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内容提要 1970～2000年的数十年间,西欧与北美的正规文学研究被诸多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传播所主宰,以至于往往把经典文本从课程设置中排挤出去.这些理论尽管能带来某些启示,但若追求过头,则产生了把对文本内在价值的判断边缘化的后果――首当其冲的就是真与美的问题,其影响在学生而言就是使他们转而对其他学科感兴趣.而对许多学者和教师而言就是文学研究失去了令人信服的理由.本文的论点就是,现在该把文学研究重置于社会语境中,重新承认文学巨著具有使人产生追求真理意志的传统作用,从而恢复文学研究学科的权威.
关 键 词后理论 文本内在价值 文学研究地位传统作用
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的西方,尤其在法国和英语国家里,文学教学受到各种流行理论学派的压力.这一现象在中国也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学者们殚精竭虑,试图勾画出西方的(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职业文学圈子中那令人几乎困惑不解的纷繁变化与争论的脉络,对其进行分析并跟上其步伐.主宰着各批评学报的文学理论专用语,大多为法、德两国后结构主义者所创,或从他们那里借鉴而来.这种术语往往晦涩得无法理解,因此,太平洋两岸的非专业人士感到迷茫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紧跟“时尚”的压力使得本来尚属明智的人常识沦落,以至于建立起了一门巨大的产业来破译和勾勒这种本质为外来话语的晦涩性.看到文学课程设置被扭曲,其后果甚至影响到最平衡、最成熟的英语和比较文学系,我忧心如焚.北美很多教授对研究生浪费宝贵精力、被迫跟风去钻研文学理论而不是文学本身感到惋惜,我也深有同感.
文学研究的地位被文学理论研究篡夺了二十多年后,现在可以客观地看到,其后果堪忧.例如,英国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北美的人文类本科生中市场快速萎缩,而且日渐加剧.我想在本次研讨会上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太多人丢失了研究文学的天职感吗”而我想给诸位提供讨论的答复就是：“似乎如此.”可供我们考虑的另一个问题也就随之出现：文学巨著的创作后面是否有些更为相关的文化因素,与那些为意气消沉的西方知识文化提供理论辩护的诸多企图相比,这些文学巨著是否更值得我们努力去理解
我是在蓄意地――但也是严肃地――促人深思.在做出如此评论之时,我只限于讨论那样一些大学,在过去三四代人里,那些大学里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进化被文化大走向和意识形态时尚所左右.一言以蔽之,在我自己的学科里,“文化记忆”的丧失(具体地说,就是学生和受过教育的成人中,在更广泛的课程设置上的文本阅读能力的丧失),以及精英们朝着意识形态时尚的转向(有时为了课程设置的目的统称为“文化研究”),迄今为止已造成了文学研究的惊人变化,以至于某些批评者最近将其描述为知识颓废. 《纽约时报》上关于“英语文学的衰亡”的一篇书评对七部专著进行了评论,书评作者安德鲁-德尔班科把英语文学学术声望的失落解释为一门曾在其鼎盛时期充当现代性文化旗舰的学科的腐败堕落,曾几何时,凭借在世俗文学中发现灵感启发,爱默生式原则那宽广的自由性取代了早期基督教教义的狭隘性,让这门学科引以为豪.同样,马修阿诺德作为这门学科的第一位学术领袖,自然跟现代批评取代“上帝与圣经”的做法有根本性的联系.最近有好几篇类似的哀叹文章(包括德尔班科的书评),为这些世俗化楷模的逝去和后继乏人而痛心疾首.与其他著名的阿诺德派学者相似,其中包括诺斯洛普弗莱,还有更晚近些的新派阿诺德批评家乔纳森卡勒,这些批评家中许多人现在却为他们曾帮助促成的文学学科的衰退而担忧,为逃离文学作品、转向文学理论信条而忧虑,这一点不无讽刺意味.这些信条分帮结派,从而使文学学科在大学里被边缘化了.德尔班科本人就属于那些坚持永恒的阿诺德式辩护的学者之列.人们往往用这种辩护来维持英语文学地位的合理性,也即是说,没有文学学科,大学将“没有道德中心”.
