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生、转换与复归

摘 要：中国现代乡土作家尽管创造了各自的乡土世界,但都渗透着强烈的启蒙意识.从“五四”批判封建蒙昧到三十年代返归自然及至四十年代的改良人生,现代乡土文学的启蒙话语历经了萌生、转换与复归的发展衍变轨迹,隐喻了一个民族摆脱一切异己的精神奴役、走出精神蒙昧所必须经历的艰难的心灵蜕变过程.

关 键 词 ：乡土文学 启蒙话语 衍变

启蒙思潮在西方是伴随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而发展起来的一股旨在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潮流.它以重新确立人的价值为中心内容,以开启民智、批判蒙昧为基本指向.启蒙话语建立在普世价值之上,被持有时代话语权的知识精英所掌握.在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中国“新一代知识精英开始把思想启蒙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使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乡土文学表现出丰富鲜明的启蒙精神.

乡土作为现代中国广大未开化民众的栖息地,曾经有许多现代知识者从这片浸满血与泪的栖息地走出来,当他们重新打量她的时候,永远会寄寓或悲悯哀怜或欣赏迷恋或理性审视的复杂情感.鲁迅及其影响下兴起的“五四”乡土文学把批判的锋芒对准蒙昧落后的乡土,呈现出批判封建蒙昧的启蒙精神.三十年代不再简单批判,乡土成了这些寄寓都市的启蒙知识者返归自然的精神皈依之所.四十年代延续“五四”改造国民性的启蒙理性,凸显出对落后民众人性的审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启蒙精神.

一、

“五四”新文学运动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学的先驱们意识到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型,必须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领域彻底反对封建思想.在他们看来,民众的精神状况是制约国家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在谈及怎么做小说时,鲁迅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五四知识精英主张文学服膺于思想启蒙,把文学作为改造国民精神的最佳途径.在这种文学观下,“五四”乡土作家以真诚的态度描绘停滞、落后、悲剧丛集的宗法制农村,把落后愚昧的民众和一切封建因素作为批判的对象.

鲁迅的作品虽以其超越一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未归入乡土派的行列,却最典型地体现了“五四”乡土文学揭示病苦批判蒙昧的启蒙精神.他不仅仅满足于对未庄、土谷祠、乌篷船、咸亨酒店以及鲁镇年终大典上的祭祀礼仪等十足浓郁的绍兴风味的乡土生活氛围的营造,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以一个主义启蒙者的思想和眼光来审视这片古老的土地.鲁迅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小说视角聚焦于“病态社会”人的精神病苦：《故乡》深刻地显示了润土的悲剧命运和他灵魂中令人颤栗的变化；《祝福》描写宗法制社会中一个善良的生命被套上无以洗刷的罪名,带者滴血的人生和灵魂走进地狱；《风波》以七斤的惶惑、疑惧的愚昧神情,揭示缺乏精神信仰、无特操的国民性弱点；《药》沉郁地写出了宗法制城镇的愚昧风习.正是从启蒙主义文学思想出发,鲁迅的乡土小说始终关注充满蛮风陋俗的乡土,以审视的目光解剖民众的精神病苦,具有强烈的理性批判色彩.在鲁迅影响下的“五四”乡土作家,延续了批判蒙昧的启蒙主义立场,他们怀抱阳光之剑,以与一切封建旧俗为敌的姿态批判愚昧、落后,挖掘民族精神创伤.《菊英的出嫁》描写浙东宗法制农村中古旧的冥婚习俗,渗透着对陈规陋俗的批判热情.《烛焰》刻写存留于乡间的冲喜恶俗,反映了夫为妻纲的宗法制度下女性价值荡然无存,批判了封建性的落后风俗和麻木不仁的民众.《负伤者》、《赌徒吉顺》表现农村卖妻、典妻的落后现象,揭示了下层妇女外部环境的冷酷、内部精神的巨大痛苦.《怂恿》围绕肉猪的写卖,展开乡间土豪劣绅的无情倾轧和野蛮的宗族性争斗.《水葬》着墨于黔地野蛮落后的水葬习俗,揭示闭塞乡村的精神愚昧.

“五四”乡土作家以各自的乡村世界展示出一幅幅贫穷野蛮、闭塞落后、封建主义残存的生存图景,以及在这种生存图景下挣扎的乡村大众灵魂.在凝视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时,他们启蒙主义和革命主义的胸襟充满着沉重的忧患意识,渴望以现代思想来开化民众,疗治民众的精神病苦.解剖国民心理和批判社会痼疾的笔端饱蘸着浓厚的悲剧色彩,以冲破一切封建罗网的强大力量,刺破乡村全部的鄙陋处.

二、

封建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漠视人的价值,以神性压制人性,束缚人的发展.批判封建蒙昧虽是启蒙思潮最显著的特征,但绝非终极目标,它是以此为基础构建人类未来的理想王国和精神归宿.西方启蒙思想家就封建主义的弊端提出了种种设想,卢梭的“皈依自然”、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主张回归充满生机的自然界,返归人性的本真状态.三十年代沈从文、废名的乡土文学上承周作人的人生趣味和审美境界,其中既积淀着中国传统的崇尚自然、眷恋山水的基因,又溶进了“皈依自然”的成份.这表明现代乡土文学不止于简单地批判封建蒙昧,西方启蒙思想本身的丰富性决定了乡土作家必然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接受,乡土文学表现出来的启蒙精神必然也是多种多样.在现代乡土文学发展新阶段的三十年代,便深化发展了启蒙精神,转换为返归自然的启蒙精神.

