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文学经典的“文化权力”问题首先起于比较文学,涉及种族、地域、性别、殖民、古今等诸多领域.“文化权力”给出了考察文学、文学经典、文学史等问题全新的角度,以之观照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众多与经典相关的文学史事件、文学现象,就会产生很多文化研究的特别意义.
一、权力结构
文学,看似只是一个艺术问题,但由于它对社会生活广泛的包容性,自然也就无法超然于世事之外.因此,文学经典问题不可能在“纯粹”的、理想化的艺术言说场域中进行解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鲜明地呈现着中国文化生态,在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言说场域中,有三种文化权力共同影响着经典的生成.
首先是政治的主导权.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作为两个独立学科成立的前因便始于政治的介入,当下将两者整合的意图渐成共识则源于社会政治强制介入的减弱,由是可见社会政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言说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这种主导性更多地体现为对于言说空间的框定,强烈时是对言说界限、方向、方式、基调的全方位的限定,等于不给言说空间；温和时则只作或界限或基调的局部限定.具体到经典的生成,“样板戏”的经典化就是最典型的个案.首先,通过“会议纪要”方式全面否定中外、古今（包括十七年）一切文学,为“样板”的生成构筑评价机制,拓开存在空间；以政府公告形式先后公布三批所谓“样板”；以政府行政命令要求全国各级文艺团体学习和表演.社会政治在这个过程中起了绝对主导的作用,我们可以很轻易地窥视到这样的主导背后其文化统治的意图.其实任何文化政策背后都有文化统治意图在作基础支撑,只是“手法”的优劣差异,给予的言说空间不一罢了.
再者是学者的阐释、叙述权.对文学作品作怎样的阐释及如何在文学史中加以叙述,在经典的生成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不可小觑的权力,而完成这些工作的是相关学者.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阐释自其发生就相应出现,相关的文学史叙述不久也渐次出现.“鲁、郭、茅、巴、老、曹”经典作家叙述口径在前逐渐形成,而在后又重新被确认.学者在获得话语空间后并没有停留于此,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等作家热度飙升,在阐释、叙述中已经逼近甚至超越原来的六大家.钱理群、王一川干脆对现当代作家作重新排名,也突显出学者权力的直接.学者在构建经典的过程中,以其文学价值立场取舍,终免不了文化上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当然,各异的文化资源也会催生出不同的“启蒙”论调,有诸如人性、自由、平等等相对普适的言说资本,也有与中国文学语境相对较远的旗号.
还有就是读者的选择权.文学可以成为政治工具、研究对象,但其最主要的功能与价值还在于被阅读.当然,文学也可以没有读者,但要成为经典,必然是在广泛认可的前提下的.所以,在经典生成过程中读者也必然拥有其独特权力——对作品的选择权（当然这种权力的体现是非个体的）.是行政权力指定经典也好,学者阐释、叙述以框定经典也罢,读者最终选择什么样的作品往往不受这界限所累.即如时下盛行的网络文学（当然,网络文学作为一个文学现象,尚不能纳入经典的言说界域内）,显然所拥有的读者常常远胜已被“界定”的经典.读者阅读虽各存动因,但在当下消费文化盛行之时,文学作品作为消费品的特征愈发鲜明.这种作为消费品的文学与其他流行艺术一样以满足消费者——读者需求为要务,而当下艺术消费的主体是娱乐性消费,这就自然地催生出娱乐性文学.为“经典”的落寞而痛心疾首只怕也只能是一相情愿了.
二、权力关系
三种权力是共生的文学生态,彼此之间也就不可避免会产生关联.由于三种权力状态的非恒定性,就决定了三者的关系也总在变化之中,下面就影响经典生成与否的三种关系加以剖析.
在中国当代文学生态中三种权力之间是明显的“影响”关系,即政治主导权影响阐释、叙述权,阐释、叙述权影响选择权.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生存机制与空间的不健全,当代学者们在从事阐释与叙述工作时,常常不得不受到政治主导权的直接辖制；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不健全,学者们在从事文学的阐释与叙述工作时,又常常主动迎合政治主导权的影响.而学者在阐释与叙述时,是以专家姿态出现的,这就势必对读者评判和选择产生牵引,发生影响.比如鲁迅,虽然到目前为止当代的任何历史阶段都将之列为经典作家,但其“经典”的实质却是不相一致的.的政治主导长期突显其“斗”的精神,与之相应的是教材（尤其是中小学教材）在选编和阐释中也围绕“斗”字展开,于是读者接受的也是一个好“斗”的鲁迅.当“与等斗其乐无穷”的时代过后,政治直接干预阐释的力度式微,学者未能及时匡正教材的编选与阐释,接受好“斗”鲁迅的教育工作者继续老路,引起的是对鲁迅的反感与厌倦.
