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对于当下中国文学,不满意似乎已经是一个集体性的共识,这一点毋庸讳言.平庸而“过于顺畅”的叙事,叙事多样性的丧失,“事件”背后的苍白以及集体性的不思考不冒险,使当下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呈现出一种无新意无趣味的“空转”状态.我相信,这样的平庸无趣还会延续较为漫长的一段时间.
是什么伤害了文学?
首先是媚俗化倾向损害了文学.以“文学需要市场”,“为读者写作”的名义,众多的文学写作者开始了文学淘金之旅.这种迎合与妥协在使部分写作者获得世俗利益的同时,也使自己和文学共同矮化,呈现了“媚态”.那种“就低不就高”的写作诉求让写作者们纷纷放弃了写作难度,满足于讲好一个故事和煽情,简单化的倾向越来越重.在《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工作时,我们开设了一个“文本典藏”的栏目,请一些著名作家、评论家对他们喜爱的小说进行分析评点,我时常在想,我们当下的文本有哪些篇什能经得起如此细致的推敲.能够从每个词、每句话、每处衔接中领略文字和叙述的妙处?更不用说内涵的部分了.我们当下的文学,和西方文学的距离越来越大,和五四前中国文学的距离越来越大,和“八十年代”文学诉求的距离越来越大.这是我们应当依靠的文学传统,而在许多人那里,这个传统似乎并不存在,也不需要存在,“大众”和商业成功成为写作目标,并且堂而皇之.中国的写作者似乎关心成功学远甚于文学.刊物特别是选刊口味决定写作方向是一个基本事实.我们见惯了太多的“集体讲述”.《活着》获得成功之后马上跟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准活着”“类活着”,它们没有持续《活着》中对人生境遇的思考,却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比惨运动”,大家在“集体讲述倒霉蛋的故事”,看谁更能撼动人的泪腺；《玉米》成功之后跟着一批小玉米青玉米老玉米,叙事被提出时大家纷纷开始叙事,“底层写作”被强调了大家都换下西装围上白羊肚毛巾,努力显得苦大仇深等当下的长篇小说写作又集体宏大起来,大家怕显得不够宽阔不够“经典”,于是又集体动辄书写五十年六十年一百年的“风云变幻”,这种宏大恰恰显露了许多写作者的内存不足,更明晰地显示了苍白.
对流行思想的不思考损害了文学.米兰昆德拉在他著名的《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遗产》中曾谈到,简单化的蛀虫已经攻击了小说,“小说（正如一切文化）越来越落入各种媒体手中.作为世界一体化爪牙的媒体扩大并明晰了简化的过程,它们在全世界传播同样的可以被最多的人,被全人类接受的简化物和俗套”.而在中国文学界,这种简单化的危险不仅不被认识,反而大兴其道.近年来,少有作家有能力对思想发言,我们和思想界的距离也在拉远──要知道,文学特别是小说,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它要求作家有一种综合的素养,而不仅是叙事能力.我们没有经历现代也没有后现代,当然这不影响部分写作者和所谓批评家对“现代和后现代”发言,表示不屑.在当下的文学中,按照大众理念、媒体理念和评论家理念约范和塑造的类型小说层出不穷,它们深谙流行思想和大众口味的“配方”.我们简化了农民的生存世界,按照一个“底层”的观念给他们屈辱和不幸就行了,而且,这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的性格又遭到大大减化,贫苦似乎带来是天然的善良和道义；我们简化了官员们的内心复杂,按照权力斗争＋贪污腐败＋权色交易的配方书写所谓的跌宕起伏勾心斗角,甚至对小计谋津津乐道.对流行思想的不思考还在于,我们的叙事理念和背后支撑都是被教育同化了的,我们的小说理念还停留在五四之后八十年代之前的标准上,是所谓大众使用的那套思想体系,陈旧浅显而充满谬误.在这个理念里,日本人一定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从未善良过有理过,“我们”占有天生的正义而“敌人”则肯定死有余辜,清政府的官员怕洋人而洋人来中国是来掠夺的,“清官”的身上不存在错误及污点,等等等等等我们过多地被流行、旧有的流行、甚至早流行过证实为偏见的“思想”所困,不前行,不越矩,不反问,不思考.在当下的小说中,所谓的道德话语依然占据一个言说核心,我们要在小说中分辨“好人坏人”.写作的个性是不被彰显的,他使用大家常用的语言,讲述大家能想到的故事,使用大众思想资源,使用和俗成的时间体系,小说不平庸才怪.当前,祛智化倾向在文学中特别是小说中日趋严重,“写小说不用太多思考,太理性是对小说的伤害”,“小说是建立在浑浊和模糊性上的,是一种自然生长”我不否认这类说法的正确,它的支点应当是建立在对世界和人类存在深入思考之上、追问之上的“回返”.在卡夫卡、穆齐尔、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都有一个庞大而恢宏的思想体系,而交付给小说的时候他们表达和展示的是“思想的表情”,这表情的丰富与否是与背后的思想有密切的关联的.“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是山”在这里,第一层的“见山是山”与第三层的“见山是山”甚至可算是一种质变.
