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的现实属性

内容提要 以大众消费文化繁荣为重要特征的社会转型时期,在最需要发挥文艺理论的理论作用的时下,文艺理论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敏感性,以至贻误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发展契机及引导现实实践的契机.文艺理论的现实属性是其本质属性,在文艺理论建构的各个环节,随时存在理论与现实的双向互动过程,这一过程的任何环节的迟钝滞涩,都导致文艺理论现实属性的削弱,都伤及文艺理论本身.坚持文艺理论现实属性,既是深刻的理论意识体现,又需要强烈的理论.

文艺理论的首要属性当然是理论性.理论性集中体现为对于研究对象的本质普遍性的揭示,回答对象是什么及何以是.相对于文学批评对变动不居的具体对象的特征性追踪与发现,文艺理论更偏重于滤除对象的现实具体形态,它所揭示的对象本质普遍性本身就存在于消融了众多具体现实的历史稳定性中.毋庸赘言,对理论研究来说这一点几乎是自明的.但问题是文艺理论毕竟又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它必须向现实敞开,求解现实文艺理论问题,对各种文艺现象,包括历史的现实的现象,作出现实的理论阐释.尤其是以大众消费文艺繁荣为重要特征的时下的社会转型时期,文艺理论的现实属性问题已成为事关文艺理论应否存在、如何存在、如何建构与发展的大问题.就此而论,时下文艺理论的现实属性明显没有得到应有重视,这使得文艺理论的理论锋芒、理论实践性、理论引导性,都难以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

时下,为数不少的文学写作者已完成了对传统创作方法或创作原则的离经叛道,他们都不断在写,不断在写中找到成群的读者并不断地获得不同形式的赞誉.他们充满地飘忽在主观真实与客观真实的相似度检测地带,他们把自己与自己的生活直陈于文学形态,毫不掩饰其中真实的私人性质,他们没有本质深度的奢望,不做所谓选择、集中、概括的认识论操作,也不指涉解构或建构时势的目的.他们在上世纪最后十年初起时曾被划入另类,而当他们成群而起酿成时势时,另类的说法并没有应时地转化为另类的创作方法或创作原则的理论研究.这种理论的视之不见使这类飘忽的群体创作由另类成为空类,理论用回避取代接纳.

艺术生产问题在消费繁荣的时下已被强调出来,但随之而来的理论跟进却基本上没有发生.文学就是商品,不管给它多少特殊性限定,它还是商品,这是走出上世纪50－70年写作技巧论禁区后的一个普通性确认.商品的消费价值不言而喻,为消费而创作是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的认可,但十多年的文学商品化,文学的商品规定性与这一规定性的具体合理性及规定的合理形态,却很少富于深度地展开理论探究,在近几年陆续推出的文学理论教材中,这类重要的文学现实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

各种现实意识形态,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艺术的等等,都在以大众消费文化繁荣为重要特征的社会转型中现实地发生着变化,一些非常重要的具有全局意义的政治提法,如社会稳定的强调进展为社会和谐的强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展为共同富裕,发展是硬道理进展为科学发展、创新发展.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性质在敏感的政治领域尚且能如此舒展,然而,在本应同样与时俱进的文艺理论领域,谈到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却基本上还是那几条抽象稳定的条文.理论的敏感性在理论的稳定性中消失.在极需理论提升与理论引导的社会转型的时下,文艺理论却在其现实属性上辞让,在本应用马克思所强调的“的理论性”去喷发面向现实敞开的理性的时,文艺理论在抽象的普遍性中稳踱方步的架式,不能不让亟须文艺理论指导的转型现实失望.文艺理论的现实属性

作为理论属性,文艺理论具有与其他理论同样的抽象稳定性.经由抽象,原本附着在抽象本质上的现实具体的种种牵连被不同程度地汰掉,普遍性的本质以其普适性构入理论,获得理论形态.不过,普遍性同时就是现实普遍性.“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历史不是凝固不变的理念而是展开富于变化的关系过程,理论的抽象普适性是普适于变化的关系过程,它的普适本身也便是变化的普适,是在变化中普适.

