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底层文学以关心民生疾苦、同情弱势群体和批判现实的创作姿态出现在当代文坛,而在消费主义的催化下,底层文学却逐渐丧失了其鲜明的底层民众立场,消费苦难、消费底层,同时底层文学自身也逃脱不了被消费的命运. “伪苦难”“伪审美”“化”的极力渲染脱离了真实的叙述,成了单向度的写作.在消费主义的催化下,底层写作成了一种启蒙的“消费姿势”,启蒙精神被中断,由“启蒙辩证法”演变成了“消费辩证法.”
关 键 词 :底层文学,启蒙,消费主义
底层为作社会的弱势群体,是沉默的一群,富有人道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自觉地担任了为底层代言的角色.从鲁迅的《阿Q正传》、《祥林嫂》到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田园牧歌”到莫言、路遥、贾平凹,在乡土叙事中底层书写一直就没有间断过.受五四启蒙思潮的影响,从文化启蒙到文学启蒙,从“新启蒙”时代到“后启蒙”时代,启蒙的理性精神从未被忽视,中国现代文学表现出丰富鲜明的启蒙精神.底层一直以来就以被启蒙的姿态被表述,底层文学的书写自觉地呈现出批判蒙昧主义的启蒙理性精神,当消费主义如洪水猛兽般侵袭而来时,启蒙精神被退下历史理性的光环,西方学者以“启蒙辩证法”指出:启蒙主义为控制而进行的斗争变成了目的本身“启蒙衰退为神话”,乃至“启蒙精神与事物的关系,就像者与人们的关系一样”.[1]而当下底层文学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启蒙姿态已成了一种写作“符号”,僵化了启蒙的实质意义,启蒙精神被中断,由“启蒙辩证法”演变成了“消费辩证法.”
一、
自从90年代以来,在形形色色的理论视野中,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后殖义、后现代主义种种文学幻象不自觉地隐蔽了文学对现实的真实审视.底层文学以关心民生疾苦、批判当下现实的创作姿态出现在当代文坛,而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与商业大潮的催化与显影下,底层书写呈现了失真的的现象,苦难和悲剧的机械重复使底层文学逐渐丧失了其鲜明的底层民众立场,消费苦难、消费底层,同时底层文学自身也逃脱不了被消费的命运.
一些优秀的作家笔下的作品也出现了“消费”的倾向,阎连科的《柳乡长》写了一个村子致富的过程和途径,村里所有的年轻男人和女人都往城市里谋生存,男人做贼,女人做鸡,在城里做鸡最“成功”的女孩槐花成了乡里人学习的楷模.虽然作家的意图在于昭示底层人们对于致富的渴望和思想的愚昧,但我们却不得不思考,难道这就是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诸如此类的作品还有王梓夫的《花落水流红》,为了摆脱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全村女孩都去城里做鸡赚钱,村里人对此还羡慕不已,于是浩浩荡荡的队伍进城做鸡去了.夸张的描写形成了一种模式化的写作:生活在底层的人物进城――接受最残酷的考验――人格的践踏――异化――失败或者是漂泊.在对底层的叙述中,叙述的模式和内容都重复僵化.知识分子们以启蒙的姿态进行着表演式的写作,却没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的社会关怀蕴藏其中.“对真正伟大的作家来讲,无论是以悲剧方式叙述,还是以喜剧方式反讽,写作的基本精神都是爱,基本态度都是同情,尤其是对底层人和陷入悲惨境地的不幸者的同情.”[2]对底层的愚昧应该是揭露而不是渲染,是同情而不是嘲笑,底层叙述首先需要的不是渲染和虚伪,而是朴素和诚恳,不是停留在“无深度的文化”,而是应该深入到现实问题的表现背后,保持清醒的批判精神和温情的的写作立场.如果说文学写作的底层姿态只是精英阶层为了获得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那么底层在消费社会就可能演变为一种另类的商品而被消费.当苦难成了底层的代名词,这种模式化的底层在读者心中除了阅读和窥视的快感,还剩下什么正如福柯所言:不屈服于“启蒙的讹诈”,才能继承启蒙.
康德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3]底层作为“沉默的一群”,艰难地生活在社会最落后的角落,无论是受教育程度还是知识水平都落后于其他阶层,如果没有人代言,底层很难正确表达自己的声音.知识分子对底层的书写正是为底层呼吁并唤起社会对底层的关注,但当下的底层文学在消费主义的强大势力冲击下,知识分子对底层的书写简化成对消费符号的简单模仿,而这种模仿又是断裂的.自然社会形态下的底层和知识分子代言的底层是断裂的,真实的底层和被市场与读者所消费的底层是断裂的,检测想的拯救式的写作姿态使底层文学意义上的启蒙出现断裂,成了纯粹的渲染和炫耀,使底层写作停留在了与消费的浅层.
