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2011年5月的新加坡国会选举中,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从上次国会选举（2006年）时的66.6%,下降到此次的60.14%,差点跌破60%的心理关口,并且首次输掉了一个集选区――拥有5个国会议席的阿裕尼集选区.
阿裕尼集选区的“变天”,反映出新加坡政治生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向国会输送更多反对党议员,已成为阿裕尼集选区乃至新加坡全国的多数民意.因此,即便执政党派出深具民望的杨荣文（兼有思想家和外交家的良好口碑,为人正直,二十多年来一直勤勤恳恳为阿裕尼基层选民怎么写作）和其他优质人选出战也无济于事.
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普遍认为新加坡政治从此将更具竞争性,新加坡政治生态将由此进入一个新时代.
新加坡政治生态的演进历程
如果将新加坡与成熟稳健的国家做横向比较,新加坡的政治生态仍是偏向威权主义的,有许多令人诟病的地方.
但若重返历史现场去观察,自1959年在英联邦中正式获得自治地位和1965年正式建国以来,新加坡外有强邻环伺,内有严重的阶级冲突和族群暴力风险,国力弱小,资源匮乏.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的威权统治或许算是最不坏的选择.当然,他的威权统治方式有一些是直接从英国殖民当局那里延续下来的（如规定可进行预防性拘捕的内部安全法令）.
但若把新加坡的政治生态做一个历史的纵向比较,我们会发现,新加坡一直在走着一条向现代多元政治演进的道路,只不过走得很慢而已,以至于看不出这是一条持续地微微向上的曲线.当有人把“新加坡经验”简化为“对社会各方面进行严密控制,同时注意在物质利益方面施惠于民”,甚至把“新加坡经验”作为政治上可以加强控制的理由时,我们应当看到,新加坡的政治化水平一直在悄悄发展、提高当中,不少方面已走在我们前面,可以称之为“新的新加坡经验”.
当然,新加坡的政治演进历程是从一个很低的“第三世界水平”的起点开始的.在当政时,这条路不仅走得很慢,也出现了一些很负面的现象,如打压媒体和民众的言论空间、打压反对派人士、对民众生活管得太细太死,整个国家成了一个被精密控制起来的“新加坡公司”.
但即便如此,外界对新加坡仍有“半”、“有限”的评估意见.这是因为新加坡一直实行英国式议会内阁制,要当总理、部长,都需经过一人一票的国会选举当选议员之后方能出任,而反对党也一直有合法的政治地位.尽管当局通过种种计谋把选举弄得毫无悬念,以至有的新加坡人几十年来都没有参加过（在新加坡不会被罚款）,但每次大选都有一到三成的选民给反对党以表达对执政党的不满.
新加坡的政治演进史可以追溯到二战后的反殖动时期.1948年,英国被迫在新加坡设立立法会,其中包括了一定比例的民选席位,由此新加坡人民开始了一人一票的自由实践.当时的就是一个反专制争的选战高手.作为立法会中的反对党领袖,他高调批评当局解散人民团体、拘押反对派人士、胁迫报章电台为当局唱赞歌等等以求得社会表面的平静.1959年率人民行动党赢得议会选举,他本人成为自治政府首任总理.在上世纪60至70年代,当局一方面实行铁腕统治,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把薄弱飘摇的国势基本上稳定下来.
上世纪80至90年代,新加坡当局逐渐开始调整、松动其政治体制.
1984年,新加坡国会设立若干非选区议员席位,让落选的反对党候选人中得票率居前的若干人进入国会,他们可在国会中针对任何课题发言,但在许多关键议题上无权.1990年 ,国会设立官委议员席位,以让更多无党派专业精英参与国会决策.尽管这两个机制都被视为执政党对人民的政治公关行动,但它们都实质性地维护和促进了国会中声音的多元化.
1990年吴作栋接替成为总理,政府施政风格趋向温和,逐渐尝试为公民开放一些参政议政空间.1991年,新加坡推出民选总统制,由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共和国总统对内阁拥有一定程度的监督权.
2010年4月,新加坡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与国会选举修正案,进一步放宽对反对党的限制.其重点内容有：一、非选区议员人数上限从6人增至9人,如果当选为议员的反对党人少于9名,国会将邀请落选的反对党候选人里得票最高者担任非选区议员,直到把国会里的反对党议员人数补足到9人.二、缩小集选区规模,增设小规模集选区.这将有利于增加反对党获胜的几率.三、政党、政党候选人及其竞选写作技巧除可通过电邮、短信、网络论坛等发布竞选广告,还可使用影音播客、照片/录像共享网站、彩信、Facebook、Twitter、手机应用程序等新媒体发布竞选广告.四、候选人的竞选开销上限从每名选民新币3元增至3.5元.
