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与政党政治

1987年蒋经国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性自由经济主义及第三波化浪潮高峰的压力下,宣布台湾地区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台湾从此进入政党政治时代.1996年台湾实现领导人直选,2000年实现“政党轮替”.应当说,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固然有值得肯定的一面.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考察,我们却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选举活动中充斥着金权势力、宗族势力与黑道、暴力公然干预的现象.这些乱象被视为台湾政党政治的痼疾,并被国际社会引为笑谈,因而使得人们对台湾的政党政治的发展及其品质深为忧虑.人们不禁要问：台湾政党政治的实验究竟怎么了

要解开台湾政党政治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诸多谜团,笔者认为可以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加以分析.同时,鉴于欧洲是近代政党政治最早出现的地区,也是现代政党政治发育相对成熟甚至可以说是发达的地区.@台湾的化进程比较特殊,是向欧洲学习、借鉴的结果.因而,认识历史悠久、相对更加成熟的欧洲政治文化及政党政治建设,对认识台湾政党政治无疑具有大的意义.

一、政治文化的内涵

政治文化是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它最早是由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于1956年在美国《政治学季刊》上发表的“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首先提出的.在阿尔蒙德和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一书中,政治文化指的是,作为内化于该体系成员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体系.L派伊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政治文化是这样的一套态度、信念和情感,它赋予政治过程以意义和秩序,给出制约政治系统行为的基本前提和规则”.因此,概括地说,政治文化就是人们对政治体系与政治运作的一种内在的认识、评价和感情取向.

一般来说,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进而逐步地成为一种社会心理定势.这种定势往往使该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确认下来,并深入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心灵和行为习惯中,取得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而由之形成的内聚力,这是一个民族得以存在于世界舞台的基础,并构成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特质.

一位研究文化的学者曾形象地把一个民族的文化比喻作一个人的皮肤,并指出,你可以去欣赏它的光滑,也可以去叹息它的粗糙,却不可能从中摆脱出来.这可以说是民族与文化之间关系的最好诠释.应当说,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发展变化是非常缓慢的,其潜在的基本性质会世代保持,或许能经历几个世纪.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一种政治文化一旦形成,往往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这并不是说政治文化是不可改变的.每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所具有的稳定性是相对的,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变迁和时间的推移,民族的政治文化也必然会随之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是说,政治文化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的同时,还具有相当的可塑性.这种可塑性所反映出来的政治文化的变化,既可以是社会本身变化的结果,也可以是政府、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塑造的结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政党在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经验和做法,会加强或削弱业已存在的政治文化的影响.

英国学者斯蒂芬怀特在谈到政治文化的功能时指出,政治文化指引政治角色的行为,理解政治象征,反映和影响民众对政治体系和政府实践的态度.因此,作为社会价值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文化是支撑政治生活运行的社会心理基础.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乃至整个政治体系的行为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都要受到一定政治文化的影响.我们知道,政治体系是由有关政治生活的所有相互关联的要素所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如果把政治体系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部分,那么,各种制度化和结构化的政治组织、机构和规则,可以说是政治体系的“硬件部分”,而构成“软件”的东西则是政治文化.犹如计算机运行需要软件和硬件相互兼容一样,政治体系的运行也需要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相互匹配,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软件的东西(政治文化)更为重要.对此,阿尔蒙德就明确指出,“一个稳定的和有效的政府的发展,不光是依赖于政府结构和政治结构,而且更依赖于人民对于政治过程的取向一一即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系统,否则这种系统成功的机会是很渺茫的.”

因此,任何对政治现象的理解都不能不分析政治文化的异同性及其对一定阶层的心理深层结构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台湾政党政治的理由.

二、欧洲政治文化

“欧洲不只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它更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和中国几千年“一贯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不同的是,欧洲的历史和文化却是阶段分明、螺旋式向前发展,古希腊罗马时代、中世纪(基督教文化)、近代时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实验科学、技术发明等等)一路下来,从―个阶段过渡到下―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把社会向前推进一步.然而,在欧洲历史的演化过程中,各种文化形式又是一个兼容的过程.尽管形式变了,但其基本精神依然被吸收保存下来,如平等、自由、、尊重人的权利等,这些基本精神在欧洲深入人心,成为欧洲人的共同理想甚至是普遍信仰,进而构成西方政治文化的特有的风貌.

