》说,有改造《小序》说,有从文学角度解诗,他将《小序》认定的刺诗定为“淫诗”,“除了从文学角度看诗外,也出于对《小序》有意识的改造”,朱熹继承前人,提出“淫诗”说,做了一系列论证：释“雅郑”之雅为大小雅,郑为郑风,不应概以风为雅,郑声即郑风；又对孔子删诗说和“思无邪” 之旨进行新解,由此“较完整地构建了淫诗说的理论体系”.
朱杰人是《朱子全书》项目的主持人,他对朱子诗学的另一部长期尘封无人问津的著作《诗传纲领》提出新的看法,这部著作“篇幅非常短小”,“但其容量和分量却不可小觑,它几乎包罗了《诗经》和《诗经》学研究的所有主要的理论问题.它以提纲挈领的形式,囊括了自先秦至南宋以来最重要的有关《诗经》学的理论建树和争论焦点.”其书成于朱子晚年,纪录了朱子诗学思想的变化和对某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定见.应当把它放到《诗经》研究应有的位置上去.
2.对《楚辞集注》研究的评述.
朱熹晚年作《楚辞集注》及《楚辞辨证》、《楚辞后语》,是继王逸《楚辞章句》之后,在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自宋明以下,学者却褒贬不一.明何乔新以朱子之定骚比于孔子之删诗,陆琛则以为朱熹之旨仅“贤于无病者尔”,清人朱天闲甚至提出怀疑：“后得紫阳《集注》,讶其无所剪裁,庞杂如故.每辨此注,决非紫阳所集”,乾隆时夏大霖亦谓朱子生平精力毕萃于四子之书,“则其未暇注《楚辞》明矣”.这些问题,经姜亮夫先生考证,答案是肯定的.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陆对《楚辞集注》的研究是相对滞后的.60至70年代,日本林天慎之助曾撰文考察朱熹注楚辞的动机,山根三芳讨论了朱熹在《楚辞集注》中体现的思想,台湾傅锡壬发表《朱熹楚辞集注与王、洪二家的比较及其价值重估》,台北出版《楚辞书目提要》,收进了姜亮夫《楚辞集注八卷提要》.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楚辞集注》, 80年代后,大陆的研究成果开始大量涌现.林维纯撰《略论朱熹注楚辞》,莫砺锋发表《朱熹楚辞学略说》,戴志钧发表《论朱熹在楚辞学史上的开拓性贡献》,带动了朱熹《楚辞集注》的研究.
学者们就以下四个方面问题,取得很大进展：一是朱注《楚辞集注》的动机,二是对朱注《楚辞集注》思想意义的阐述,三是对朱注《楚辞集注》功绩的评价,四是对朱注《楚辞集注》比兴手法的分析.
研究者都注意到,朱注《楚辞集注》的动机有四,或谓“朱子作牧于楚”,或谓“庆元党禁”、赵汝愚被贬暴死、“纠王逸、洪兴祖之失”,都有很充分的理由.莫砺锋据朱子自序,认为,朱子“不满于旧注只注意到屈赋的训诂名物,而没有能发明屈原忠君爱国之诚心”,所以,“纠王洪之失”是不错的,但周密、陈振孙、赵希弁、王应麟都有“寄意汝愚”之说,所以,朱注《楚辞集注》的直接触发因素是庆元党禁,而其更深广的时代背景是重视《楚辞》的思想意义.戴从喜则综合以上各说为一：“作牧于楚”是朱子《楚辞》整理的最初动因；“寄意汝愚”则是整理过程中进一步推动朱子集注的强大动力；“庆元党争”乃《楚辞》文献整理的历史脉络；“纠王洪之失”才是朱子在《楚辞》文献整理过程发现的纯粹的学术依据.
朱注《楚辞集注》的思想意义,今人或谓：“朱熹对屈原的评价也表现了十分明显的错误.表面看来他对屈原的评价很高,然而其基本观点和一千多年前班固之流的见解,在本质上并无二致,都是用保守、落后的儒家思想去评价屈原.这只能歪曲屈原的光辉形象.”王运熙也说,朱熹在评价屈原及其作品时,掺杂了很多封建正统观点.一方面指出屈原为人“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其作“皆生于缱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不可仅以词人之赋视之；另一方面又说其志行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其辞旨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为训,只知“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不知学周公、孔子之道,反对怨君之说,这些地方正表现出理学家对作品内容的曲解.上述观点受到当代学者的批驳.莫砺锋说：“班固之流对屈原的评价是以否定为主,而朱熹的评价是以肯定为主.一是一非,判如白黑,怎能说‘并无二致’?”吴长庚说：蕴藏在《离骚》《九章》《九歌》中的是屈原高尚的人格和“忠君爱国之诚心”,朱熹致力于“发明屈子之微意”,“是以屈原高尚的人格,自抒怀抱,寄寓他对无端遭受的政治迫害的抗争情绪”.朱熹实以屈子人格精神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从“发愤著书”的角度来理解朱熹的《楚辞集注》是允当的.朱熹集注《楚辞》重在义理阐发,揭示屈子忠君爱国的思想情怀,并在注释过程中把自己遭谗被逐和对时事的感慨寓于注义、题解、辩证和序文之中,从而丰富了《集注》一书的时代内容.