二、
“五四”时期的启蒙主题主要是解决人的问题,或者说是解决人的思想问题,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认为启蒙应该是对人的启蒙,鲁迅在《文化偏执论》中讲“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钱谷融在《文学是人学中》也强调“人不能脱离一定的时代、社会和一定的社会阶级关系而存在的,离开了这些,就没有所谓的‘人’,没有人的性格.我们从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都可以看到时代、社会和阶级的烙印.”[4]在文学作品中,“人”应该是饱满、立体的角色,对人性的挖掘应该是双面的、平衡的、真实的书写,但在强大的消费主义“无深度文化”的冲击下,底层文学的书写陷入了“单向度”的困境.平面化的视角使底层书写出现了两个极端:一是民粹主义的视角,神话底层,二是残酷的苦难叙事,丑化底层,忽视了对人性的深入挖掘,停留在消费的浅层,失去了批评的立场和力度,渐失了启蒙的意义.
善于表现农村与农民题材的李佩甫在其长篇小说《城的灯》了在中国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结构中,农民“逃离”乡村进入城市的艰难历程.农村青年冯家昌因为家里不堪忍受的苦难,在现实与情感的漩涡中挣扎,最终实现了自己以及整个家族逃离乡村的理想.冯家昌们逃离农村理想的实现是依靠刘汉香来实现的.刘汉香是村支书的女儿,她说服父亲帮冯家昌脱离了农村,并不顾父亲断绝父女之情的威胁,心甘情愿地做了冯家未正式过门的儿媳,替夫尽孝,为夫养家,然而她八年的等待和付出换来的却是冯家昌的背叛和爱情的毁灭,在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后,坚强善良的刘汉香获得了成功,她带领全村人找到了致富的道路,解救了乡村困境.刘汉香是一个被神化了的人物,她以无私的付出与牺牲完成了故事中对人性的拯救.李佩甫试图通过道德化的乡村完成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救赎,但他的纯粹道德化的叙事立场,显然无法诠释更为丰富的现实和人性,因此他对乡村和城市的想象,对生存苦难和灵魂苦难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缺失了精神的穿透力.[5]让鲍德里亚说:“消费是目前构成比较一致的话语的对所有物品和信息的实际整合.消费,仅就其有意义这一点来说,是操纵符号的一种系统行为.”[6]而文学不仅仅作为精神产品,而是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和资源被纳入符号价值生产中,因而必然会带上浓厚的商品色彩.在底层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太平狗》也没有脱落苦难叙事与道德叙事的圈套,故事讲述了来自神农架的山民程大种到武汉打工,惨死异乡,而尾随主人而来的太平在城里也历尽艰险,最后奇迹般回到山里.主人公程大种是一个可悲而可怜的人,他在城市里生存的主动性还不如太平狗,他在城市里处处被人歧视,他单纯、懦弱,只会消极忍受,没有反抗.作者寄予太多的同情在他身上,城市成了罪恶的深渊,程大种在城市穷凶极恶的悲惨遭遇和太平狗神奇的回归给了读者消费苦难娱苦难的快感.但正如萨特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如果我们只偏重于人类处境中黯淡的一面,只看到下贱、卑鄙和低劣,而忽略了人性中某些仁慈而美好的内涵,那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虚伪.[7]在消费主义泛滥的今天,底层的平面书写不论是在思想意义上还是在审美形式上都缺乏一种理性的历史厚度,正如康德所言:启蒙要求人们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性,但是人们得相应地承担责任和后果,人们却害怕承担,加之人们的懒惰和怯懦,自身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中,监护者自己也不愿意放弃监护的“热情”而希望人们永远处于蒙昧状态下.[8]文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对客观世界的描写,更重要的是对于文学审美的主体对象――“人”的本质的表现.
80年代高涨的新启蒙文学精神在世纪末的退隐后,我们进入了被称为“后启蒙”的时代,张光芒在《新世纪:文学如何进行启蒙》一文中指出:“后启蒙”在中国当下可以有两种所指,一种是启蒙已经完成了,不再需要启蒙了,另一种是尚未完成的启蒙被中断了,他指出前者是整个社会从生产消费到思想文化对西方的一种盲从,是一种虚检测的表象,后者才是真相.文学进入了一个启蒙中断的时代,福柯说道:“我们所经历的许多事情使我们确信,‘启蒙’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使我们变成成年,而且我们现在仍未成年.”[9]启蒙以“根除泛灵论”,“唤醒世界”[10]知识分子作为底层的代言人,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坚持启蒙的写作姿态,不能将自己的底层叙述作为底层怨恨的一个宣泄渠道.在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底层叙述的启蒙如何来完成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