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泰东图书局是五四时期期刊出版的重要平台,其灵活多样的出版方式为泰东赢得了出版规模；其“趋新”的出版理念为进步社团、为新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出版支持；其商业化的经营思路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言说的空间,但同时限制了自身的发展；其落后的、随意的管理又为自身的长期发展埋下了隐患.
五四泰东图书局期刊出版
杜波,长安大学文传学院新闻传播系.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五四时期期刊研究”（10XXW001）资助项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CHDW2012ZD016）资助项目.
泰东图书局创办于1914年,至五四时期,期刊出版成为泰东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泰东灵活多样的出版方式成就了众多期刊,“趋新”的理念走在了五四期刊出版的前列,商业化的思路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言说空间,落后的管理又为自身的长期发展埋下了隐患.
一、多样的出版方式
五四运动之后,泰东图书局受到期刊界发展的影响,开始重视期刊出版.其期刊出版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由自己书局人员自行创办刊物,自印自发；二是出版其他社会团体的刊物,由泰东印发.除此之外,泰东还代派了不少期刊.多样灵活的出版方式,为泰东赢得了出版规模,其规模在五四时期的中小书局中已算庞大.
由泰东包办首推的《新的小说》和《新人》,创办于1920年.《新的小说》为文学期刊,先后由张静庐、王靖主编,主要刊载新体小说、诗歌、剧本以及评论等,后改名为《新晓》.另一份期刊《新人》以研究国内社会问题为主,由“新人社”编辑,“新人社”实际是泰东的编辑王无为组织的社团,赵南公、张静庐等均为社员.泰东还打算出版专载小说的《小说新潮》及介绍科学知识的《科学的新人》,但均未能实施.
在编辑部人员自办刊物中,也有几个特例.张静庐在1921年主持编辑了《新浙江杂志》并任发行人,泰东图书局为怎么发表行所,其为张静庐的个人行为.创造社成员郭沫若等均在泰东兼做“编辑”,《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也由泰东出版.
由于编辑人员有限,其出版期刊更多则是社会团体编辑,而后由泰东印行.主要有：费觉天主持编辑的北京大学法科学生刊物《评论之评论》；留日学生组织“中华学术研究会”言论刊物《民铎杂志》；“学生救国会”的自办刊物《国民》；易家钺主持,北京家庭研究社的《家庭研究》；何公敢负责,奉信国家主义的政治派别孤军社刊物《孤军》；林如稷、陈炜谟编辑,文学社团浅草社刊物《浅草》季刊；改造与医学社刊物《改造与医学》等.
除上述期刊外,至少还代派过《新中国》《人学》《科学》《美术》《崇实》《革新评论》《外交月刊》《新少年》《南通》《博物杂志》《南风》《建设》《工业》《医药》《新妇女》《理化》《曙光》《新教育》《学艺》等期刊,[1]泰东均参与了这些刊物的出版.
二、“趋新”的出版理念
《新的小说》和《新人》均以“新”命名,“趋新”的意向被不断表达：“为什么要在小说上面加‘新的’两个字,就是要以‘新的’文化来改造旧社会,‘新的’思想来建设新道德”[2]“现在我们所要求还没有实现的新社会,正在那里募集新人；我们几个同志,因为准备去应募；嫌人数太少,不够组织成新社会；所以发行这《新人》月刊,做征求同伴的机关.”[3]
泰东印行的其他刊物都代表着五四时期重要的进步思潮,每份期刊都有明显的“趋新”倾向.《评论之评论》介绍各类学说和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等都进行了评论；《民铎杂志》也为学术研究刊物,有现代思潮、柏格森、问进化论、康德等专号；《国民杂志》力求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家庭研究》专门对家庭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孤军》奉信国家主义,主张“护法”；《创造》《创造周报》《浅草》均提倡新文学理论与创作.
泰东出版期刊的这种“趋新”倾向,与泰东赵南公的出版理念密不可分.赵南公早年曾加入中国同盟会,五四运动后曾是全国各界联合会的上海代表.主持泰东后,赵南公为谋求书局发展,开始转向“时尚”,也敏锐地意识到曾为泰东盈利的“礼拜六派”小说即将不再为读者追捧,决定重建理想的新泰东.所谓“新”思路,无疑受到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认识到只有一切与时俱进的“新”出版才能够获得成功.赵南公作为一个敏感的出版商,虽未投身政治却关注社会发展变化,能顺应时代思潮的变化调整出版理念,尝试创新.也有研究者认为泰东完全是从经济利益出发而“趋新”的.
泰东所印行的期刊基本都是社会团体的机关刊物,可以说,泰东为“趋新”的五四社团提供了出版平台.“有一两种代表一个新趋向的刊物出现时,常是由小书局印行的,如《新青年》《创造》都是.”[4]泰东虽不如商务和中华,但也有着独立的期刊出版能力,设有编辑部、出版部和发行部,尤其是有着自己的印刷机构、发行渠道,让不少社团羡慕.五四时期,出版“趋新”期刊的书局的数量和规模完全不能满足众多试图创办期刊的文化人,油印自己小团体的刊物并在小圈子内传阅的现象比比皆是,均是勉强维持,历时不长.创造社早期夭折了的刊物Green便是其中典型,《浅草》也由于“印刷发行不能兼顾”,[5]专找到泰东为其出版.
然而,泰东的“趋新”并没有一个明显的集中点,赵南公只是主张“首重文学、哲学及经济,渐推及法政及各种科学”,[6]而这个思路以学科为限,带有明显的学究之气.“按照书局经营的整体方向,他们是在极力趋新,却往往‘新’不到点上.”[7]这导致了泰东出版的期刊始终处于不断调整的状态之中,而没有形成一个除“趋新”之外的明显特色.