那么,究竟什么是欧洲政治文化欧洲政治文化的特点是什么笔者认为,欧洲政治文化当是奠立于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政治文化,其总体特征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基于性恶论基础上的法治主义

基督教的罪感文化,认为人的天性从来没有好过,将来也恐怕不能指望它会有什么样的好转.由于每个人总是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利益,这势必造成社会的矛盾与混乱,而避免这种矛盾与混乱、维持社会的稳定与秩序、协调公私关系的机制就在于立法.人性为恶,立法方使之为善.因此,道德说教和“善良意志”从来就不能成为政治生活的依据,只有法治才能使大家过上一种稳定和谐的共同生活.

其二、基于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理性主义

所谓个人主义是指认识行为的一种方式和倾向,即把个人的体验、个人的判断和个人的意志作为衡量一切实物标准和尺度.文艺复兴实际是个人主义的兴起.近代以来,西方许多名人一再阐述：“个人永远是目的,国家或政府始终是手段”的个人主义理念,对个人自由的推崇使欧洲人对所有可能侵犯自由的东西都抱有警惕之心.在这种文化中,“清官明君”的思想较难形成气候,政治设计的立足点不是产生“好人政府”,而是从制度上防止“坏人当政”.

由于政党和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洲国家,在对政治权力进行控制和约束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政党在人们心目中一开始就放在一种受限制的政治工具的位置上,人们想方设法地规范它们的运作.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欧洲国家政党的工具性的加强,促进了政党利政党体制的完善,使政党的定位更加明确化.欧洲国家政党现代化的进程,正是沿着这样一种方向进行的.对于政党可能退化为为私人利益而行动的宗派的危险性,欧洲国家不断探索避免或减少危险性的方式.这种探索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进行精密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设计,并通过或两党竞争性选举,使政党周期性地接受公民的检验.实践表明,政党为了在竞争性选举中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它就必须不断对人民的要求作出回应、反映民意.这样,就较好地防止了政党堕落成宗派.另一方面,通过宪法、甚至专门的政党法,对政党的合法性、政党的组织、活动原则、职责权限、政党经费、竞选活动、选举费用以及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进行法律规范.欧洲国家对政党权力的法律限制,对规范政党的活动方式,克服金钱政治等腐败行为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如果说初期的欧洲政党政治还广泛存在着政党分赃等种种非公平现象的话,那么随着普选制的确立、文官制度的发展、大众传播业的发达以及法制的逐步完备,这些现象已有相当程度的缓解.

其三、基于相对主义基础上的宽容精神

个人的体验、个人的判断和个人的意志被视为衡量和判断一切事物的标准和尺度,也就是说,人们在价值判断方面,可以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在主张自身自由自主权利的同时,也承认别人有和自己同样的权利,因此,彼此不同的见解只有在彼此的宽容中寻求共识.既然你有你的真理性,我有我的真理性,那么,大家只能在相互宽容中平心静气行事,寻找彼此的共同点,即所谓的“求同存异”.学者ClintonRossitor曾说,现代政治是多重利益的政治,只有接受“和而不同”的观念,才能被各方面利益阶层所接受,所以他的结论是“没有温和与妥协就没有政党.”

此外,特有的民族国家观念和欧洲观念也是欧洲政治文化很重要的特征.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天欧洲联盟的许多正式文件中,“欧洲观念”这一概念,常常作为欧洲人所认同的历史人文价值观,写进前言,以表示这些文件中所列的各条各款都是体现欧洲人的共同理念的.正是借“欧洲观念”,欧洲联盟在实现巩固战后和平、重振欧洲繁荣等历史目标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三、台湾政治文化及政党政治

与欧洲相比,台湾的政治文化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最显著的就是受着源远流长几千年形成的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如两千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才不过一百年,加之历史上经历过荷兰、日本的殖民统治及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因此要想立即建立平等、法制、自由等概念并普遍地为民众所接受,仍有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迫于现实因素和西方政治文化的压力下,台湾借以变革威权体制的价值观念是西方的价值观,而它们用以维持政治关系和指导政治行为的则是在政治文化冲突和社会变动中产生出来的混合东西的政治文化.与欧洲比较,概括来说,台湾的政治文化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政治文化中对权威的尊崇导致法治和制衡意识的缺失.

