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伯奖学金与近代中国女性留美:途径、专业与意义

关 键 词：巴伯奖学金；女性；赴美留学

摘 要：本文考察了巴伯奖学金制度的理念、设立、运作模式及其对近代中国女性留美的重要影响.1918年设立的巴伯奖学金是密西根大学第一个主要只针对亚洲女性的奖学金.它的设立目标是鼓励提高妇女地位,向亚裔妇女灌输西方理念,增进东西方理解.巴伯奖学金的设立影响深远,不仅成为中国女性赴美留学的重要通道,造就了许多卓越的女性人才,还为她们提供了一种救国救民的示范.设立近一个世纪的巴伯奖学金已经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关注女性问题、少数族裔问题的象征,值得中国高等教育借鉴.

中图分类号：D442.63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5-0033-09

有史料可循的,中国留学美国的第一位女生是金雅妹(又名金韵梅),她于1881年考入美国纽约女子医科大学,后以优异成绩毕业,1888年回国怎么写作.两位名声更噪的早期留生当为康爱德和石美玉,都是在19世纪末到美国求学的中国女生.到了20世纪早期,更多的中国女性进入美国高校,其中包括著名的宋氏三姐妹、吴健雄、吴贻芳等人.

近年来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多涌现,但综述性研究较多,人们对于中国近代留生的了解仍嫌表面,并存在不少偏差.比如,一篇介绍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王明贞的文章就称,“几经周折,王明贞在1938年终于来到美国的密执安大学,在那里她简直成了‘稀有人物’,班上只有她一个外国人,并且只有她一个女生”.可是,根据密西根大学③的档案记载,在1937-1938学年该校的国际学生名录有外国学生615人,其中中国学生高达162人,中国人绝非“稀有人物”.

而据1922年赴美留学的吴贻芳的回忆,“当时教会大学大部分在国外注册,毕业生可以不经考试直接进入国外有关大学研究院深造并获得学位.一九一九年,设在美国纽约的金陵大学托事部内的金陵女子大学托事部,也获得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对金女大学士学位的认可.在金女大获得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可以直接进美国大学的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但规定虽然是这样规定了,有些美国大学研究院不了解金女大毕业生的水平,还有怀疑.如芝加哥大学直到金女大一九二一年毕业生严彩韵去该校暑期学校选读三门课,每门课成绩都是‘A’以后,才信服金女大毕业生的水平,同意接受她们进研究院.金女大最早的四届毕业生共有33人,赴美深造获硕士、博士、医学博士学位者有20人.”可见,像金陵女子大学这样的女子高校毕业生赴美留学的比例是相当高的.

与男性学生一样,中国女生赴美留学的途径不外官费和自费二种,并以自费居多.在今天,获取美国大学的奖学金已经成为中国学子赴美留学的最主要途径,那么在中国近代是否也是如此呢笔者2005-2006年间在密西根大学访学期间,于该校巴特利历史图书馆(BentleyHistoricalLibrary)不期发现保存完整的巴伯奖学金(BarbourScholarship)专档和吴贻芳档案,为我们深入了解20世纪上半叶亚洲留生,尤其是中国留生的状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密西根大学是与中国历史渊源最久的美国大学之一.1880年,该校安吉尔校长(PresidentJamesB.AngeH)被当时的美国总统海斯派任为驻华特使,安氏在华的一年半时间里,大力宣传密西根大学,使该校在中国名声大振.而安吉尔也是促成美国政府退还庚款用于奖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多名美国大学校长之一.上文提到过的康爱德和石美玉就是密西根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康、石二人学成归国后在医学及传教事业上的杰出成就,又成为密西根大学吸引中国留学生,尤其是女留学生的最好宣传.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密西根大学毕业生到中国工作、怎么写作,尤其是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华传教.康、石二人在中国名声日盛的时候,时任密大校董之一的巴伯(LeviL.Barbour)来到了中国――这是这位底特律著名律师环球旅行的一站,他在中国结识了康爱德和石美玉――当时她们俩在中国已经名声大噪.回到美国后,巴伯开始考虑专门为亚洲妇女设立一项奖学金,让她们有机会到美国留学――专业不论,但必须要承诺学成之后报效祖国.