作为文艺理论对象的各种现实文学现象,是现实生活中活跃也是变性极大的领域.文学的本质抽象本身就承认并且不断地促发文学的动态发展.西方柏拉图的迷狂说,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中国孔子的诗言志说,都在真正意义的文学理性的源头对文学本质予以抽象,这类抽象的千古普适性在于它为历代文学活动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理性根据.每一位具体的文学活动主体都会在其中寻获属于自己的主体自由,随之,他们又把各自的主体自由作为永久的现实敞开付文艺理论,使后者在理论的抽象稳定性中开辟理论展开的途径.德里达在阐释雅毕斯《问题书》时,不断地指认诗人、讲故事者与作家的自由创造处境,强调他们一方面被交付,一方面被释放,他们被交付于如何书写的历史,语言是被交付的历史形态,他们又经由现实言语从历史语言中释放,在这个不断的言语创生中,他们成为诗人、讲故事者与作家.他用“暂告缺席”这个词语表述艺术家如何必然置身于历史稳定性,又如何必然获得现实创作的自由：“那也意味着作家的暂时缺席.写就是退隐.不是躲到帐篷里去写而是从他的写作中撤出.是在远离自己的语言处搁浅,是从语言中挣脱或让自己的语言失控,让它独自地轻装行走.是丢下言语.作一个诗人即意味着知道怎样丢下言语.让言语独自,让那些它只能通过写作形式进行的东西自行说话”.接受历史稳定性并通过现实的言语创作而自由救赎,这便是文学本质所提交的文学主体宿命.文艺理论是在现实文学主体“暂时缺席”之所.在他们“写”的退隐中的应时到场者,由于它的到场,历史稳定性在暂缺者的中断处得以延续,暂缺者退隐的理由由应时到场者转陈.这种延续与转陈随之便归入历史,这便是历史稳定性的现实敞开,这一稳定性的本质形态在这样的现实敞开中获得发展变化的理论延续.而这一延续的前提,就在于准确地把握文学活动主体暂时缺席的退隐时间与场所,以便理论的应时而补.

以大众消费文化繁荣为重要特征的社会转型的时下,文学活动主体的历史受控亦即语言受控情况获得更大松解,先前文学活动主体必须先行进入并且束装进入的历史语言场域已边界破损,墙垣模糊.社会转型的突出特点是既在社会理性与现实社会依据的突转或跃迁式的变化或变更,社会理性陷入被疑与解构处境,这体现在现实社会关系、现实社会行为模式、现实文化层位、现实价值尺度、现实审美状况等各个方面,它的全方位性形成巨大的任何个体都难以避脱的裹挟力量,社会成员尽在其中.既在社会理性在巨大的转型裹挟力中被迫出让先前的理性掌控权,这一出让过程是陆续的但又是全方位的.在既在理性出让权力的空缺处或权力薄弱处,人们在既在理性掌控中获得不同程度的解放.既在社会理性的基本掌控形式是各种普遍束之以行的社会生
活秩序,既在理性的退隐带来既有秩序的失序,现实社会生活在某种程度的失序中转型,由此出现各方非议的非理性状态.各方非议的根据是既在理性,既在理性在非议与无可避脱的社会转型的相互作用中解构.

文学活动作为社会转型的在场,比起其他更多地受束于物质现实规定的领域在场,自然备享超越的文学想像的自由,它在墙垣模糊的理性场域中往来奔突,在既在理性不情愿地宣告退席的场景中它已不再扮演暂时缺席的角色,它毋须隐退以维持历史稳定性的延续,在历史稳定性重新辟路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学活动与辟路的历史稳定性终于建立起现实共谋关系――文学活动的自由创作与历史稳定性的辟路行程在文学的自由活动中展开.在越是需要开始的地方,越是需要除旧布新的地方,艺术,包括文学,就越是突显它对于既在理性“暂时缺席”的身分,而造成它“暂时缺席”的根据却同样是理性的――不管它怎样“暂时缺席”于既在理性,就实质而言它都是理性的,是不合于既在理性的一种创造的理性.当社会转型导致既在理性解构时,它同时就着手接生新的理性,就在既在理性的母体中接生这种新理性.而文学活动对于既在理性“暂时缺席”的创造理性,正是已由文学活动主体先行从既在理性母体接生出来的,透露着社会转型所欲接生的新理性信息的原创理性.对此,莫里斯布朗肖在分析了艺术的各种特征后断言：“作品说开始,这词,它欲给予历史的东西,正是首创性,是起点的可能性.但它本身并不开始.它总是先于一切开始,它始终是已经结束.等作品说出开始这词,作品对于白天极重要.它是先于白天的破晓.作品引人入门,确立什么.‘确立什么东西的秘密’,夏尔说道,但是作品本身始终是被排除在入门之外和远离显眼的真实性的那种神秘东西”.