三、商业化的出版思路
“趋新”前提下,泰东的期刊出版看重的是期刊产生的经济效益,因此,书局对于期刊的内容并没有过多的要求和限制,这为编者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泰东出版的期刊中时有过激言论,这在大书局中却是无法想象的.“像孤军社的人想出杂志,不怕他们都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却不找商务而要找泰东,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多说几句硬话.”[8]泰东还善于采用多种促销、宣传的手法扩大期刊销量,张静庐在泰东就曾专门负责广告与经营.在泰东期刊中常常有自身的广告宣传,如《泰东出版“四大杂志”汇刊》《泰东出版的五大期刊》《本局发行新刊一览》等刊登新出版期刊的目录.泰东还注重期刊广告与书籍广告之间的互相配合,在其他媒体上也时常能见到泰东的广告.在泰东出版的期刊中,经常出版各种专号,有时还利用各种手法扩大期刊影响,如王无为、赵南公还专门发起成立了“废娼筹备事务所”,就是为配合《新人》第1卷2号“上海淫业问题专号”而设立的.
泰东出版《创造》,看上的是郭沫若的“商品价值”,而销路比赵南公的预计要好许多,这才有了《创造周报》的诞生.泰东出版其他期刊也是一样,在泰东,经济利益对期刊出版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泰东之所以如此看重期刊出版,在赵南公私下看来,“盖杂志短篇有时间性,可草率从事”.[9]所谓“可草率从事”,完全是从经济利益角度出发的短视思路,有这样的思路,自然会出现《创造》匆匆复印,排版拙劣,校对荒疏,错误百出的结果.
泰东以盈利为首要目的,与知识分子的文化传播之间必然会产生冲突.创造社脱离泰东与《新青年》脱离群益书社一样,出版者看重的是经济账,而办刊的文化人却更看重“文化账”,当经济账与“文化账”产生矛盾时,这种破裂无法避免.郭沫若认为同人杂志是迫于内心要求的表现机关,“和坊间专以推广销路为目的的刊行物不可同日而语”,[10]在泰东看来,不管是什么期刊,没有销路或销路并不理想,便没有继续出版的理由.赵南公曾设想精简编辑所,在期刊方面拟“《新的小说》《家庭研究》积极进行,《民铎》可有可无,《新人》一卷出齐后稍停,《评论之评论》《国民》主张解约”.[11]
四、落后的管理方法
泰东的管理体系极为落后,所有事务都由赵南公“一手包办”.在外人看来,虽有时“赵南公在他的烟瘾过足之后本来是很可以想些妙计的,但在我以为妙的,少有看见过他实行,而他所实行着的我却是很感不妙”.[12]泰东不但尚未具有现代企业制度,“没有健全的会计制度和人事制度”,[13]而且管理和财务混乱,这就导致其虽出版期刊众多,却最终没有成就自身的期刊品牌,其出版的期刊更是常常短命.
赵南公不善用人,对书局的人力总是不能充分考虑,常常导致编辑工作任务繁重,匆匆从事,如《创造》第一期错误有数百处即为一例.王无为主编《新人》时,有时“十几万言厚厚的一本,竟由他一个人花了十天十夜的工夫,分门别类将它完成”.[14]曹靖华也回忆在泰东时的任务繁重,“把旺盛的精力和宝贵的时间都用上了,依然忙得头昏眼花,疲惫不堪”.[15]
在人员管理上十分随意,工资低还不能按时取酬,这些都极大地打击了书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张静庐回忆泰东对员工的酬劳很是微薄,他自己“每个月可拿到二十元左右,但得三元、二元分几次在柜台上领取”.[16]这个收入不但不能与商务等月薪相提并论,即使与其他职业的普遍收入相比,也十分微薄.凡为泰东工作过的人无不体会到生活的窘迫、生计的艰难,只要有机会便会离开.赵南公对此非但没有足够的反省,还在日记中言辞激烈地记录了对员工的不满.泰东人才流失严重,后来一大批书局的创始人都是从泰东出来的,这在现代出版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员工看来,赵南公是将外人如郭沫若等奉为座上宾,事实上,这种随意的管理在外人眼中更是敏感.即使是有着深度合作的创造社,泰东也从未明确与其的关系,也没有固定的报酬.郭沫若回忆在泰东的待遇时,很是怨气：“他知道我们都穷,自然有一碗饭给我们吃,时而也把些零用钱给我们用.但这些饭和这些钱是主人的恩惠,我们受着他们的写活便不能不尽我们的奴隶的劳力.我们不曾受过他的聘,也不曾正式地受过他的月薪.”[17]后来,当郭沫若等人的不满溢于言表之时,赵南公总是以“定薪水等以前的积欠作为股票”来进行挽留,但这样的话虽说过多次,却从未见诸实行.[18]如此缺乏诚信,使泰东对其期刊的编辑者这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剥削”显得格外露骨,[19]创造社另起炉灶自己组建出版部,也源于泰东的这种落后管理.
结语
泰东为五四时期“趋新”的期刊提供了出版的平台,正因如此,郭沫若后来多次提到应该“感谢”泰东,张静庐也评价泰东“在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中间,它是有过相当的劳绩的”.[20]五四时期,上海四马路上的泰东出版的期刊是新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与其类似的中小书局为新文化的登台亮相、崭露头角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赵南公在日记中有一段比较中肯的自我评价：“盖予生四十年矣,向无恒性,任做何事,无求成之希望,亦未计其如何是成,如何是败.”[21]这“向无恒性”“未计其如何是成,如何是败”也限制了泰东的期刊出版,值得当代出版人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