由于手续复杂,巴伯奖学金直到1917年底才完成筹备,1918年正式设立,但早在1914年时就已经有亚裔女生得到巴伯律师的资助,以巴伯学者的身份到密西根大学求学.在该项奖学金设立不久,中国女生就在其中占据了多数.丁女士(GladysDing)是第一位得到该奖项资助到密西根大学留学的中国女生,她在学成归国后成了一名很成功的教师.在众多获巴伯奖学金的中国女生中最声名显赫的当属吴贻芳――她是在1922年获巴伯奖学金资助到密大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的.

一、巴伯奖学金：面向亚洲女性

1.奖学金的设立

1918年,巴伯奖学金在密西根大学正式设立.这是该校设立的第一个只针对女性――主要是亚洲女性的奖学金.它的设立目标首先在于鼓励提高妇女地位的努力――为了帮助亚洲妇女提高在她们国家的地位,通过在科学领域和海外的学习为她们取得领导地位和怎么写作社会做好准备；同时也明确宣称要通过向这些亚裔妇女灌输西方的理念,增进东西方理解.为了向亚洲各国宣传此项奖学金,密西根大学着力向这些国家的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通报、宣传该奖项,希望他们能够优先向密大推荐公共卫生、医学和其他职业教育学科的女留学生；并很快在中国和印度――不久又在日本,设立了巴伯奖学金的咨询委员会(advisorymittee).

密西根大学并未将关注仅仅停留在亚洲的大国,到1931年时,其宣传已经深入到叙利亚、泰国、伊朗和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而这些宣传的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1923年时,巴伯奖学金共收到41份申请；而到1931年时已经增至91份.

密西根大学对于这份奖学金的重视可以从巴伯奖委员会的强大阵容中窥见一斑――校长、文理学院院长、女子学院院长和医学院院长都囊括其中.早期获巴伯奖学金的学生多为本科生――1922-1923学年在获巴伯奖资助的16位女生中仅4人是研究生.有赖于中国、日本等国女子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到1929年时,当年的26名巴伯奖获得者中已有22名研究生了.不久密大研究生院院长也加入了巴伯奖学金委员会.

在设立之初,每份巴伯奖学金的资助额度被严格控制在一学年500美元,以后逐年有增加,到1923年时已增至850美元.1925年奖学金被分成两部分,每人每年800美元的生活津贴再加上学费.津贴在1933年时减至600美元,到1936年时又增至800美元,1937年850美元的额度一直保持到1953年.

2、影响迅速扩大在1917-1955年的38年间,共有282名亚洲妇女有幸受巴伯奖学金资助进入密西根大学学习,她们分别来自中国、日本、菲律宾、印度、朝鲜、夏威夷、泰国、叙利亚、土耳其、缅甸、锡兰、黎巴嫩和保加利亚,由表1可见来自中国的女留学生在几占一半.而从表2更可以发现,新获巴伯奖的中国女生在1930-1931学年度高达11人,而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1937学年新增的9名巴伯奖学金得主全部来自中国.

3.获奖学生的学科分布

这284名巴伯奖学金获得者分布在41个系科,其中41人主修教育,34人主修英语,27人医学,19人社会学.5人以上主修的专业有：教育、音乐、公共卫生、医学、英语、社会学、政治学、植物学、心理学、经济学、化学、生物化学和物理学.有意思的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修读的兴趣点也更不相同.42％的韩国学生和33％的印度学生都选择主修教育学,而来自中国的学生则对医学表现出了最大的兴趣,其次是教育学.修读自然科学、化学和物理学的学生也主要来自中国和菲律宾.中国学生中55％主修医学、教育学、自然科学,在54名主修化学,副修物理或自然科学的学生中,36人来自中国,11人来自菲律宾,4人来自印度,日本和韩国仅各1人.而在日本学生中主修英语的比例高达38％,表现出日本女生重文轻理的明显倾向.早期的巴伯奖学金获得者中选修医学的人数远远超过其他系科,而受到实验器材限制不少理工科无法接纳太多的女留学生,因此到了193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来自亚洲的女生开始转向人文社会学科,比如在中国学生中就有高达10人修读社会学,见表3、表4.

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女留学生在选择专业上的倾向一直是重文轻理,其发展趋势是从早期的绝对偏重文科逐渐向理工科扩展.但巴伯奖学金的实际情况显然无法支撑这一结论.在密西根大学的中国女生从20世纪初开始,修读医学、自然科学、化学、物理学等理科学科的比例就居高不下；1930年代以后,修读社会科学的女生人数开始大增.这说明在国难当头之下,“科技救国”变得遥遥无期,中国的知识女性转而摸索“教育救国”等其他的救国途径.