不过,文学作品的这种“开始”,却只是一种初露,初露理性向其建构的微光.由于这微光的不合既在理性与不合习惯,它常常便失落于一闪即逝,并难复找回；人们一旦发现了这微光的理性开启意义并试图找回,它便已经陈旧了,它便不再具有开启理性的价值.这也正如布朗肖所说：“在它出现在其中的那世界里,在它在其中告宣的东西,正是现在有了一部作品的世界里,在流行的真实性的惯用时间里,它如不合习惯的,奇怪的东西一样出现.它从来不以熟悉的在场的实在为基点来体现自己；对于我们最熟悉的东西,它从我们这里取走.它本身始终是多余的,是那种始终缺乏东西的多余,即我们曾称为拒绝的极大富余的东西”.这种“开始”的文学作品对于“开始”的微光初露,因其超验而陌生,而使人不经意地回避与错失.这时,文艺理论发现微光初露的敏感性及将其向理性提升的大智大勇就显出了特殊重要性.这一特殊重要性因进入文学作品“开始”所须专修专研条件的限制,又显示着其他领域理性活动的无可取代性.

固然,更切近也更直接的微光初露的发现敏感性主要是来自于文学批评,但文学批评是文学理论伸向文学作品的触手,调控触手的理论本体没有可调动的主动性与能动性,则文学批评的触手便会因没有理论根基而茫然不知所措.在时下文学批评中很少看到取诸本土文学理论尤其是时下本土文学理论的理论支持,而是更多的绕道而行或借道而行,即绕到异域文艺理论中去提取相应的支持,如一些批评者的惟西是取倾向.但无论如何,本土文艺理论现实属性的不突出甚至被有意削弱,以致无力给文学批评以切实有效的理论支持,则不能不说是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的不容否定的自身原因.

对于“开始”的文学作品的开启理性的微光初露,将之进行理性提升的理论运作,乃是理论主体所为,任何向之绕道或借道的他者,均没有越俎代庖的能力,更谈不上越俎代庖的热情.时下,在社会转型中,在大众消费文化繁荣中格外活跃的文学活动,谁能说其中不随时出现“开始”之作,谁能说其中未透露开启理性的微光由于文艺理论某种程度的现实迟钝,它们中的一些可宝贵的“开始”与微光初露,很可能便在悄无声息中由“开始”而“结束”,由微光初露而暗淡无光了.

从文艺理论的理性性质而言,它是知性与实践性的综合,是观念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综合.如专事理性批判的康德所说,观念理性与实践理性虽然各有轨道,但却必须注意它们的关联,正是在这种“关联”中,那些“在彼处只能悬拟地设想的概念,现在可以在其实在的体现中被看出来”.文艺理论的现实性便体现在或实现在它的实践中,它在实践中把握着现实也创构着现实,实践构成文艺理论的现实形态,文艺理论的概念群在实践中获得现实实在的体现.

文艺理论实践的外缘消融在一定社会语境的文学活动中,这一定社会语境以其动态的生态性与文化性而成为各种文学活动生成其中的充分现实,它的繁复的实在性及时时发挥控导作用又深隐不露的规律性机制,使它孕生文学活动时便血液流通地将此传达给它的这一孕生物.文学作品所以能先于既在地“开始”并“微光初露”,正在于它与深隐着、悄然展开着规律性机制的语境母体血液流通的关联.文艺理论的实践性外缘消融其中,首先便是对它所融入其中的语境及语境活动的充分感性的觉察、触动与聆听.康德将此称为实践理性的第二原理,即“建立在主体的感受性之上”,“它依赖于一个对象的存有；因而它属于感官(情感),而不属于知性,后者按照概念来表达表象与一个客体的关系,却不是按照情感来表达表象与主体的关系”④.康德出于思辨体系的需要,把感性确定地区别于知性,并使之截然相分.而实际情况是感性中便已消融了知性,情感中便已深沉着概念.这种消融性,中国古人倒是看得更为深切,如宋明理学代表人物程伊川便说： “道与理一也,等性之本谓之命,性之自然者谓之天,性之有形者谓之心,性之有动者谓之情：凡此数者皆一”.因为感中有知,情中有理,所以由外缘的感官才能直接唤起理性活跃.文艺理论在这一层面的最富特征的活动就是敏锐的感觉与强烈的感受,就是理论及经验的忘却――在其中又要忘于其中.社会转型、理性转型时期,这种忘却犹为重要,无忘则不得,无忘则必与不同于无忘理性的“开始”及微光初露擦肩而过.