听来尽管令人震惊,但认为世俗英语文学能够取代宗教文本的中心地位作为道德指南的观念,却在一个多世纪中被持续地用来为这个学科做广告.这种典型的未经审视的宣传变得不检测思索了.史蒂芬格林布拉特2002年在现代语言协会的主席演说中,号召文学研究要传播自然唯物主义的反宗教思想,但在他显然毫无自我意识的演说中,几乎每句话中都表现出一种位移的宗教热忱、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不管这是多么自恋,格林布拉特的最后呼吁却是要求卢克修斯式的异教灵魂转世学说.在这一学说中,失意的文学批评家们无视同时代人的鄙视,互相劝慰道,他们自己已位列仙班,在他们的传世学术著作的书页中作为鬼影继续存活.这种话语也许不是来自传统宗教,但明显是一种替代性宗教辩护词.
后现写作技巧论家们颇像古代史诗中冥间的鬼影,他们得到一桶桶的鲜血愈多,嚎叫的声音就愈高.(西方最近的毕业生不必借助渊博的脚注就能理解这个典故.)但是幸存下来的年轻一代大学教师却从这些理论家手中继承了关于其学科缺乏系统性的观点.我们现在有这一行业的新文本和新仪式,随着一批又一批理论家暂领而依次替换.结果,我这一代年事日高的叛逆者们忿忿不平,但文学课程中文学的衰落变得更为普遍,而我们模糊地称之为“文化研究”的东西占据了很大的空间.“连环漫画册艺术史”(印第安纳州大学)、“1970年迄今的摇滚乐”(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或“校园文化与酗酒”(杜克大学)等课程竟然可以满足文学中的分配需求,这就让人有几分明白,最近的文学博士论文课题可能会把当代研究生项目剩下的学生导向何方.正如乔治斯坦纳所说,在这样的学术环境里,我们的文化资本储备好像几乎已经耗尽了.
这样说也许并不为过：英语是一门“失去了主旨”的学科.正如我在别处所说的那样,这种明显的失落也许正是英语学科的创建者所作抉择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阿诺德和其他人做出一点姿态,承认《圣经》是背景或基础性文学,同时又删削了《圣经》的超自然或神学意义.即使如此,他们还是朦胧地看到,创造性表现领域本质上是无序的,其中的连贯性取决于周期性地与一个规范性、基础性的中心叙述重新建立关系.
在我们这些从事文学教学的人中间,说现在世界上的一些伟大文本已经很难给本科生讲授,这已是老生常谈了,即便这些文本的语言是他们自己的母语.虽然个中缘由随各种文本而不同,比如前现代的、早期现代的、现代的,但所提出的理由却通常牵涉到学生的语言功底不足或缺乏文学根底,他们没有阅读所涉及的作品的语境.对此局势人们虔诚而徒劳地扼腕长叹.更常见的是,课程设置中往往明显排除了曾经是经典的著作,各种团体将其视作边缘化或文化上生疏的文学(这种书单随着理论时尚的具体裁决者的得势而不同).
我认为,可以想象,要保存某些伟大的白话文(相对于拉丁文而言――译者注)著作,现在可能要依赖次文化团体的学者,即那些出自审美传统主义或个人经历过传统宗教培育而从事学术的人.第二类人与第一类人同等重要.但丁、乔叟、马罗、锡德尼、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多恩、赫伯特――更不必说勃朗特姐妹、两个艾略特、大卫-琼斯、R.S托马斯(在英美作家中这份名单会很长),有谁不能珍重或至少不能理解这些作家与《圣经》和神学对话的意义,就不会像那些珍重他们的宗教意义的人那样有合理的动机来保留这些作家的作品.愿意接受挑战去弄懂一个作家最深刻的宗教信念的那些人,不会像人们更经常做的那样,一味向更广泛的学术界那纯粹的外来时尚让步,他们因此会有机会来为今后多年里的知识界文化作出重大贡献.那时人们也许会再次渴盼接触到有伟大历史文化意义和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
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就要像所有那些想保存一种伟大而当前不甚时尚的文学的学者那样做,无论这是为他们自己还是为人类的共同利益.他们首先必须用深刻的理解来阅读和教授那些基础性的文学.
我们很乐意承认在非西方宗教语境中撰写出的文学作品的互文性.若没有对佛教的初步了解,谁能教17世纪吴承恩的叙事史诗《西游记》呢伏尔泰明智地想到,基础性书籍的作用正是如此,它们在相关的文学文化中充任所有别的著作的基础：
整个非洲大陆,自从在《福音书》的重压下释放出来后,从埃塞俄比亚到尼格里西亚(Nigritia)都信奉《可兰经》.中国被孔子的道德教诲书所统治；印度大部分地区都被《吠陀经》所统治.波斯在很多世纪中都受查拉图斯特拉著作中的某一本所统治.(《哲学辞典》,“书籍”条)
尽管在教授世界文学时,我们可能会希望充实伏尔泰的经典书单,但有谁会与他的原则争论呢但是最近在我们西方的文学教育界,在牵涉到《福音书》和西方文学时,许多人都十分顾忌.如今尤其明显的是,这一行业对我们自己的“主导性”书籍的反感正好与我们行业日益深化的失序危机同时发生.当然,这门学科比古希腊罗马经典的研究或中国古代文学要年轻多了.
