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亚洲,不乏女性政治家担任政府领导人的案例,如印度的英•,甘地、巴基斯坦的贝•,布托、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夫人和她的女儿库马拉通加夫人、孟加拉的卡莉达•,齐亚与哈西娜夫人、菲律宾的阿基诺夫人和阿罗约夫人、印尼的梅加瓦蒂,此外还有两位女性政治家曾经离政府领导人职位只有一步之遥,她们是印度的索尼娅•,甘地和缅甸的昂山素季.
印度女总理英•,甘地的父亲是尼赫鲁总理.她本人死于政治谋杀.
巴基斯坦女总理贝•,布托的父亲是死于政变军人之手的阿里•,布托总理.
斯里兰卡女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丈夫是死于政治谋杀的班达拉奈克总理.斯里兰卡女总统库马拉通加夫人是班达拉奈克夫妇的小女儿,并且她的丈夫库马拉通加也是一位死于政治谋杀的政治家.
孟加拉女总理卡莉达•,齐亚的丈夫是死于政治谋杀的孟加拉前总统齐亚•,拉赫曼.孟加拉另一位女总理谢赫•,哈西娜的父亲是死于政治谋杀的孟加拉国父谢赫•,穆吉布•,拉赫曼总统.
菲律宾女总统阿基诺夫人的丈夫是死于政治谋杀的菲律宾政治家阿基诺.菲律宾另一位女总统阿罗约夫人的父亲是马卡帕加尔总统,还好,马卡帕加尔总统没有死于政治谋杀,是正常死亡.
印尼女总统梅加瓦蒂的父亲是在军事政变后郁郁而终的苏加诺总统.
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的丈夫是死于政治谋杀的拉吉夫•,甘地.
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的父亲是死于政治谋杀的缅甸国父昂山将军.
家族政治链条上的荣耀与厄运
从上述案例来看,亚洲女性政治家要在政坛登顶,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一、所在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她们的支持者都是比较狂热、朴直的政治追星族；
二、家族政治盛行,她们无一例外地属于某个政治家族.她们在政坛上的登顶,反映的是家族政治的神奇效应,而不是女性政治权力的抬升；
三、实行选举制度,她们都是在动荡的政局中通过选举上台；
四、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政治谋杀.
政治谋杀所制造的“公义缺失”和政治悲情,使长期寻找不到公义并且具有家族效忠惯性的选民们对这些“可怜的孀妇或孤女”充满了同情,并“辅佐”她们最终继承了她们丈夫或父亲的职位,这很接近亚洲传统戏剧中的“沉冤昭雪”主题.
亚洲女性政府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政坛中非正常死亡者的妻子或女儿（除了英•,甘地和阿罗约夫人,但英•,甘地本人死于政治谋杀,这导致了她的儿子拉•,甘地上台,而拉•,甘地死于政治谋杀又导致了他的妻子索尼娅•,甘地成为国大党主席等）.在政治权力方面,她们与她们的父亲或丈夫之间有着某种继承关系.
其实在亚洲还有几位知名的或不那么知名的女性政党领袖,如韩国大国家党主席朴槿惠和马来西亚的人民公正党主席旺•,阿兹莎.朴槿惠的父亲是死于政治谋杀的韩国前总统朴正熙,而旺•,阿兹莎的丈夫是身陷“冤狱”的马来西亚前副首相安瓦尔.不过韩国和马来西亚与前述亚洲发展中国家相比比较富裕,近年来政局比较稳定,选民的家族效忠情结也不那么明显,因此目前朴槿惠和旺•,阿兹莎要想在政坛登顶,要么不可能,要么只能靠自己的才能而不是家族的光环.
经典案例：班达拉奈克家族
1994年11月,斯里兰卡产生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总统.女总统库马拉通加夫人的父亲是斯里兰卡首任总理班达拉奈克,她的母亲班达拉奈克夫人也担任过两任总理.库马拉通加夫人当选总统后,又请她78岁的老妈出山,再度担任总理.真让人弄不清这到底是国家政治,还是“家国政治”.