尽管台湾的制度实现了某种程度上与西方的接轨契合,但是心理并没有随制度的移植而在民众意识中扎下根.相反,在台湾政治生活中仍保留着大量的与欧洲的公民型政治文化大相径庭的臣民政治文化的残余.在中国传统的臣民政治文化中,政治被看成家长治家,统治者对庶民的统治,培养人们不重视法制建设,有法不依,权大于法的人治环境,这对台湾的政治产生直接影响.尽管台湾的“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于选举贿赂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明细也非常清楚,且实施时间相当长,但现实选举中公开化、普遍化的贿选仍屡禁不止,几乎“无选不贿”,乃致“黑金政治”痼疾.可以说,长期的“轻制度、重治术”的政治和文化氛围为“黑金政治”的泛滥提供了丰沃的土壤.

对官员权威顺从的传统,使人们倾向于把基本政策决定权交给领导.人们思考自己、领导者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的方式深深影响着政治系统的性质.早期以家庭为核心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使人们无法轻易适应于一个权威程度较弱的政治系统,因为他们已经将各种形式的对政治权威与秩序的依赖深刻地内化了.

对权威的依赖与尊崇也直接影响到了台湾政党的定位和政党政治运作,和欧洲国家不同的是,台湾政党的法律地位和募捐手段从未在“宪法”中得到明确规定.非但如此,台湾的所谓化,一直摆脱不了政治权威的影响,摆脱不了强人政治的色彩,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台湾经过10多年的“宪政”改革,产生的是一个“总统”权力无限膨胀、法治和立法、行政、司法的制衡流于形式、权责混乱的“宪政体制”,以至于今天台湾政治的运作出现许多混乱而荒唐的现象.从这个角度上说,学者文易吉指出：“岛内的“政党政治”只学到了西方政党政治的形状,而没有学到其‘政党政治’的内涵”,可谓鞭辟入里.

其次,政治文化中的关系政治特质带来非理性的“选民文化”.

与臣民文化相联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另一个特点,就是把基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伦常关系作为调整个人行为,维持社会稳定的纽带.传统的人伦关系仍然浸透着台湾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家族血缘关系的延伸,形成了宗派、集团观念、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培植亲信、并衍生出拜权主义、论资排辈、依服顺从、等级观念、裙带关系、情面关系等等不良观念和风气.宗派集团对立,为以家族、族群、地域忠诚为基础构成的地方政治派系竞选的滋生、为台湾特有的私性政治提供了基础.台湾政治文化中的潜规则却是私性政治,不问正义,只求利益,不问黑白,只看是否是自己人.学者林毓生这几年观察台湾,看得痛心疾首,他尖锐地指出,从蒋氏父子到李登辉、,都将“江山”看作是囊中私物,许多选民也不问是非,不管政党的公共政策是否合理,只关心哪个党派、哪个候选人,是自己人,不是外人.传统的私性政治,以选民政治的面目出现,不过披上了现代的外衣而已.在此背景下,台湾政治有一个可以称之为“简约化”或“蜕变的”的问题,就是把政治简约为选举政治、最后蜕变为“政治”.而健全的政治绝不仅仅是行为,它需要有一系列制度安排和公民文化的配合.而台湾的政治文化似乎蜕变成了一种“选民文化”.

第三,缺乏妥协与宽容的精神.

台湾的政党是意识形态型的政党.对“统独”问题的不同主张是台湾政党的标志性差别之一,也是政党问及政党内部不同派系之间争论的最主要议题.“统、独”意识形态的截然对立,使得岛内各政党形成了互相倾轧、互不信任和妥协的政党性格.比如长期以来,泛蓝、泛绿沟通有限,执政党对于反对党不持基本的风度,缺乏妥协与容忍的修养与技巧.双方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有所坚持,就是在细枝末节上也太过于原则与立场的维护,以至于谈谈打打,结果是制衡成了拆台,监督成了对决,互相撕咬成为台湾政治生活的常态.政治精英尚且如此,况乎一般民众.

第四,“台湾意识”下的民粹政治特质.