英国文学只是在19世纪才成为一门大学学科,而且至少是对古典和宗教基础的部分拒斥,这是个明显的事实.这门学科的谱系是发人深省的.虽然拉格比公学校长托马斯阿诺德因为大力宣扬传统基督教真理和培养出了著名的学生而名垂青史,但这些更出名的学生中的大部分人――比如亚瑟克拉夫和他自己的儿子马修――却很快就背离了老阿诺德的宗教信仰,转而信奉一种文化理想,而那鲜活的信念却从这种文化理想中删削了很多.阿诺德是牛津大学第一位用英语而非拉丁文教诗歌的教授,他不仅强调《当前批评的作用》(1864),而且把文学教育本身转向社会层面,并明显地偏离了《圣经》启示,以此表明该学科的未来.然而,在阿诺德那革命性的希冀中,他既想让文学研究提供一批替代性的知识,又想保留《圣经》的阅读,其目的不是为了宗教,而是为了文学.阿诺德因此显露了一种动摇不定的张力,这种张力在150多年中一直困扰着文学行业.
我们文学专业在大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理由,不仅仅取决于简单地教作文入门技巧.不管在我的中国同行们看来这有多么离奇,但在西方,我们大学的名声仍然更依赖于成功地把崇高或准宗教的思想归功于日益低级和世俗的阅读实践.批评家的作用就是要使文化本身能让更广泛的人享受到(在阿诺德那里,是从阅读荷马原文转向比较荷马的各种英译版本),但这么做的表面目的,就是要寻求一种“崇高文体”,它能表达“人类精神的崇高”这样的模糊概念.检测如诗人能“稳定地纵览生活”,那么,可以猜想,博览群书的批评家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阿诺德的后继者中,诗歌担当起了宗教的重任,至少直到新批评家们和诺斯洛普弗莱为止都是如此,所以文学教授们就把很多冠冕堂皇的货色贩卖给大学管理者、大学监管委员会和学生们了.阿诺德的“改善国民理智”说与约翰杜威的“社会智慧集中”说异曲同工,也和其他众多把得救与国家等同起来的做法,把美德与对诗歌亦即对主观真理的追求等同起来的做法一拍即合.
现在,我们回顾过去就能明白,那些认为古典作品是“人类最崇高思想的记录”、是“唯一没有失效的神谕”(梭罗)的论点,反映了一种古老的世俗虔敬,在文学作为一门大学学科建立起来以后,这种虔敬持续不久就消亡了.对于爱慕歌德与浪漫主义作家的阿诺德来说,传统宗教业已破产,在他拒斥宗教的一句名言中,他如此道来：“今天,我们宗教最强有力的部分就是它那无意识的诗歌.”(《诗歌研究》)他认为有意识的诗歌,尤其是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拥有“更高的真理和更高的严肃性”.詹姆士乔伊斯在《一个年轻艺术家的画像》中也随声附和阿诺德,把文学称作“最高级、最有灵性的艺术”.
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这些情感在美国的文学行业中仍是主导性的世俗虔敬.当然,时至20世纪80年代,这些情感都无可挽回地受到了质疑,甚至被推翻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但是新的革命者远非渐进的世俗化倡导人,他们被要求坦率地拒斥宗教基础,然后才能领到开业许可证.他们是偶像的彻底破坏者,而且在情感意义上既非宗教崇拜者也非文学崇拜者.他们的革命完全“毁灭”了阿诺德,我们现在甚至可以认为,他们也把他大部分的门徒一同毁掉了.
在整个英语世界,文学的正规研究混乱不堪.即使各英语系只侧重教授思想性最不强、文体最不恢宏的作品,转而只兜售人们认为最有销路的时尚的东西,可学生们还是继续流失到传媒研究、媒体电讯、新闻学、技术写作、电影批评和文化研究等专业中去.与此同时,我们文学专业却有了不提供高贵真理,只提供低级的、往往是琐细主张的臭名.相应地,正如已故的伯纳德威廉姆斯所说,即便是基本的文学作品也遭到了传统学术权威的笼统性批判：
倘使必须学习的作品、作家或哲学,以及阐释他们的方法,还有解释他们的历史叙事都被一揽子斥为意识形态的欺骗,那么我们剩下的就只有一个由权力构建的空间了.