自建国以来,新加坡执政党每隔数年就要经历一次大选,它无法强迫选民投它的票,只能靠政绩和良好怎么写作态度来讨好选民以换取执政地位.一个执政党议员常常在一年中要接待数千乃至数万选民,而反对党同样也要靠与选民的紧密联系来谋求生存与发展.目前新加坡比较活跃的政党有新加坡正义党、国民团结党、人民行动党、新加坡马来国民机构、全国巫人统一机构、革新党、新加坡联盟、新加坡党、新加坡人民党、社会主义阵线、工人党等等.
“新的新加坡经验”
2011年的国会选举,使许多“新的新加坡经验”进入我们的视野,特别是它在多元政治与公民社会方面的经验.
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认同多元竞争体制.无论是胜选者还是败选者,都显示了君子之风.当外交部长杨荣文获知自己败选后,坦然说“这就是政治”.他还指出“有一股我们不能战胜的时代潮流”,这股浪潮“正从根本上影响新加坡和全世界.科技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组织,你口袋里有一台苹果iPhone手机,有了随时随地计算及沟通的能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改变了.亲子关系、师生关系、部长与公民的关系,甚至僧侣与信徒的关系都在改变”.过去,执政党习惯于在等级制度里运作.现在,已如杨荣文所说,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社会在变,政治也必须变.
而一次比一次激烈和有吸引力的选举,就是一堂堂公民课程.新加坡选民通过认真思考,自由地给自己认同的候选人.2011年大选,有约206万选民,率超过93%；选务部门还在新加坡之外的全球9个城市（包括中国的北京、上海、香港）设立海外点,也有不少海外选民专程回国.
此次大选显示了新加坡反对党的日益成熟、稳健.
有人这样称赞打赢阿裕尼选战的工人党领袖刘程强：他会亲力亲为帮居民解决问题,如自己设立助学金资助选区的穷学生；他也并不总是在国会里与执政党唱反调,有时也向居民解释,政府某些政策是好的,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
反对党还有一个显著变化是人才的增长.
过去新加坡的优秀年轻人在稍露潜质时就会被政府拉拢、培养、征召,反对党在人才方面根本无法与执政党竞争.但现在反对党里的各类人才越来越多,不少人拥有博士学位并在职场上享有声望,还有一些人才是从执政党阵营中跳槽出来的,如国务资政吴作栋的前任首席私人秘书,如人民行动党的某地区青年团前主席等.吴作栋感慨说,即便执政党输掉一些议席,新加坡人也不会输,因为“对方也是有能力的人”.
此次大选也展现了选民的新面貌.
在当前新加坡选民中,1965年建国后出生的约占一半,2011年大选有近1/5的选民是第一次.对年轻选民而言,人民行动党在独立运动时期和建国以来的丰功伟绩只属于过去,现在他们不仅在意民生问题如物价上涨、写不起房、贫富差距等等,也在意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民调显示,2/3的年轻选民希望反对党在国会的议席比例超过20%.竞选期间,曾警告选民不要给反对党,否则会后悔5年（即直到下一次大选）.此话引起许多选民的反感,一位选民说,如果他给执政党,他将会后悔一辈子!已经快成为执政党的票房和选战负资产,近日他宣布不再担任内阁资政（他担任这一职务已近21年,该职务相当于内阁的“总教练”）,算是有自知之明.
值得一提的变化还有：支持反对党、参与反对党活动的选民或候选人不再有恐惧感.过去反对党人出来参选,往往要做好坐牢、破产、失业、名誉扫地、流亡海外的准备.但这次大选基本上没有发生上述情况.另外在本次大选中,执政党和反对党都谨慎地避免炒作新移民（占新加坡常住人口的近1/4）议题和与邻国关系议题作为赢取选票的手段,避免民粹式的选举动员.
“新的新加坡经验”还包括：新加坡反对党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也介入了对地方事务的实质性管理.此次反对党在阿裕尼集选区与后港单选区获胜,也相应地获得了管理这两个选区市镇理事会的权力,相当于反对党可以在地方“执政”,因为市镇理事会具有一定程度的地方政府性质.
“新加坡经验”在变,新加坡已走在前面,有心学习“新加坡经验”者,当然就必须奋起追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