4.设奖政策的变化

巴伯奖学金设立之初对申请者是否于密西根大学攻读学位并无明确要求,只要在获奖当年度能于该校修读一定学分者即可申请；在多年后奖学金委员会才严格要求申请者必须是在密大攻读学位的注册学生.此项规定的出台对于推动来自亚洲的女生获得美国名牌大学的学位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截至1954-1955学年,在284名巴伯奖学金获得者中除42人未能获得学位外,其余242人所获学位情况如表5所示：

而从1930年开始设立的巴伯助学金(BarbourFellowship)为亚洲女性在美国进行更高层次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机会.在1930-1933年间共有10人获得该项资助,其中5人来自中国,3人来自日本,菲律宾和印度各1人.10人中有4人以前曾经获得过巴伯奖学金,部分是已经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密西根大学作进一步研究的.后来成为北京政府国务总理熊希龄夫人的毛彦文也曾是巴伯助学金获得者.根据她的回忆,她是经马寅初、胡适的推荐和帮助于1929年获得该项奖金的,每月80美元.在百岁高龄时,回忆起巴伯奖学金,毛彦文仍然印象深刻,称其“在东南亚各国造就不少女界人才.它的委员会经营捐款得法,1920年除普通奖学金外,又加Fellow-ship,每名每年200美元,得此种奖学金的人,须在本国学术界已有成就,由该国学术团体或大学推荐.”

巴伯奖学金设立之初就规定已婚妇女不得入选该奖项,如果在获奖期间结婚也将自动失去奖学金.在3位奖学金获得者因结婚而不得不辍学之后,委员会开始关注这一现象并适时改变了规定.所以到1954-1955学年时,在总共9名获奖者中有5人已婚.

三、巴伯奖学金与中国

将巴伯奖学金的档案与梅贻琦、程其保的《百年来中国留美学学生调查录》相对照,能发现不少有意思的印证.1918年――巴伯奖学金正式设立之初,在当年赴美留学的26名中国女生中仅1人获巴伯奖资助；1922年――与吴贻芳同年赴美留学的49名中国女生中就有6名巴伯奖得主；到1937年受巴伯奖学金资助在密西根大学的中国女生数已高达14人,而该年赴美留学的中国女生也仅38人,可见该奖项已经成为当时中国女性赴美留学的重要渠道之一.

虽然1914年以后,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开始招收女生,女生得有机会获得庚款资助赴美留学,但人数远少于男性.晚清以后历届政府也曾通过外交部、教育部选拔过少数女生官费出国留学.但是近代以来,中国女生赴美留学最主要的途径仍是自费.自费的资金在早期多是来自家庭或其他个人(如金雅妹等受西方传教士的帮助),但随着中外交流机会的增多、中国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逐渐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女生能够申请到美国大学的奖学金,“出走的娜拉”可以不用依靠家庭、父亲和丈夫,凭借自己的能力,独立完成学业――这一点对于中国知识女性走向独立与解放无疑具有着极为重大的示范意义.而这些奖学金对于中国女性的资助与支持,没有任何一个能够像巴伯奖一样,坚持这么长时间,资助这么多人,有这么大的力度.

获巴伯奖的中国女生中有两位赫赫有名的中国大学校长――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吴贻芳(她是中国第一位女校长)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王世静(1921年入密大,并获巴伯奖学金,1923年获化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厦门大学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28年受巴伯助学金资助重回密大研修,1930年回国后旋任华南女大校长).

1928年,刚刚从密西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吴贻芳很快就回到了母校金女大,实现了当初申请巴伯奖学金时所作的要将在美所学回报祖国的承诺.11月,在校长就职典礼的演讲中,她所阐释的办校宗旨――“造就女界领袖,为社会之用.现在办学,就是培养人才,从事于中国的各种工作等学校于国学科学并重,既培养了中国学者的思想,又能得到科学家的方法,然后到社会上去,才能应各种新的需要,运用自己所学,贡献给各种工作”.这也正是巴伯奖学金对于申请该奖的亚洲女生们的期望.