但是这种贬低不仅限于文本的经典地位.正如威廉姆斯更进一步所说的那样,文学权威沦丧于极端笼统的阐释,剥夺了批评家们自身的权威,以至于他们无法维持自己的事业.更直白地说,作为学习智慧的文学研究,其地位即便在愚钝之人(比如大学管理者)看来有了一种优势(即它是需要环保的某种学科),当下那种把文学研究解释为供先锋政治聚会之地、可与有治疗效果的社会科学竞争的说法也很快失去了诱惑力.
显而易见,拥有或能理解最高级的真理,就能使人拥有权威.从亚里士多德到华兹华斯,再到尼采“诗歌渴望成为真理的不加修饰的表达”(《悲剧的诞生》),他们的读者都把这种权威与最值得一读的书关联起来.而从阿诺德开始的文学学科却相信宗教真理在文学中被自然的“更高真理”所充实,我们现在也许走到了文学行业生死存亡的边缘了,因为后现代主义者断言文学不能给我们提供稳定的或可共享的真理.在哲学家威廉姆斯那本发人深省的著作《真理与真理性》中,作者主张要对他称之为“解构漩涡”的东西进行根本性的逆转威廉姆斯论点的主旨就是要重新肯定我们仍然称之为“常识”的非凡理智,即肯定对与语言相关的前思维开放心态的再重视.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一丝半点的阿诺德主义,而是指出了对某种东西的需求,这种东西比马修阿诺德所能提供的东西更重要.
威廉姆斯的思考与我自己的想法相符(参见《圣书的子民》、《阐释者家族》),都是对现已奉为圭臬的批评教义的质疑,这种教义认为不再有基础性的共同故事或不再有宏大叙事.在中国作家中,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宏大叙事也势头略减,许多当代小说家也公开地认同宗教叙事,尤其是基督教的宏大叙事.他们中有老舍、许地山、冰心和穆旦.似乎有一种称作“圣经体”的新文学风格,其特征被描述为“客观、求实、简练”.要了解这种新态势的重要性,在我看来,显然就需要再度重视文学作品本身.
当前文学研究的危机影响了外国文学研究的特征,也影响了本土文学的研究,其简单原因就是西方学术文化那巨大而并非总是健康的影响,我在此所描述的危机,若借用其他评论者所采纳的术语来说,由来已久.在其他评论者看来,把文学学科当前的疾患仅仅设想为偶然的紊乱是更诱人的看法,无论人们选择哪一种观点,其病因都查究得太晚.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批评家如乔治斯坦纳和80年代以来的理论家如伊格尔顿都曾查究过病因,并感到惊恐,,在《使我们的绅士们文明起来》一文中,斯坦纳著文的表面动机是有感于意义晦涩的博士论文泛滥和文学期刊的学术性薄弱,但他影射的实际目标却是I.A.理查兹(Richards)和西吉维克(Henry Sidgwick)那失败的“理性与道义乐观主义”.他很正确地把这种乐观主义看作二手的阿诺德.他的另一个攻击目标就是李维新和亚瑟奎勒考奇那无论多么优雅的唯美主义.斯坦纳做出姿态,要为患病的文学学科开药方,可我尽管很肯定他那多语的慷慨骑士风度.但这种姿态本身是不够的.斯坦纳问道：“正如过去一个人要熟知古典文学和《圣经》一样等今天为了情感的幸存,懂得另一门活着的语言不也同等重要吗”(《语言和沉默》)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不”.这些对“他者”的共同理解的源头并非等价.一种次要的或日工具性的“善”,比如学习一门外语,若没有它的源头――“首要之善”――是不能保持下去的.首要之善不可避免地拥有上的而非实用性的价值.为了把对邻人之爱维持下去,像莎士比亚、弥尔顿、但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基督教作家所信奉的那样,这种爱必须出自我们对上帝的全心全意之爱(《马太福音》第22章,第37～40节).从作为对上帝之爱的那种更优先的、超验的、内在之善,对邻人之爱得到了自己真正的价值.就是这一点,而不是文风或词语本身的问题,使但丁或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的文本具有了连贯性和可信的表达方式.