“台湾意识是在长期的历史脉络中自然形成的,一种认同台湾的人与土地的情感.”作为一种地方意识,台湾意识的核心是爱土爱乡.然而,200年的满清统治之后,遭日本军国主义压榨50年,刚回到祖国怀抱,又发生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流血冲突,广大台胞“出头天”的愿望屡遭挫折,“台湾意识”从此被蒙上了―层深深的悲彩.在岛内一些政客极端的政治煽动下,这一历史悲情和反抗性被放大,结果是原来纯粹为反对国民党威权统治,分享政治资源的台湾民众朴素善良的当家作主愿望,日渐膨胀成与中国意识相对立台湾利益优先的主体意识,原本单一的对国家的认知出现混乱,“国家认同”出现多元化甚至台湾化现象,形成一股反民族文化传统和现代文明理性的政治逆流.在这个过程中,当局以民粹主义的手法操控民意,以所谓的“本土与非本土”、“台湾人出头天”等口号遭岛内形成只能谈“独立”、不能谈“统一”的“绿色恐怖”气氛.在标榜社会的台湾,要求统一的人士却得不到的对待,往往被冠以“同路人”而被打压.一些政党政客还将岛内凡是赞同两岸友好交往的言论及举措,一律斥之为“不爱台湾”、“卖台”、“台奸”.凡此种种,都是民粹主义的表现.民粹主义极端强调意见一致,无视少数人的意见和利益,其结果必然是造成对少数人利益的忽略与强制,从而侵犯少数人的利益,导致“多数人的暴政”.而制度对少数人的宽容与保护正是现代精神的内容.更为严重的是,“”主张者事实上垄断了对台湾的定义权.他们把“”理念置于价值之上,将不赞成“”的人士统统称之为“不爱台湾”.当“统独”议题成为主导的政治议题、“”被奉为“最高道德”时,“”反对者或不赞成者就被置于“失语”境地,当局自然也就不把精力与资源放在的基础建设之上,生态日益失衡而逐渐演变成“暴民政治”.

回顾欧洲各国化历史,可以发现,贿选、政治腐败、甚至台湾式的黑金政治,都曾在化进程尤其是化初期的出现过.但是台湾政治所呈现的恶质似乎更为严重,原因是欧洲国家已经是一个自由主义式的,而台湾则是一个民粹式的政治.

四、结论

总体上看,与欧洲相对成熟的政治文化相比,台湾并没有形成与政治相匹配的成熟的政治文化,相反,诸多非的政治文化因素严重影响着台湾政治制度运行的品质.一个缺乏深厚文化基础的政治制度,不容易实现该制度的内在精神,反而出现许多检测之名而行的荒谬现象,从这个角度应该可以部分解释台湾今天的政治乱象.不论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建立在哪一种理想之上,一个缺乏相对应政治文化的社会,很可能会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台湾的政治发展也许正处于这样的关口.

事实上,创设制度仅仅是政治转型的开端和形式,决定转型过程和后果的是外在制度的内化过程能否通过社会政治化和政治社会化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政治动员手段来实现.外来的制度与内在的国家一民族观念、对权威和关系意识的服从之间存在的矛盾,折射出非西方社会在外来政治文化的冲击下政治体系的重建、权力―权利关系重建的艰难与曲折.由于台湾政治文化还处于多种现代和传统因素杂糅并存的混合形态,对它们的政治发展来说,通过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手段来改造现有的政治文化以适应变化,即使不是最为迫切的,但也一定是意义深远的.因而,参考欧洲相对成熟的政治文化,培育具有宽容、妥协、理性、法治和制衡的政治文化,将成为台湾政治化走向成熟的一个前提性任务.

可惜的是,在台湾当前的现实政治生活中,为培育成熟的政治文化所必需的宽容与妥协的意识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对于台湾政党政治的推动阻碍最大的还是“国家认同”问题,一个有南辕北辙不同方向政治发展目标的社会,怎能期望它能产生和谐的气氛,又怎能培养出彼此懂得容忍与妥协的政党.这无疑成为横亘在台湾政治发展面前的一道绊脚石.只有当岛内主要政党在有关台湾前途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切实遵循现行的“宪政架构”与政治运作规范,并真正以精神看待对方的“国家认同”与政策主张,逐步培养出一种宽容自制的政治文化,台湾才能跨越民粹,走向相对成熟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