在南亚和东南亚,不少家庭主妇一夜之间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老套的寡母节妇受旌表的故事,被赋予现代的形式.法拉奇是这样描述班达拉奈克夫人崛起于政坛的：她身着丧服出现在人群面前,一言不发,只是哭泣.于是,群众与她一起泣不成声.于是,她从一个温存的妻子,谨慎的秘书,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似乎生来就能以魅力赢得民心的人物,她将像一个纯朴的母亲主持一个家庭那样治理一个国家.
就这样,班达拉奈克夫人在丈夫遇刺身亡后的第二年（1960年）,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理,这个破天荒的纪录,把实行自由选举制度的所有西方国家都比了下去.
班达拉奈克夫人在出访欧洲国家时把自己成为政府领导人的原因归结于锡兰（1972年更名为斯里兰卡）的佛教传统,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其中包括了男女平等.这种带有异国情调的说法显然无法解释为什么她能当总理而斯里兰卡的公司领导人和国会议员中女性却那么稀少.
不过,亚洲流行的宿命论却能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解释框架.深信宿命论的人在社会行为上缺乏主动性,在个人的现世命运方面,在个人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上,他们只跟随“宿命”的指引.宿命是如何感知到的呢?只能通过某种神秘的启示和联系,或者是基于某种权威和惯性,例如在政治上,一个“神圣家族”的谱系（班达拉奈克去世后被认为是神）就是政治行动的指引,而班达拉奈克夫人圣母般的大幅宣传海报,让崇信宿命的普通百姓看到了心灵上的“定海神针”.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班达拉奈克夫人是被“宿命”突然推到政治巅峰的,而不是像撒切尔夫人、希拉里那样凭自己半辈子的努力才辛苦地挤到政坛前台.
在人民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情况下,班达拉奈克夫人的神圣家族魔力和亲民风范,很容易让贫苦百姓感恩戴德,长期的压抑遭遇使后者形成了希望能在慈母膝下承欢的心理习惯.从而,有那么一点政治智商的人都能发现,在这种糟糕的社会情境中,慈母形象是可贵的“政治资源”.
贫苦人们的另一个心理习惯是对“把公义变成事实”的电影乌托邦故事的迷恋,在这种梦想移托的集体心理之下,银幕上男性英雄的扮演者也很容易成为政治明星,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就是典型的一例,印度、拉美也有许多类似的例子.我们再检测设一下,如果政治家族与电影明星联姻,然后又发生了政治谋杀,多种亚洲政治因素凑在一起,将会出现怎样的奇迹?
来看班达拉奈克家族的例子,1978年,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小女儿钱德丽卡与斯里兰卡著名影星库马拉通加结婚,成为库马拉通加夫人.1988年库马拉通加先生参与总统竞选时遇刺身亡.库马拉通加夫人在避居欧洲两年后,继承“夫志”重返政坛,在1994年成为斯里兰卡总理.赢得总理职位后,她又马不停蹄地竞选总统.竞选期间,她的主要对手,统一国民党的候选人迪萨纳亚克遇刺身亡,该党经过一番考虑和争吵之后,决定推出迪的遗孀斯丽玛做新的总统候选人,从而形成了“寡妇PK寡妇”的奇特局面.
库马拉通加夫人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身上有她父亲──开国总理班达拉奈克先生、她丈夫──人民党前领袖、著名影星库马拉通加先生的灵魂附体,也有她母亲──曾两任总理的班达拉奈克夫人的鼎力支持.这3个人的崇拜者也把崇拜叠加到库马拉通加夫人身上.结果,库马拉通加夫人不仅当选了总理,继而又当选了总统,然后再任命母亲“继承”了自己刚获得不久的总理职位,从而创造了亚洲家族政治的奇迹,也创造了母女连环当政的奇迹.