对于从天主教徒转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伊格尔顿来说,他认为他的新宗教之权威恰恰在于其的而非审美的主张.正是20世纪60年代后文学研究不能保持社会改革先锋地位这一点使得他产生了最大焦虑；他所提及的危机也同样是一种一致性的危机.对伊格尔顿来说,从文学到文化理论的转向自那时以来更进一步地堕落到一种社会上可接受的、完全自恋的自我关注,“悄声细语的中产阶级学生们勤奋地拥在图书馆里,钻研着一些耸人听闻的课题,如吸血鬼现象和挖眼珠、半机械人和电影”(《理论之后》).伊格尔顿越是感到职业性文学研究逃离了公众和政治目的,走向彻底无序的孤芳自赏,他的怒气就越高.他在《理论之后》中写道：“大街上和工厂里失败了的解放运动,却可以在或漂浮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中再现”.此言不谬.但是,难道这样太过确定的诊断足以指出我们逃离当下疾患的道路吗
斯坦纳和伊格尔顿的批判只是20世纪后期两个醒目的例子.他们认识到,正规的文学研究声称可替代宗教,却忽略了一种共同的善,沦入无序中去了.我们还可以引用其他例子.更近的一个例子就是乔纳森卡勒的《行业2003》.乔纳森此刻从事的项目就是要复活诺斯洛普弗莱的体系(当然,弗莱是阿诺德在20世纪里最著名的门徒之一).一言以蔽之,卡勒现在明白,若我们连一个共同的文学价值理想都不能保持,那么文学专业的地位就难以维持.把卡勒作为这一呼吁的来源来对待,无论是多么令人震惊,要不同意他的说法是很难的.他的建议就是,我们再度转向纯粹形式上的问题,如文类、文学模式和原型,借此来重获文学专业的特性.以我自己的思考方法来看,这一建议是值得欢迎的,甚至是必要的,但要复活弗莱理论,也就是说复活20世纪的阿诺德,仅凭其本身是挽救不了文学研究的.
斯坦纳和伊格尔顿分别是克尔凯郭尔的“审美人”和“人”的两种典型.他们都发出了哀叹,但又都陷入阿诺德的遗产中不能自拔,虽则他们都热切地企图超越这份遗产.我们理应同情他们,但也应该有自省之审慎.斯坦纳正确地承认,尽管“‘为艺术而艺术’是条战术口号等”“但若穷究其逻辑后果,它就是纯粹的自恋”(《真实的存在》).伊格尔顿虽则也承认学术话语中激进的社会改革具有战术优势,但他也跟斯坦纳一样为后现代心理呓语(psychobahble)之后文学批评的优雅与明晰性的沦丧而感到震惊.在一种没有价值观等级的话语的专业重负下,他们两人都动摇不定.这些宗教的世俗替代品在真与美的问题上谬误百出,产生了话语混乱的后果.而这种世俗宗教的追随者们时而否定,时而绝望,一派凄惨景象.他们互相沟通的话语都方枘圆凿,遑论与日益冷漠的世人交流了.由于这些原因,他们中有些人在哈佛和耶鲁的教室里门庭冷落就不足为怪了.
这种现象与近现代体制化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相似之处很多,在此不能一一列举.那种有足够超验性、得以让普天下人都效忠、从而创造一种共同话语的权威的沦丧,只是其中的一种相似之处.我以为,文学行业里“什么真理都可以说,什么厥词都可以放,不必担当责任”的那种明显放纵氛围让斯坦纳很不满意.而伊格尔顿在他最近的著作中则像伯纳德威廉姆斯一样热情洋溢,但不如他那么令人信服地捍卫绝对真理和客观性的理念,这么做与伊格尔顿那激进的左派社会目标也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主张“虚拟比历史更真实、更普遍”,至少从他那个时代以来,对可共享的真理的希望就是文学的社会权威不可缺少的支撑.在古希腊,人们去雅典的剧院看戏,是因为在舞台上形象化的真理不是转瞬即逝的真理.这就使得对真理的戏剧化否定有了一种可怕的伤害与疗伤力量.但是,正如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和马娄的宗教剧一样,所有文学归根结底都要求更广泛的善于思考的人们严肃对待.说到底,社会真理的唯一担保者就是超验真理；权威的唯一保障就是一个最终的永恒权威要近在咫尺.