当代学者认为,朱注《楚辞》于文学艺术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郑振铎是较早肯定朱熹文学研究功绩的,他说朱子是“最能欣赏文学,最知道伟大名著的好处所在”的学者,他“把《诗经》和《楚辞》两部伟大的古代名著从汉唐诸儒的谬解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本来面目,承认其为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个功绩是极大的”.
朱注《楚辞》对比兴手法的分析超越前人处有二：一是纠正旧注逐句作注的做法,改以一章为单位来解析,无王逸附会穿凿之弊；二是注意到屈原笔下的比喻用得轻虚空灵,有多层次关系,不能死板实在,直致而太迫.
3.对《韩文考异》研究的评述.
钱穆于《朱子之校勘学》一章另《附朱子韩文考异》,对朱子之校定韩文,给予很高评价.谓“自有韩文,历四百年,考异出而始勒成为定本.自有考异,迄今又近八百年,诵习韩文者莫不遵用,更少重定.盖后儒于朱子《诗》、《楚辞》尚有争辩,独考异无间然”.又说,“校勘虽治学末节,欲精其事,亦非兼深于训诂考订者不办.朱子《韩文考异》成于晚年,学诣既邃,偶出绪余,莫非精圆绝伦.虽若仅为校勘之末务,而训释之精,考据之密,清儒能事,此书实已兼备.”
《韩文考异》本属校勘专著,但其所校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流的作家作品.朱子之校勘韩文,不仅采用古籍校勘的一般方法,更从文学的基本规律,诸如文势、文理、文体、文风以及韩文本身的艺术特征诸方面详加审度.他在出校文字中,留下了许多运用文艺理论和文学规律,以解决异文判断的精湛论述,为我们全面完整地研究朱子的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就此而言,《韩文考异》不仅是校勘专著,同时也是朱熹研究韩文的学术专著.莫砺锋也指出：《韩文考异》固然是校勘学上具有典范意义的著作,但它所包蕴的学术价值已远远溢出校勘学的范围.
吴长庚偏重于从《韩文考异》来研究朱熹的文学思想,他提出,朱熹在校勘韩文中所体现的文学思想,表现于四个方面：一在总的原则上,提出了“文势、义理及他书之可证验者”三条标准,把古籍校勘的一般原则与文学规律有机地结合起来.二在校勘实践中,深入作品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之中,充分揭示韩文的气势、风格、意象、文采,显示出深刻的文学眼光.三又由对某条校勘文例的议论,上升到对宋人好怪失常的文风的批评,体现朱子欲以自然平易之风力矫时弊的愿望.四是注意了对韩愈创作个性的揭示.
莫砺锋着重于从《韩文考异》来认定其学术价值以及朱熹精审踏实的学术态度.他分析了朱熹运用“外证”“内证”进行校勘的情况,指出三点：一是朱熹对韩文的作年真伪等情况作了考证,得出重要结论.二是对韩文的写作意图思想倾向进行了阐释,往往独得圣解,破除许多误解.三是书中还包含朱熹对韩愈某些专题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四、对朱熹诗文作品的研究
宋写作技巧学家都写诗,也都写作古文,而朱熹是其中的佼佼者.
南宋末年,理学家金履祥编《濂洛风雅》,收宋写作技巧学家周敦颐以下48家诗,此后,“道学之诗与诗人之诗千秋楚越矣”.理学诗成为一个独立的流派而与文学家之诗判然分途.自宋以来,对理学家诗的评价也判然分途.贬之者如严羽以下,历代诗论家多以其言涉理路,谓之旁门,评价不高,其甚者指斥为“宋诗之一厄也”.推崇者也不乏其人,如方回云：“道学宗师于书无所不通,于文无所不能,诗其余事,而高古清劲,尽扫诸子,又有一朱文公.”
拨乱反正以来,学术界摆脱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对朱熹诗文作品有了更公允更深刻的认识.程千帆说：朱熹是道学家中最有成就的诗人,他不少的作品摆脱了以诗歌说教如邵雍《击壤集》那种恶道,清新活泼,形象鲜明.石明庆说：朱熹诗歌“远师汉魏、近尚韩柳、融李杜宏大气象于陶韦平淡自然之中的清远诗风,也是独树一帜”.