1920-1946年间一直担任巴伯奖学金委员秘书一职的卡尔卢福斯(w.CarlRufus)在任职期间多次来华考察该奖项在中国的情况,密大图书馆所藏卢福斯档案中有相当篇幅记载着他对中国女生的关注.卢福斯发现中国女生能够在各国申请者中独占鳌头,占据着半壁江山,得益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她们中多数已在国内接受了系统的大学教育,来自圣约翰、沪江、国立、国立音专、南开、岭南、西南联大、交通等中国知名大学以及中国经济研究所等专业研究机构.

在卢福斯先生的笔下记录着多名卓有建树的巴伯奖学金获得者.在天津最著名的当属医学博士丁懋英.她有着传奇的人生,1922年刚从密西根大学医学院毕业回国,旋即接任天津北洋女医院院长职,是当时中国第一家公立妇产科医院的院长.同时还负责北洋女子学校,这也是天津最早的一家高级护士培训学校.她为天津周边的郊县开设了流动诊室,在传染病爆发期在附近乡村开办临时医院,为对抗结核病,她还专门经营了一个奶牛农场,提供牛奶.1928年,她还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火奴鲁鲁举办的泛太平洋会议.1929-1930年,她与毛彦文等一起获得巴伯奖的资助,以访问学者身份再度赴密西根大学研修.抗战爆发后,她在天津负责难民的医疗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国民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华北国际救济会工作.

作为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上海是拥有巴伯奖得主最多的中国城市.曾任上海清心女中校长的著名教育家张蓉珍,当年也是拿着巴伯奖学金赴美求学的,密大毕业后,她又于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抗战全面爆发前,卢福斯先生的中国之行到达上海时,曾经召集了多达18名在沪的巴伯学者,可惜当下已经很难找到这些巴伯奖得主的中文资料.

卢福斯猝世之后,出生于汉口的亨特利(FrankL.Huntley)接任其职,作为一名中国通,他也曾多次赴华访问,并受到过的接见.在亨特利的任期内,他注意到在1940年代末期,巴伯奖得主里中国学生的比例开始逐渐下降,到1950年开始更是大幅减少.在他1954年的报告中说,“在每年125-150名的申请人中罕有中国学生符合条件,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女孩显然是为了在美国永久居留而不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学位,所以在1950-1955年间仅一名中国女生获得巴伯奖.”

1938年9月《底特律新闻报》(TheDetroitNews)刊发了题为“8名前密西根大学女生活跃在中日战争中”的报道,还配发了这8人当年5月在宋美龄召集的庐山妇女谈话会上与宋美龄的合影.在应邀参加该会的52名各界妇女代表中竟有8人毕业于密西根大学,而其中7人是巴伯奖学金得主.她们中除了吴贻芳、王世静之外,还包括当时著名的微生物学专家陶善敏(曾任国民政府研制预防药物的重要实验室的主任,1921-1924年在密大学习,毕业后曾在该校公共卫生系工作一年,后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并获博士学位.解放后任北京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一级教授).

查阅《中国人名大词典当代人物卷》也能找到不少巴伯奖得主的信息.1937年在密西根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的何怡贞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高兆兰是何怡贞的后辈,她1944年获密西根大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岭南、中山大学教授.生物化学家王克勤1944年在密西根大获理学硕士学位.护理教育专家聂毓禅1936年搁下协和医学院护理部主任的工作赴密大学习,1938年获护理学硕士学位.1946年获化学硕士学位的洪盈,同年回国后于重庆大学、金陵女大等校任教.

巴伯奖中能见到的中国人不是来自台湾就是在美国的华人,中美建交之后密西根大学就立刻加紧了与中国大陆的联系.1979年4月,当时已经86岁高龄的吴贻芳重回母校,不仅接受了密西根大学专为世界杰出女性设立的“智慧女神”奖,同时还被授予杰出女校友奖.《安娜堡新闻》报在以《密西根大学褒奖中国女性》为题的报道中,介绍吴贻芳在密西根大求学期间曾经担任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会会长,留美中国学生会副会长,并任密西根大学中国学生会会长和科学会会员.可以想像,在吴贻芳之前,这些职务几乎不可能由一名中国女大学生担任.㈣吴贻芳这个来自清贫家庭的中国女生的成功,显然与巴伯奖学金给予她的支持密不可分,可以说,如果没有巴伯奖学金对于亚洲女生的特别奖助,她不可能那么顺利、迅速地获得美国名校的博士学位；也就不可能那么快就能成长为一名大学校长.在吴贻芳担任金女大校长的23年间,她在自己的麾下汇聚了一批学有所成的归国女留学生,其中就有不少巴伯学者；而她和她的学校又不断地推荐优秀学生加入到巴伯学者的行列.这种良性互动,对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巴伯奖学金的意义

