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陈洪绶是一住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词作家,他的这种风格特点与其.理背景密不可分,而一个作家的审美心理结构的形成又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主客观因素互动的结果.
关 键 词 ：陈洪绶；词作；心理特征；狂；柔弱；尚佛
17世纪上半叶,中国北方满清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大地.明清王朝更替,社会处在政治和文化变革的非常时期,满汉民族在冲突中相融的过程必定使传统的文化模式发生改变,并给汉民族带来巨大的心理影响,处于弱势地位的汉族作家群体面临心理的困难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他们在创作个性上的表达更为强烈,更为张扬.陈洪绶即诞生于这一时期.
陈洪绶(1598――16521字章侯,号老莲,又叫老迟,丙戌年遁入空门后,又称悔迟、悔憎、勿迟、云门僧.关于陈洪绶的生平,《清史稿列传二百九十一艺术三》有一段简短的描述：
陈洪绶,字章侯,浙江诸暨人.幼妇翁家.登案画关壮缪像于素壁,长尺,妇翁见之惊异,扃室奉之.洪缓画人物.衣纹清劲,力量气局,在仇、唐之上.尝至杭州,幕府学石刻李公麟七十二贤像,又摹周美人图,数四不已,人谓其胜原本,曰：“此所以不及也.吾画易见好,则能事犹未尽.”尝为诸生,崇祯间,游京师,召为舍人,摹历代帝王像,纵观御府图画,艺益进,寻辞归.鼎革后,混迹浮屠间,初号老莲,至是自号悔迟.纵酒不羁,语及乱离,辄恸哭.后数年卒.
一生的坎坷经历,成就了陈洪绶非凡的艺术成就,除了绘画,他还留存有四十多首词作.颇多清刚之气.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特点与其心理背景密不可分,而这一审美心理结构的形成又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主客观因素互动的结果.综观陈洪绶的词作,可以分析得出以下几个心理特征：
一、狂
陈洪绶的“狂”有来自性格方面的原因,这与他父亲陈于朝矛盾而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有着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与其从学和交游有着重大的干系.他十八岁左右上蕺山从学刘宗周,刘宗周约束简励的性命之学并没对他的人格留下多大影响,但刘宗周身边的那群意气炽炽、发扬蹈励的血性青年,对陈洪绶的影响却是深刻的.一个青年就在这种激进的环境中得到了现实政治的启蒙,从而濡染上了张扬、激烈的人格色彩.他的岳父来斯行也是一个性情狂放的文人,他十七岁便师事其左右,耳濡目染,自然饱受浸淫.据说,陈洪绶二十出头就酗酒,并发展到“每文酒高会辄醉”(罗坤《陈章侯先生诗文遗集序》),甚至已开始学会了“裁红剪翠”.
于是,在他早期的词作中出现了“问君还有百年欢,豪饮梅庄杏.”([卜算子]《寄伯雨兄》)这样的诗句,表现了一种对现实无奈的狂傲：当明王朝面临危难时,他“愧不书生戎马,一剑倚崆峒.”([诉衷情]《东阪步迟》)希望自己能够亲临沙场,在战争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壮志：明王朝不可避免的衰落了,他失意地诉说道“败鳞残甲堕天河,南阳市上鬼行歌.”(《鹧鸪词》其二)用一种近乎阴冷的笔调表达自己的心伤.
但是,陈洪绶的“狂”却缺乏明确的指向,他的“狂”却不是病理的,实乃一种对现实极度的忧愤和绝望.他的“狂”在这种忧愤与绝望中迷失了指向,以一种失去惯常的理性约束和传统的价值认同的放纵和一种无边无际、莫辨端倪的荒诞发泄出来,形成了一种内涵极其含混杂沓的人格特征.明朝文坛,像陈洪绶这样理想不能实现,便放纵性情的文人不乏其人,徐渭即是一个,只不过他的狂放比陈洪绶要甚得多.其实.这些文人们的奇特行为,与其说是“狂”,勿宁说是痛定思痛,长歌当哭的绝望与放弃――一种失去文化理性、失去理智了的人格特征,最后,还是归于一种落寞的柔弱.
二、柔弱
1646年,清军攻破绍兴,当时陈洪绶正居住在此,被清兵所捕获,毛奇龄《陈洪绶别传》载：“王师下浙东,大将军抚军固山,从围城中搜得莲,大喜,急令画,不画；以刃迫之,不画；以酒与妇人诱之,画.旧之,请汇所为画署名,且有粉本,渲染已,大饮.夜抱画寝,及伺之,遁矣”.陈洪绶逃出后,避难于绍兴乡下云门、薄坞一带的深山幽谷里.后到云门寺落发为僧,此后,更号为悔迟、僧悔等.陈洪绶在屈服与死亡中选择了前者,最终为清作画终是一种失节行为,这必然会对其心境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作为一名遗民作家,对现实再有多少不满的思想感情,也无济于事.人生的失意,又难以逃脱心灵的谴责,词人变得畏缩了,激昂的书生意气慢慢地消褪,于是,他的词作中出现了些许柔弱之气.
