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20世纪以来,由于时代、政治等因素,学术研究也参与了百年来的文化建构乃至意识形态建构,这使明清章回小说的研究走上了一条“以现行意识形态解读作品”的途径；而大量套用外来文学理论（尤其是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也成为百年来古典小说研究的时髦路数.这种缺乏对古典小说作品“同情之理解”的态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对明清章回小说（其中尤以明清章回小说“六大奇书”为代表）的误读,无论怎样估量都不过分.因此,如何发掘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自身的民族传统,已成为当今古典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吴光正先生《神道设教：明清章回小说叙事的民族传统》一著,正是立足于民族文化本位立场的一次成功尝试.
在全书的论述中,吴先生采取了“破”、“立”结合的方式.所“破”者,乃是20世纪以来的以现行价值观念（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粗暴干扰文学研究、长期“搬运”或“套用”西方文艺理论进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研究思路与尴尬现状；所“立”者,乃着意于重建明清章回小说的阐释空间和个性空间,恢复明清章回小说创作意图的本来面目,从而凸显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特质,建立符合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叙事理论.因此,“叙事学”乃是吴先生所运用的方式,他真正的目的,在还原解读明清章回小说、复归民族文学文化传统.吴先生认为,神道设教的民族叙事传统早已内化为明清章回小说作家创作时的一种下意识,而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也恰恰表现了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叙事的基本元素：明清小说作家成功地借助宗教神话的叙事手段和修辞手段来进行艺术构思和修辞编码；他们利用宗教描写来搭建时空架构,结构故事情节,确立叙事权威,传达创作意图,预设情节走向,完成人物设计；儒、道、释三教的叙事传统和叙事要素均自由驱遣于作家的笔端②.
本着这样的思想理路,论著对明清章回小说“六大奇书”进行了深入的、符合本民族传统的分析和解读.吴先生着力于阐发小说作者的创作心态,因为这对小说文本意蕴、人物形象甚至小说版本等诸多方面起着决定作用.论著首先分析了《西游记》.在典型理论的影响下,一些研究者认为“取真经全靠美猴王”、“真经就在孙悟空的金箍棒上”,由此认定孙悟空为《西游记》的第一主人公.吴先生通过对《西游记》中宗教叙事的分析,指出孙悟空降妖“实际上是为了给自己赎罪”；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则有自我修行和点化唐僧的双重意义；而孙悟空所具有的赎罪者、修行者和叙事者的三重身份又都从属于唐僧的心性修炼.唐僧才是《西游记》的中心人物；唐僧的心性修炼体现了作者对《西游记》的整体构思.在论著的第七章,吴先生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利用宗教叙事完成了情节架构、人物设计,确立了多元的叙事权威,传达刻骨铭心的生命意识的同时,“又成功地将诗性叙事嫁接到小说叙事中,用抒情文学的资源、笔法来写小说,为生命意识的传达创造了诗情画意般的境界,诗性叙事令《红楼梦》有别于通俗小说而成为抒情体小说的经典”.正是这种对明清章回小说作者创作心态的准确把握和对传统小说中宗教叙事的深入挖掘,使吴先生找到了一个欣赏并审视传统文学的新视角.
“生成语境”对分析小说文本内部所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十分重要,它更能体现小说作品所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