巴伯律师在设立奖学金之初就明确该奖旨在帮助亚洲妇女提高在她们国家的地位,奖掖密西根大学和东方各国鼓励提高妇女地位的各种努力；因此,该奖项只面向亚洲妇女,这个原则一直坚持到现在.当然,该奖项也宣称要通过向这些亚裔妇女灌输西方的理念,增进东西方的理解.巴伯奖学金近一个世纪的持续运作令它在亚洲各国建立了良好声誉,能够吸引亚洲最优秀的女性人才,让她们有机会接受最好的美国式教育,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西方的理论和生活方式；而当她们学成回国后,她们的美国式的学识、理念、方法当能影响更多的亚洲人.更何况很多早期的巴伯奖得主归国后均从事教育事业,这些美国式的理念、方法就能非常顺利地进入各亚洲国家的课堂,影响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单从这一点来看,巴伯奖的设立对于美国、对于密西根大学而言,也是意义重大的.这批受到巴伯奖学金资助的亚洲女生对于巴伯律师和密西根大学也心存感激.1925年,巴伯律师去世,在密西根大学为其举行的悼念仪式上,吴贻芳代表巴伯奖得主讲话,就是鼓励大家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用优异的成绩回报巴伯先生.

对于吴贻芳这样家境清贫而又一心向学的中国女生而言,巴伯奖学金的资助为她们在官费、庚款和个人出资之外,提供了出国深造的另一条有效途径.尤其在抗战全面爆发,国家官费资助出国经费几近停拨的情况下,申请国外大学奖学金更是成为当时中国女生出国学习的重要渠道.就连大教授任鸿隽、陈衡哲的长女任以都1941年赴美国瓦萨女子大学(VassarCollege)就读也是申请的奖学金.而这一重要的留学途径却是我们以往研究中所忽视的.

巴伯奖学金在为清贫的中国女生提供出国深造机会的同时,也为她们提供了一种救国救民的示范.比如在天津的巴伯奖得主们也集资、募款在南开大学设立了一个巴伯奖学金,用于资助那些在南开就读的贫困女生,申请该奖项的条件包括：除必须来自贫困而忠实的家庭之外,还须身体好、品德好、思想好.而相当多的巴伯奖得主在学成归国之后,成为大学教授―金陵和华南二所女子大学就聚集了一批巴伯学者,使她们能够将巴伯奖所倡导的这些理念撒播到更多的中国女生心中.

当然,跟其他出国留学生一样,受制于当时的条件,巴伯奖学金获得者们学成归国后多数集中在京、津、沪、穗这样一些大城市工作.而同为密西根大学毕业生和“巴伯学者(BarbourScholar)”这一共同的身份,帮助她们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网络.毛彦文与和她同年获得巴伯奖的丁懋英、高君珊、葛成慧“彼此过从甚密,成为好友”,这种友谊对于各自今后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卢福斯在南京考察时还碰到过巴伯学者之间有趣的姻亲关系.而他在报告中也提到过,当时天津市政府的6位局长中有3人是密大的毕业生,分别是教育、公共建设和财政.上海的巴伯学者们更是定期聚会,还将聚会的照片与通讯录向巴伯奖委员会汇报.而这正是现代教育带给女性的重大益处之一,使她们在走出家门进入公共领域之后,有机会、有能力、有渠道营建属于自己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源.只有女性们建立了自己的网络、团体之后,她们的声音才能被更多的人听到,才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群体的社会空间,争得更多的政治权力.今天,在密西根大学,巴伯奖学金已经是该校最重要的奖学金之一.女性学生,来自亚洲,并且要承诺在学成之后报效祖国,仍然是该奖项的三项最基本、最核心的要求；而优秀的中国女生又重新在其中占据了半壁江山.对于每年数以千计的中国留生而言,如今的巴伯奖学金的意义与20世纪初早就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坚持了近一个世纪的、专门针对亚洲女性的奖学金已经具有了深刻的象征意义,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关注女性问题、少数族裔问题的象征.巴伯奖学金的理念、设立与运作模式,对当下的中国高等教育界同样具有借鉴作用――在今天的中国我们还看不到一个像巴伯奖这样的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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