在乡村与都市、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两种社会文化的反差中,形成沈从文“乡下人”式的道德标准和情感倾向.当他回到梦寐以求的乡野腹地时,那种为都市文明所干涉、所裹挟的孤独感和失落感悄然消逝,在涤去功利念头的胸襟中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小说《边城》围绕翠翠描述的宁静自足的生活,纯淳厚的人情、人性美,信仰简单而执著的地方民族性格,加之乡村风俗自然美的渲染,托出作者心向往之的那块人类童年期的湘西神土,它代表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萧萧》是以文字为音符奏出的温馨背后满怀忧伤的田园牧歌.《三三》、《龙朱》、《长河》等乡情风俗、自然景致与人世命运三者浑然一体,组成一种化外之境的生命形式、一首曲终奏雅的人性抒情诗,展示了湘西底层人性皆善、性自天然的生命自在状态.即便是描写都市生活的《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等,作者都是以都市反观乡村,以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否定寄托高远的人性理想,表明沈从文倾心追寻湘西自然的生命状态.

废名笔下的乡土世界波澜不兴、宁静调谐.《桥》写乡间风景、风俗、儿女情态,构成一个化外的牧歌世界,甚至茅林修竹都领会这纯真的境界,天人合一,物理与人理完美和谐.《菱荡》中的泥墙瓦屋、青山绿树,史家奶奶乐善好施、三哑叔知恩图报.自然适意、返朴归真的性情和生活形态闪动着人性美的光辉.这种对人生丑陋面的有意规避,正反映了作者对人间纯美的向往.

三十年代以沈从文、废名为代表的乡土文学融通西方返归自然的启蒙思想,把自然作为人类的精神归宿,表现出返归自然的启蒙精神,与“五四”的批判封建蒙昧形成互补,共同丰富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启蒙理性.

三、

二、三十年代乡土作家都是滞留城市却未能忘情自己的乡土出身,正如鲁迅之于浙东小镇,沈从文之于混沌未开的湘西.“故乡”象征的是一个正在逝去的文化传统,它是作家灵感、生命的源泉,他们的“精神还乡”唤起的是亦悲亦喜与深广忧愤的复杂感情.而四十年代乡土作家不再以“乡下人”眼光的都市知识者身份回视乡土.由于战争时期解放区遭受文化封锁,与西方文学处于相对隔绝状态,因此他们一方面汲取民间文化作为补偿,一方面承续“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四十年代乡土文学呈现为对“五四”启蒙精神一定程度的回归,但又具有新的特质,注重对人性的审视和国民性批判,表现出一种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

代表这一时期乡土文学最高成就的赵树理,植根于山西农村,注重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艺术营养,更多继承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启蒙精神,以一种人性审视的目光来描写解放区农民,从对农民问题的揭示以及对农民劣根性的批判,表现中国农民在政治、经济翻身过程中所实现的思想上的翻身―农民精神、人的地位以及心里状态的变化.他塑造了两类农民形象：一是深受封建思想毒害尚未觉醒的老一代,《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受封建迷信观念的扭曲,使得他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算命占卦上.《传家宝》中的金桂婆婆不仅被封建的思想观念所束缚,而且顽固地把这些作为“传家宝”传给下一代.正是对背负着封建主义沉重历史包袱的老一辈农民的深入剖析,指出农民真正获得精神上的解放,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二是年轻一代.《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中的小元、小昌开始富于革命要求,然而一旦掌权,封建官本位、特权思想以及权势欲顷刻间急剧膨胀.赵树理敏锐地发现年轻一代农民由于封建思想的毒害没有洗涤干净而可能发生蜕变,显示农民改造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丁玲在四十年代乡土文学创作秉持了她“五四”时期人的觉醒的启蒙主题,《我在霞村的时候》展现了乡村民众麻木愚昧的封建意识.《在医院中》以具有“五四”启蒙意识的知识女性的眼光来打量解放区的一所小医院,揭示了农民小生产者习气、人性的自私麻木.即使像《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政治气息浓厚的小说,也注重对人性的分析、批判和表达.

解放区乡土文学创作是在这块明朗的天空下进行的,由于特定的政治环境,使得它既不可能像“五四”那样在启蒙精神的烛照下对乡土展开猛烈批判,也不可能像三十年代那样归依山水.基于对“五四”改造国民性启蒙思想的继承,四十年代乡土文学在批判封建意识的同时,凸显对人性的审视,表现出改良人生的启蒙精神.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尽管各人头上一方天,各人脚下一片土,但都渗透着作家强烈的启蒙意识.从“五四”批判封建蒙昧到三十年代返归自然及至四十年代改良人生的启蒙话语的发展衍变轨迹,表明它不单是作家与乡土的一场心灵对话,更隐喻了一个民族摆脱一切异己的精神奴役、走出精神蒙昧所必须经历的艰难的心灵蜕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