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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受贿案,并进行了微博直播.
这是十八大后风暴席卷至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刘铁男是十八大之后首个被中纪委立案调查并“双开”的省部级官员.在诸多落马的省部级以上高官陆续会转入司法审理程序的时刻,这个案件提供了一个比较典型的“脚本”,其间透露出主政者在风暴中意欲传递给官员群体和广大民众的诸多信号.
至少从庭审表现看,刘铁男的“光环”已然褪尽.当初被时“贼喊捉贼”的权力蛮横早已不见,积极退赃,痛哭流涕地忏悔,甚至还提出自己的建议,努力为自己争取“从轻发落”.而检方在提出刘铁男具有的从轻处罚的情节之外,还总结了此案的三点警示：第一, 拒腐防变思想堤坝的坍塌,是被告人违法犯罪的根本原因.第二, 监督制约权力机制不到位,是被告人违法犯罪的客观因素.第三, 对子女的娇惯、溺爱、纵容,是本案的显著特点.
这是一个堪称“完美”的套路.虽然可以想见,后面高官受审不会和此案达到严丝合缝的程度,但此案给出的信号是明确的：涉案的官员不可能对抗大潮,争取宽大处理是最好的选择,仍在位的官员要放弃一切幻想,该收手的赶紧收手.同时,每一个重要个案,其教训总结都会成为审判的一部分,暗示着下一步制度变革所要集中解决的焦点问题之所在.
随着一幕幕庭审“大戏”的陆续上演,十八大后的风暴也逐渐进入自己的“下半场”. “下半场”
自从年初全国“”上那句有名的“你懂的”之后,时间又过去了半年.我们看看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
前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立案审查,“大老虎”现身.
山西官场“地震”发生.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后至少有50余名山西官员落马.其中有7名省级官员,6人均为山西籍,而这6个山西籍省级官员都是在2014年6月开始陆续被公开宣布“落马”.随着的进一步推进,人们很难排除类似山西这样的地方官场“地震”再次发生的可能性.
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一种以办案为主业的纪检新体制的面目日益清晰,50多万专职纪检监察干部的集体“转型”,其对政治和权力格局的影响,则刚刚开始.
宣布要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研究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同时,以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和纪念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为契机,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特别对社会主义政治进行了系统总结.和法治,与败有着深层次勾连,正是治本的关键所在.
在这段时间里,对于腐败积弊的整治和清理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比如在集中规范清理干部到企业期间,全国各省区市共排查出党政领导干部企业近8万人次.广东率先整治“裸官”,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先后调整岗位860多人,另外还有280多人配偶、子女迁回国内.国际追逃追赃也开始有所动作,9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开展为期半年的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重点针对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开展引渡、遣返和劝返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年初,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提出要“一案双查”―对发生重大腐败案件和不正之风长期滋生蔓延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实行“一案双查”,既要追究当事人责任,又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
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看到与之相关的典型案例,但这段时间已经开始有点眉目,最有可能的仍是山西.
9月1日下午山西省领导干部大会召开,宣布关于山西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一位政治局常委亲自出席这样的会议并讲话,这是不多见的.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刘云山在讲话中指出,山西政治生态问题不少,而原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在讲话中表示,山西党风廉政建设和败斗争发生的严重问题,自己作为省委书记负有领导责任.
其他比如清理官员及配偶、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等,效果如何,人们也在拭目以待.
走到一定程度,一定是一连串事件,绝非查处个案的简单积累,诸如重整一省政治生态、纪委转型、国际追赃、追究腐败“重灾区”的领导责任等,都意味着正在向深水区走去.在经历了上半场“落马”官员级别不断拉高直至正国级的兴奋劲头之后,下半场面临的都是真正难啃的“硬骨头”. 不敢腐和不能腐
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即败下半场,查办案件的威慑态势不会减弱.甚至可以说,依照王岐山的逻辑,治本一日不成,治标一日不可能停歇.
在国家部委,发改委司司长刘振秋,今年5月升任司长,时间不长,9月27日晚就被“带走”.在国企,中铝总经理孙兆学在参加夏季达沃斯论坛后没几天,便被宣布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在地方,9月17日,江苏省连云港市委书记李强因涉嫌严重违纪,在会场直接被带走,接受组织调查.人民日报客户端近日发布文章《近5%地市一把手落马意味什么》称,在李强“落马”后,十八大后落马的地级城市“一把手”已增加至14人,若按全国287个地级城市来算,这一数字的占比接近5%.