不再大声地为国家呐喊了,慨叹明亡也隐晦用典故表现,“行不得也哥哥,我也图兰不作坡”.(《鹧鹋词》其一)面对国家的沦亡,他无力抗争了.心中再有多少的哀怨也只有认命,独自黯然伤魂,“老翁卧哭山之阿,翠鸟难脱虞人罗”.(《鹧鸪词》其三)对于敌国的哀思,他也只能寄托于手中的画笔,“画幅湖山.赋幅湖山”,以表达“爱个湖山,恨个湖山”.(f一剪梅1《有怀西湖》)苟且偷生后的词人心境异常复杂,难以适应新的环境,只有期盼旧友,以抒心中愤懑,“异国老夫难适意,只依老友归来是.三十六封书,书书意不殊”.([菩萨蛮]《将归》)一种落寞、悔恨的孤寂情怀在词人笔下尽情地做了一番宣泄.
三、尚佛
在陈洪绶生活的年代里,首先是作为一个画家而名扬于世,但当时的人们视艺术家为“画师画工”,视艺术为“匠能末技”.陈洪绶像众多书生一样.为博取功名而奔波劳碌,在功名无取的时候,他不得不以隐居和崇尚佛教来排遣内心的痛苦失落,“人有进取不得意,辄思归隐等当其取畅林木,不无冷落之感,是皆不能安于义命,借此林丘为埋忧寄愁之所也.”陈洪绶本希望从政从仕为“国”献身,而社会和自身却最终将他推向艺术的领地,他脱颖的才能、耿直的秉性、郁结的性格、无奈的命运以及忧愤的乱世,使他的全部生命最终付之艺术,结累成独特的艺术之花.陈洪绶早年喜诵佛经,晚年一度削发为僧,这种尚佛情结在他的作品中打下深深烙印.
“佛像供中堂,晨昏一炷香.”([前调]《将归》)理想破灭了,人生失意了,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孤傲风骨.使词人转而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希望在冥冥的世间找到来世的结果.“莫说罗香因,漫道三生果.妄想污辱作佛心,忏悔些儿.”([卜算子])词人对待佛祖是非常诚心的,于是把倔强的个性中承受着的被压迫感和屈辱感,全都换成了佛前的忏悔.“六祖法堂青草遍,僧婆塔下问贫婆.谁是贫婆谁是我,笑呵呵.”(《摊破浣溪沙》)佛家的“无我”真的就使词人忘却了尘世吗“笑呵呵”中透露的也许只是一种无奈的自我嘲弄罢了.当年的“诗佛”王维看尽了官场的倾轧与无奈,也转向信奉佛教,希望能在隐居田园中“一切皆空”,但也有“胜事空自知”的寂寞.更何况陈洪绶所处的年代是那样的纷繁复杂,所经历的事情是那样的坎坷不平.
陈洪绶的作品,贯有一份心性在,这份心性,与佛教中的“观心”、“直心”、“治心”、“即心即佛”、“破执着”、“务求变通”等观念相表里,构成陈洪绶自成一家的艺术风貌.当然,宗教情结式的心性,并不是使陈洪绶成长为一个文人的全部条件.矛盾的人生经历.只是一种推波助澜的外因,仕途失意的逃避亦不能覆盖陈洪绶对理想的追求.从创作角度来说,构成陈洪绶词作核心的东西,是一种灵性.也只有这样的天资,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或渲泄出画家胸中郁结之气,复杂的心理冲突,渴求壮烈而又逃避现实的畅叹.
当“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晚明渐渐失去了它神圣的光芒.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也如西沉的落日,在这没有太阳的日子里,文人们转向了自我的感性生命.把个性张扬的自我宣泄,孤愤苦闷的人生情怀,愤世嫉俗的现实感遇,并发泄为一曲性灵的合奏,这就是浪漫,这就是真情,又是与哀愁俱在的真情,是伟大.狂放狷介的气质端倪,含混的人格内涵,杂沓其中,五味难分,是一道迷人而又令人同情的文化景观.在陈洪绶的作品里.密布的是饱蘸了生命温度、力度和厚度的史诗.陈洪绶把亲身领悟到的人的命运和精神的冲突以及永恒的悲壮,都交融在闲逸高古、天然随意的笔墨中.这诗性,不是嘲风咏月,不是暮雨朝烟.而是带有凝重浑穆的史诗情怀.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