理性相忘在外缘感受内在化的过程中鞋醒,它成为内在化的批判者,理性的奠基于普遍性的稳定性使它必然成为多余于它的具体内在化的批判者.倘若它不能适时释放它的现实属性,它就对这新生的具体内在化迟钝甚至否定,或者将这“多余”转化为已有的剩存,或者加以放逐.而这种批判的过程只是短暂的,甚至是不为主体所认知的,它的成果是具体内在化的现象呈现.呈现的现象必是被允许呈现的现象,它的获准条件便是通过了知性智慧的编辑加工.这种情况下,倘若知性智慧中隐含着最初的具体内在化所蕴含的,被外部语境血液流通所导入的,正展开为生活普遍性的隐秘机制,则它就会成为“开始”及微光初露的获利者.康德在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的批判的消除中,谈到过这层意思：“当我们(正如我们应当做的那样)把事件和事件在其
中发生的那个世界都只看作现象时就不会有任何真正的冲突,就被消除了：因为同一个行动着的存在者作为现象(甚至在他自己的内感官面前)具有一种感官世界中的、任何时候都是符合自然机械作用的因果性,但就同一个事件而言,只要行动着的个人同时又把自己看作本体(作为在其不能按照时间来规定的存有中的纯粹理智),就可能包含有那个按照自然规律的因果性的规定根据,这根据本身是摆脱了一切自然规律的”⑨.康德这里的“自然机械作用”,就实在发生的实践过程,就其自律性而言,可理解为我所说的正形成生活普遍性的隐秘的规律机制；他在括号里所强调的“我们应该做的”,便可理解为应该有的理性的现实敞开的实践性.在这样的现实敞开中,理论主体同样得于外部语境的隐秘自律的“开始”,与受于外的初始具体内在化的隐秘自律的“开始”相遇相合,理论便获得可以进一步接受的“现象”.

接下来便是理论构成.就功能说,理论构成完成着由现象向概念、范畴的理论形成的转换；就活动取向说,它是双向的,即向内转化为理论,向外转化为现象及感性实践,进而在这样的双向活跃中获得并实现理论的现实属性.现象作为外部作用于内部的精神形态,理论所必须的普遍性已潜身其中,但它只是淡化了具体却没有汰尽具体,一般地说,它属于经验领域.根据唯物论反映论,理论提升于经验,在理论提升中,经验普遍性被授予概念,概念通过逻辑关联,使经验普遍性获得理论的逻辑形态,观念或思想体系在逻辑形态中形成,进一步的抽象也由此完成.理论普遍性或普适性的广度取决于它所提升的经验关联的广度.经验来自于个别超越个别,就在于经验的相互关联.胡塞尔从他的现象学角度称此为“经验联结体”,它是外部实在以其各种相关在经验者这里形成的经验秩序,理论的逻辑形态当其合于“经验联结体”的秩序时才能获得理论主体自证,也才能成为逻辑形态理论.即便是充分思辨的理论,也有思辨主体的来自于生活的“经验联结体”所暗合.“不管物是什么等它们是经验的物.正是经验本身规定着它们的意义,而且由于我们所谈的是事实上的物,正是实显的经验本身在其一定秩序的经验联结体中进行着这样的规定”.“经验联结体”既是理论对于世界意义及世界关联性的由来,同时也是文学想象的秩序性的由来.前面所说的理论双向展开的现实属性,在“经验联结体”中理论地进入关系层面,与规律相遇.这时,进一步的理论抽象在汰尽经验具体中完成.但这又绝不意味着它就此与“经验联结体”诀别,“经验联结体”作为理论的伴随物(它当然已在理论之外),与理论相遇,它不断地将新的经验信息提供给理论从而充实理论的现实属性,同时,它又随时待命向现实敞开,实现理论的经验回落及在回落中对于具体内在化的现象的组织,并由此抵达感官外缘.

由感官而理论或由理论而感官的双向活动的每一步递进,都涉入现实性敞开,现实性敞开乃是理论的基本的精神规定性与现实规定性.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递进环节的敞开不畅,或滞涩,或迟纯,或部分地封闭,都导致理论僵死.很多理论悄然无声地退场,终被遗忘,不管它曾经历怎样的辉煌,都可以在其现实性自闭中找到其自我消亡的根据.而理论在何等程度上对现实敞开,一方面取决于既有理论本身的现实适应性,另一方面则取决于理论主体基于现实性理解的现实敞开的理论与适时敞开的意志.

对于始终密切关联着现实的文艺理论,对于以大众消费文化繁荣为重要特征的社会转型期的文艺理论,其理论现实性的坚持,自然更具有迫在眉睫的意义.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吴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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