2014年7月初,十八大后第四轮巡视开始,巡视对象包括江苏、一汽集团等,按照常规目前已经进入收官阶段.以现在巡视组“指导”、提供线索等工作的力度,一批腐败案件的暴露是必然的事情.而2014年以来,时不时的官员“失联”、的消息,媒体所“渲染”的纪委带走官员的方式,包括人民日报微信公众9月24日晚发布文章《王岐山执掌中纪委近700天,变化太大》中总结的,王岐山“公开露面次数偏少的月份,落马的高级官员数量较多”的所谓统计规律,等等,无不在加剧着高压态势的氛围. 将纪委办案过分神秘化是没有多大必要的.贪腐集团怕的不是权力运作的神秘,而是公开透明.并且,任何政治动作,要于国于民有利,首先要看发出的是什么信号.这些信号,王岐山领导的纪委其实已经多次表达得很清晰了.
首先是不敢腐,即仍然蠢蠢欲动的官员要及时收手.
回到常识就可以知道,当前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腐败呆账经过历年积累,已经很庞大,在面对腐败呆账巨大的约束条件下,没有一定强度的案件查办,大业根本就不可能取信于民,当然也无法让官员“收手”.所以,王岐山总结现在不敢腐已经初见成效,也就是说信号已经开始改变官员的实际行为选择.那种台上声嘶力竭要廉洁自律,台下大肆贪墨谋取私利的两面官员,越来越没有市场.这当然是通过不断加大腐败案件查办力度和八项规定惩戒力度带来的.
但常识也告诉我们,追究既往固然重要,但关键在于如何保证提拔起来的人今后是能够干净做事的,也就是要避免“前腐后继”,实现不能腐.所以,王岐山不久前参加政协座谈会时就明确提出,希望大家研究如何实现从不敢腐到不能腐的迈进.
在的逻辑里面,不能腐要解决的就是真正难啃的硬骨头.比如国际追逃追赃,这实际上是要断污吏们的后路,并且一个巨贪的遣返,往往也会引起一定范围内的官场“骚动”.但国际追逃追赃的完成需要解决大量的体制机制性问题.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引用了一个数据称,根据保守估计,全球发展中国家每年有200亿至400亿美元被非法转移,但在过去15年里全球被追回的资产仅为50亿美元―3000亿到6000亿美元的非法转移,仅仅追回了50亿美元.
再比如裸官,广东省纪委和组织部负责人在参加中纪委监察部网站《三人谈》节目时就表示,很多“裸官”他是不申报的,因此要鼓励人民群众和网民来检举、揭发“裸官”、.负责人还特别用曹鉴燎为例子指出,“实际上他（及家人20世纪）90年代就有了港澳居民,但实际上他们一直都在广东工作和生活,其他干部也有这样的.也就是尽管有了外面的身份,但是他不移居,这个隐蔽性更强,也非常危险.”
根据公开的信息看,在败下半场,围绕诸如领导干部待遇、个人事项申报核查、权力清单公开、公务员薪酬等方面的具体制度会陆续出台或完善. 政治新常态
实现不能腐,那么败的最终指向目前很明了,就是构建政治新常态,也就是十八大早就提出来的“政治清明”,与之相关的就是对于官员的“清廉双优”的要求.《人民日报》在关于营造党内生活新常态的“四论”中就提醒各级官员,在落马成为大概率事件的情况下,“另寻对策哪有空间,心存幻想更没出路,努力适应廉洁政治新常态才是正道”.
在2014年年初的十八届纪委三次全会的讲话中,总书记曾经强力批判了“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的所谓“圈子文化”： 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些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
在山西省官员对省内腐败问题的反思中可以看到不正常的政治生态的具体表现.《新华每日电讯》的一篇评论如此总结：山西政治生态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简而言之,一是权力与资本勾结,结成了许多基于利益的政商朋友圈；二是基于地域、同学、派系等关系,结成了一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同盟圈.两个圈子让山西的权力监督机制和权力运行规则畸变,让这个煤炭资源大省的一些官员深陷“黑金泥潭”.
这正是总书记批评的“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权力失去了限制和约束,劣质的政治生态不独山西存在,只是因为煤炭所代表的资源性经济暴利带来的“黑金泥潭”更加、更加,权力的畸变更加惊人而已.
在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总书记总结了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否的、有效的几条标准,其中之一就是“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败下半场,要紧的就是构建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的新常态.只有构建起了这种新常态,已经被腐败文化过分腐蚀的普通民众的政治文化心理和实际行为选择,也才能得到根本改观,真正做到“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离不开和法治.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始终是衡量和法治进步程度的一个重要刻度.和法治,不仅是避免越反越腐历史怪圈的基本答案,也是有效化解单靠自上而下某个强势机构的固有弱点的基本方法.
刘铁男不再是我们的“同志”,但他给出的建议还是要听一听的.也就是,在市场经济中,审批权应当大量下放到市场,从源头上解决政府不该管的一些事.这就是制约权力.同样,当我们讲“遇事好商量”是社会主义协商的优势的时候,这种“商量”就不能是可以被权力轻松规避掉的才行―可以商量,也可以不商量,等于是“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没权”.
没有和法治,那么围绕“不能腐”开始陆续构建的具体制度,其实际成效和生命力始终会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