男性中心地位并未改变
在斯里兰卡,出现了“寡妇PK寡妇”的极端经典.在孟加拉国,则出现了“寡妇PK孝女”的极端经典：在谢赫•,穆吉布•,拉赫曼总统和齐亚•,拉赫曼总统先后死于非命之后,前者的女儿与后者的遗孀展开了长达10多年的政治竞争,都曾经担任过政府总理.一时间,南亚的这两个国家,都是女性在进行政治上的巅峰对决,达到了“亚洲女性政府首脑现象”的极致.
有一个时期,巴基斯坦的人民党主席是由贝•,布托和她的母亲努斯拉特•,布托共同担任的,而贝•,布托在父亲在天之灵的护佑之下,以“布托的女儿”之名两度成为巴基斯坦总理.
亚洲政治家族中的女人们是如此地受到她们已死去的丈夫或父亲的眷顾,以至于都是顺风顺水地闯入原属男人的政治禁地.在马来西亚,前副首相安瓦尔入狱后,新成立的反对党根本不用选谁来出任领袖,才华再高也没有入狱者的妻子这一身份更有号召力,于是旺•,阿兹莎迅速从家庭主妇成为政党领袖.
对于此种现象可以从若干角度去分析.例如,这是因为亚洲人尚未掌握现代政治的精髓,他们也搞“自由选举”,但他们的心智似乎只能接受那些表层的魅力的诱惑.是他们把现代政治当作了剧场里的捧角行动,当作了与“恤孤”、“昭雪”、“怜悯”、“忠贞”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行为”.
群众拥护妇女执政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政治在男性政客手上已经变质,而一个纯朴的家庭主妇会以她的纤手把“家里”抹得干干净净.直到贝•,布托涉嫌贪污流亡国外,人们才获得了一些新经验；而班达拉奈克夫人的任人惟亲,也广受批评.
需要指出的是,在女性当政的表象之下,依然是男权居于主导地位的亚洲现实.
首先,这些女性政治家闯荡政坛的最大资本,是她们死去的丈夫或父亲.在前述国家里,百姓对女性政治家的崇拜的实质,是对政治家族的崇拜和心理依赖,而这些政治家族都是由“死去的男性们”开创的.在这些国家里,对家族、教派、宗族、地方的效忠往往先于对国家和宪法的效忠,选民们对政治家族中“才华横溢的死去的男性们”的态度是效忠,而对“他们只会哭泣的女人或女儿们”的态度,说穿了在更大程度上只是怜悯.
其次,这些女性政治家往往只是男性权力集团的前台木偶,她们的幕僚、阁员和议会中的本党议员,明显地是男性占绝大多数,她们贯彻的只是他们的意志,而她们孀妇孤女的形象,只是他们的一种政治资源而已.这是一种权力的暂时性替换,女性领导人背后的男性权力集团在失去耐心或与女性领导人产生冲突时,他们就会当机立断撤回支持.这些女性领导人的执政地位看似强大,实则非常脆弱.
凶杀制造了悲情,悲情搅乱了政坛权力分配,但是男人们可以等一等,让一让（不然男人们为什么会自诩“男人的心胸更加宽广”呢?）,偶尔挥霍一下骑士也是可以的.当我们看到印度的索尼娅•,甘地在目睹了婆婆和丈夫死于政治谋杀之后,被本党男性权力集团硬逼着出来参政,来强行榨取她作为“神圣家族”政治遗孀的剩余价值的这种不堪情景时,我们更能感知到女性政治家们在政坛中的脆弱地位.
索尼娅•,甘地最终还是很努力地去摆脱男性权力集团的挟持.在她领导的国大党赢得大选后,她出人意料地拒绝担任政府总理一职,让神圣的家族政治链条出现了一下反常的摆荡,而印度政治也在这一刻,显现出了它努力向家族政治告别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