如果说影响是种被动式联系,那么,“依存”则是一种主动式联系.依存表明一种潜在的结构关系,即读者选择是学者阐释、叙述的基础,而学者的阐释、叙述又是社会政治主导的基础.于是,文学史叙述的变化也随之而来,现代文学著史先行者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几乎只字不提通俗文学,其弟子钱理群等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则每个阶段都设专门章节来谈通俗文学、通俗作家、通俗作品.客观上,这样的叙述反映了读者的选择,对通俗经典合法性确认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社会政治要将其主导权向社会呈现时,也必须依靠学者的阐释、叙述来建立或点缀其合法性.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与文学相关的批判、批斗,真正产生舆论围剿作用的是学者和所谓学者们笔下的“棒子”,政治权力借着这些“棒子”取消了许多经典作家、经典作品的历史地位.
如果说影响与依存是三种权力在相同言说语境下常见关系的话,那么,当三者的言说语境各异,缺乏“共识”时,就会呈现出“错位”关系.时下的文化生态,三种文化权力虽偶有附和之声,但所着力点其实是大相径庭的,以至各唱各调,各行其是.政治主导权依文化为政治怎么写作的动机而主张高扬“主旋律”,于是,“五个一”工程里一批颂盛世、唱明君的作品获了奖.部分学者坚守着精英文化立场,试图通过对文学经典的阐释和叙述来介入社会、影响读者,但总难免被巨大的“后现代”狂欢声浪所淹没；更多的所谓学者则或因“义气”或因“利益”而忙于推荐、吹捧一些所谓的当代“经典”.读者则依循自己的需要,经典也好,不经典也罢,“我”喜欢就好,开心就好.可以或严肃或娱乐或消遣地阅读,也可以干脆不阅读.在这里,政治意志、学者意志与读者意志鲜有交集,互不影响.因此,严格说来在“错位”的当下只会产生“没有共识”的“经典”. 三、权力延迭
如果说三种身份对应的三种文化权力具有某种稳定性,那么,权力的效力却是具有时间性特征.这种时效性并不是绝对的此时此效,有些效力却是此时彼效或彼时此效.20世纪是一个无论内容或是节奏变幻都异常迅猛的时代,这个世纪的中国文学也无法逃脱这样一种状态.变幻的本质是宣告某种权力结构效力的消解,当然,消解的同时也是一种新权力结构的生成.
第一,历时性遗忘.经典化的过程就是历史化的进程.当过去转变为历史,成为一种可叙述的对象时,它必定是经过了沉淀与淘洗,必然是一个简单化过程.与历史一样,经典的生成也有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遗忘.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芜杂无序的枝蔓逐渐被淡化,主干的线条慢慢清晰.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它有客观历时性遗忘与主观选择性遗忘两个部分.客观历时性遗忘是一个自然过程,包括文学在内的任何事物都必然具有这样的自在状态.无论是某一政治语境下的经典、学者某一文化阶段鼓吹的经典,还是读者某一消费热潮抢购的经典,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大部分会被“遗忘”.但文学又并非一个全然的自在状态,人的主观介入也常常发生效力.封存图书馆,社会上只有被删改的鲁迅与样板戏（历史上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等）,是试图以某种意志来选择记忆,强制遗忘.可能没有一次努力能绝对成功,但哪一次没有造成文化的断裂呢?正是在这样的断裂中,经典逐渐在文学历史的骨架中突显.
第二,逆时性钩沉.与历时性遗忘相反,逆时性钩沉则重返历史,对经典的生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前所述,因为权力的效力都有时效性,这就给学者提供了错时研究的可能性.（权力效力除了时效特征外,还有空间性特征.这就给学者提供了错空研究的可能性.比如海外学者如夏志清在美国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即是一种错空研究）学者通过对历史资料的钩沉,实现对既成的经典言说的反叛,即通过错时研究部分消解了文化权力在历史言说中的规约,形成新的言说可能性.1928年,胡适推出了他的著作《白话文学史（上）》,断言凡有价值的文学必是白话文学,文言文学概无价值,中国两千年间只有些“死文学”.书中把汉以后的文学史定性为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彼此争斗、彼此消长,白话文学不断战胜文言文学的历史.显然,为白话文争得“正统”、“正宗”地位的历史是其根本动机,但是,也正是胡适的钩沉,中国文学史上的白话文学创作重新被正视,被重视.“文言”的绝对话语权在包括此书在内的努力中消解.
经典在权力的制衡中形成多元性,在遗忘与钩沉中形成相对的稳定性,然后在新语境中形成新的制衡,再有新的遗忘与钩沉等在若干的循环中形成相对超越历史语境、超越权力的超稳定结构的经典.这时的经典才具备了相对永恒的特质,而之前被称作经典的只能被命名为“阶段性经典”.足见,文化“权力”影响着但又不能绝对控制经典的生成.是“憎恨”也好,是“影响的焦虑”也罢,学者以创新的视野在经典中找寻“特别”的切入点客观上丰富了作品的阐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