“没有权威就没有权力.”但是,在文学行业中我们从文学的传统权威那里夺过来的权力,却证明是一种相当软弱的权力秩序；它有多么软弱.尤其是在经济局势吃紧的情况下,也许就在下一个年代就会完全表露出来.在我看来,可以肯定地说,作为一门世俗学科的文学,它最好的希望就是重新获取某种走向道德和修辞权威的途径；一窝蜂地用这种权威交换小集团权力,被证明确实是一场不划算的交易.
与此同时,在那些认为真理存在并寻求真理的人那里,有更多的希望而不是绝望,我因此也认为文学在那里有更大的希望.这是因为那些人知道,真理要继续存在,就要求人们检测定有真理,用小说家列夫恩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否定真理就是死亡的开端”(《访谈》,2004).
在那些认为真理在时间内外都有其后果的人的团体里,对邻人之爱相应地还有一种义务,就是就要教授伟大的文学作品,而且要以肯定这些作品与相关的奠基性宗教文本的关系的方式来教授.对于其共同宝藏是一本共同的书的那些读者来说,他们的一个优势就是,他们能够对自己的身份有足够的信心,可以认真对待他人过去与现在的终极关怀.正直的西方文学教师应该能够――如果他们没有完全忘记自己的天职的话――对古老的基督教文学首要的宗教、道德和文体等方面进行在知识上负责的处理.不必自己信仰什么宗教才能教好文学.因此,我的意思不是说,只有信教的老师才能提供这样的语境,而是恰恰相反.
马修-阿诺德认为基督教的精神资本能够以相对高的价值转换为某种世俗的文化资本,基督教经典的名声会变换成文化人的世俗祭司.他因此而乐意让钦定本《圣经》和《英国国教祈祷书》那恢宏的文体留存下去,以示对它们那古老文化权威的敬意,甚至在文学学者的散文中也可仿效它们.但是过了150年后,这笔资本大部分被耗尽了.阿诺德和他的后继者们以为,我们甚至可以保留这些文体上的优点,而不要它们附属于其上的更高的精神崇拜,这真是大错特错.为了教好文学名著,我们必须把它们的一些精神资本再投资进我们的教学中去.
文学研究中的连贯性取决于一种常识,即我们可以共同诉诸一种客观价值,否则语言本身是不会产生意义的.正如威廉姆斯所说,“儿童以多种方法,在多种不同的情景下学习语言.但一种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他们要在明显真实的情景中听到人们使用句子”.在这一方面,伊丽莎白勃朗宁如此喜爱的那句耶稣语录就格外语重心长：“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马可福音》第10章,第15节)
我们能够承担如此明显的重负吗即使这样做是为了保住我们的生计,更不用说是为了我们的学生和邻人的共同利益(如同乔叟的同时代人约翰高尔所说的那种“共同利益”).也许我们许多人看不明白,与歌德或马娄的浮世德颇为类似的就是,跟魔鬼签约,然后又追悔莫及,这是多么容易犯的错误呵！也许我们这一行业中相信自己的灵魂可能丢失的人太少了.但是对于文学行业来说,确实有个会丢失的“灵魂”.
我今天想说的就是,我们重新选择也许为时还不太晚.在我看来,教授世界伟大文学的老师必须比其他人更乐意承担对社会的义务；因此,他们能够、也应该努力保留那些鼓励读者拥抱未来希望的伟大文学,因为只有这种文学才能给年轻人完全的身份感.
但这并不是说,文学研究要有价值乃至某种程度的文化权威,它就需要从某一宗教话语那里窃取权威,尤其不需要声称文学研究是某种真实宗教的替代品.我颇为赞同雅克玛里坦(Jacque Maritain)对阿诺德的批评：“希望从诗歌那里获取人的精神营养,这是个致命的错误”(《诗歌的边界》).但是,与自己的传统有完整关系的文学作品――即令这种完整关系牵涉到挑战与质疑――也能证明文学有力量使我们有追求真理的意志.事实上,这种产生追求真理意志的能力,就是历史上被称作“伟大的”文学最可靠的标志之一.除了它们的美之外,伟大作品的确具有这种潜能,这就是为什么把主要关注放在伟大文学作品上叫人永远受益无穷、而钻研所谓的文学理论却徒劳无功的原因.
我的论点因此不仅是要求恢复某种平衡,而是要求重新肯定文学研究中的某些当务之急.若没有对伟大经典的在文化上负责的亵渎,那么许多略为次要的、然而仍不失为表现真理的优美伟大的作品就会无法理解,甚至无人阅读,不再印刷,就像灭绝的动物物种一样.那样的话,就远不只是我们自己的悲剧了,这也可能会无可挽回地更进一步削弱文学学科那残留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