许总对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诗歌成就给以新的评价,他考察了中国哲理诗的类型与发展,认为宋写作技巧学诗是宋写作技巧学思想的诗化形态,南宋以陆范杨为标志的宋诗的中兴及其风格的趋变,是宋诗艺术高峰后的又一道波峰,而作为第二次理学兴盛的代表人物朱熹,则不仅成为整个宋写作技巧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又以理学诗派的集大成者的身份,一面承续着其前辈的遗绪,一面构成南宋中期诗坛的重要内容.南宋中期大诗人对江西诗派的背离与超越,缘于江西诗派末流着意于句律范围的锤炼,并把诗歌创造凝定为一种僵化的模式,无法适应时代生活与内心情感的抒发的需要,因而从总体上看,诗风主潮已由生新瘦硬的雕琢性转变为浑灏流畅的自然性.这便恰恰与南宋理学家由倡“性情之正”而不满江西,并最终向崇尚自然的艺术风格定位如出一揆.
理学家都写作古文,朱熹更是古文高手.清洪亮吉言：“南宋之文,朱仲晦大家也.南宋之诗,陆务观大家也.”便把朱熹之文与陆游之诗置于同一层次水平评价.朱熹传世文集121卷,多为散文.包括政论文、学术论文、游记散文、叙事散文等多方面,都取得很高成就,得到近28年来学术界一致的好评.莫砺锋撰文,详论朱熹的散文创作,认为朱熹的散文既平正周详又简练明快,是宋写作技巧学家中成就最高的古文作家.他的一些精美绝伦的山水游记,如《百丈山记》完全可与唐宋八大家相媲美.其实,再加上《云谷记》、《卧龙庵记》、《记孙觌事》等,即置于唐宋八大家散文之中,也毫无逊色之处的.许总说：在宋写作技巧学家中,既注重“明理”,又注重“学文”的,当以朱熹为典型代表.朱熹的文道观在他的创作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有的文章能紧密结合实际,针对社会弊端,提出治国方略,无架空之论.
有学者注意到朱熹的近90篇散传,认为这些散传也有三个特点：扩大行状碑铭的写作内容,强化妇女墓志的思想主题,加强细节材料的艺术处理.它所带来的写作体例的变化和思想的强化,却掀起了后代散传创作变化的浪潮.
五、小结：回顾与反思
纵观百年朱子文学研究,三个阶段呈一起一伏再起的曲线发展.第一阶段虽然成果不多,但毕竟代表现代研究的开端,筚路蓝缕,开创之功不可没.第二阶段的极“左”与彻底否定,留给我们的是深刻的教训.第三阶段的发展是学术的回归、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必然.
在中国学术史上,朱熹是继孔子之后学问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学术大家.朱熹的文学,既有丰富深刻的文学理论思想,又有超越精湛的文学研究成果,还有堪称一流的诗文作品.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样是引领方向、影响至为深远的文学大家.进入现代研究以来,朱熹文学研究虽然百年曲折,仍联系着社会变迁、时代风潮,但对经学的超越、对传统观念的超越,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进一步解放思想,不仅摆脱了经学与传统观念的束缚,更摆脱了极“左”思潮的束缚、学术政治化的束缚,在文化还原中研究朱熹,用科学态度研究朱熹,把朱子学研究推进到“显学”时代,不仅成果丰硕,而且视野开阔,角度弥新,涉面弥广,成绩是可喜的.
反思百年朱子文学研究,尽管成就是主要的,特别是近30年来硕果累累,但问题与不足仍然存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研究内容的重复开始出现,有些前辈学者已作过论述的观点还被提出来反复论证.低水平重复的现象已经出现.二是系统性、权威性的研究系列还未出现.日本在70年代就召集八十余位学者共同执笔,推出全十四册的丛书《朱子学大系》,包含通论性文章、专题研究、研究历史、原著译注等多方面.中国朱子学研究已有800年历史,近代朱子文学研究也有百年历史,已经到了总结的时候,却无此类成果出现.三是文献资料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四川大学古籍所整理出版了《朱熹集》,华东师大整理出版了《朱子大全》,这些都是90年代的重要成果.但朱子学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国际的,日本朱子学、韩国朱子学、东南亚朱子学、中国港台朱子学,都有丰富的研究成果,都是朱子学研究文献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吸收进来,以完善我们的资料建设.四是纵横结合,进一步开拓学术视野.纵向而言,800年朱熹文学接受研究,大有可为,而至今尚无问津者；横向而言,朱熹哲学、、教育、历史等思想均与文学相关,按文化还原来考察朱熹的文学,或许能拓开新的思路.
21世纪朱子学大有可为,21世纪朱子文学研究大有可为.
林庆彰主编《朱子学研究书目》,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本文多处引用谨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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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上饶师范学院中文系、朱子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胡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