常识未明损害了文学.我们不缺少常识,但一些常识是需要认真思量的,擦拭的,甚至重新认识的.譬如我们习惯上对“现实”,“现实主义”,“经验”和“时代性”的强调与窄化.在这些词上,我们容易画地为牢,把外边广阔的空间自我舍弃,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学卖国主义”.现实,并非仅是当下生活的镜像,它还包括内心的现实,天马行空的思绪和幻想.从这点上,现实主义真的是“无边”的,甚至,内心真实较之外在真实更逼近于我理解的“真实”.谈及“经验”,我们似乎只关注于日常生活中那些,经历中得到的那些,而阅读和思考中得来的那些受到了可怕的漠视.所谓“时代性”,在我看来是一个写作者身上不可避免的胎记,而文学是需要部分摆脱时代性困囿的,优秀的作品在哪个时代都显得“异质”,文学是一门艺术,它是常识.可我们是将文学作品当作一件艺术品来要求打量的么?我们是否更应强调它的艺术质地?“从怎么写到写什么”,它的本意大约是强调应加强对问题的思考而不仅是迷恋技术等说实话,我不认为谁能掌握严格剖开技术与内容的解剖学.在我看来,技术与内容之间是互为表里的,密不可分的,你试着抽掉卡尔维诺的叙事技巧,试着抽掉君特格拉斯的叙事技巧,看他们还剩下什么.至少,文学的魅力会全然丧失.纳博科夫用一种带偏见的方式说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空洞的思想是一腔废话,而风格和结构才是一篇作品的精华”.中国画强调“随类赋形”,也就是说,思想或问题的表达必然会影响到技术的运用――从这点上讲,艺术形式的探索应当是贯穿写作者一生的,言说方式一直是他要面对的问题.
作家的立场.我不止一次听过这样的要求,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是不强调立场的,“政治正确”无法保证文学的有效,如果非要作家有一个立场的话,他也应当站在人类一边──和黑人白人黄种人,欧洲人拉美人亚洲人站在一起.在经典的文学那里,它们提出的问题是整个人类所面对的问题,“活着还是死去”是针对全人类说的,“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到哪里去?”这样的提问也是普世性的.好的小说,它需要悲悯的不只针对穷人也针对富人,不只针对卖炭翁也针对外表强大的帝王.“要写中国化的小说”──当年博尔赫斯也曾受到这类的非议.他还专门写了篇《阿根廷作家和传统》的文字为自己辩解.他说,许多被称为阿根廷传统经典的文学并不是最具备阿根廷本土地域特点的,正是这些有着“溢出”的作品反而丰富了阿根廷的文学.是的,按照这种自我窄化的逻辑,莎士比亚是不应写爱尔兰故事的,因为他是英格兰人；意大利的卡尔维诺也不应写《看不见的城市》,因为那里出现了中国皇帝；卡夫卡不能写《美国》,也不能写《中国长城建造时》,等《红楼梦》并不像当时的传统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也和中国传统小说有巨大差异,强调所谓“中国小说”“本土经验”时是否应当将这些已成经典的作品也一并删除?实际上,一个作家写什么对什么感兴趣是由他个人心性所约定的,而不应当是人为规范的结果,要求写作的方式和所谓题材实际是对艺术的践踏和漠视.无论他用哪一种方式写下,无论他写下的是哪一个地域的故事,优秀的作品都会汇入到本民族的经典之中,成为传统的部分.“我被这部分作品深深打动了流下了泪水”──简单的情感打动并不属于文学品质的固有指标,它不标明一篇作品的优秀──这应当是常识.写小说不等于写故事,是常识吧,可似乎越来越多的作家明知故犯,小说不单纯负载道德的评判,不充当真理代言人的角色,这是常识吧,有众多的评论家却非要“将鞍子套到头上来”（王小波语）,要小说家歌颂真善美,要小说家负载非文学非艺术使命,要小说家如何“代言”等
当然,敬畏和爱的消退也损害了文学.从艺者对自己的从事没有敬畏,仅把它当作一种收获名利的工具,自我降格为“情感消费”的勾兑工匠,批量批发,缺少那种真正的游戏精神却以一种不认真的态度“游戏了文学”.敬畏和爱的消退也抽掉了我们的耐心,在许多作家那里,精心地安置推敲每一个词,让人物的出场和故事前行更具魅力,增加文字的张力的耐心都显得过时了,甚至也不屑──他们斥责这些过分雕琢,和这个迅捷的社会显得太不相称等站在垃圾制造者的立场上也确乎如此.
在我从事编辑工作的几年里,也确实见过一些具有相当艺术质地同时又对人类生存作出深入思考的小说,我对这些作家的坚持保持着深深敬意.我相信,他们也应清楚自己的优秀文本会遭到大量垃圾的淹没,“珠混鱼目”是一种必然命运.但出于对艺术的宗教感,他们不敢有所懈怠.这种萤火之光也许会在数十年后才会显示它们的价值,但也不排除被永远淹没.我承认,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不保证我以上的所说不含个人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